導讀
窮究事理，增長知識和智慧
朱子說：“本章闡述至善的要領。”
“格物”“致知”是“八條目”的基礎。“格物”即明辨。窮究事物的道理，從而擴充知識，增長智慧，一說“格”是格除的意思，即格除自己思想的雜質，使自己不被物欲所誘惑而蒙蔽了自己的本性，便自己不受惡行的玷汙而汙染了自己的心靈，使自己的行為高尚，使自己的心靈美好，使自己的修養提高。
原文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第一句程子謂為衍文。第二句朱熹指其上麵別有闕文，故“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以下，乃朱菉取程子之意補撰，用以解釋格物致知的義理。“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知其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譯文
經文上說的致知在格物，是說要想推極我自己的知識，就是對每遇到的事情去考究它的性理。因為人心的靈敏，都是有知的，而天下的事物，也沒有一樣不具有性理的；隻有在事物的性理上不曾用心窮究，那他的知識就很有限。不能徹底明白。所以大學開始教人，必使學者對著天下一切的事物，都要依自己粗淺的道理去窮究它，以求能到達它的極點。等到用力窮究的時間久了，自會有一天能心竅開朗，對一切道理都能貫通，那麼，天下一切事物的外表和裏麵，精細和粗淺，就沒有不通達的人，而且心中的全部體製和最大作用，也就沒有不明白的了。這就叫做窮究事物，也叫做知識的極詣。
此謂知本。
解讀
民為邦本
人為天地之靈。數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就是立足於民，關注民生，注重民心，體恤民情，主張為民請命。從盤庚的“重民”到周公的“保民”再到孔子的“愛民”：從孟子的“民貴君輕”到苟子的“君舟民水”再到漢唐以來的“民為邦本”；不論是政治家，還是人文智者，或是古聖先哲，在對於民眾的關懷上，都體現著精深的辯證色彩，富有深刻的哲思和睿智的思想光芒。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曆史總是在“君權”與“民本”間搖擺，從而推動曆史在跌宕起伏中曲折前進。最典型的例子當數秦王朝。秦統一六國，可謂上應天意，下順民心，但麵對百廢待興的殘局，秦王朝卻踐踏“公天下”的道德傳承，隻為了一家一姓的權利而不顧百姓的意願，一味地奉行嚴刑峻去剝奪人民的自由，加重人民負擔，從而激化了社會矛盾，結果隻經過短短十五年便改朝換代。於是，後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以“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警語告誡當政者要善待民眾，愛護百姓。
中國曆代王朝盛衰興亡的演變史無一例外地證明民心的向背是興之的最關鍵的決定因素。統治者“重民”，則“其興也勃焉”；統治者“薄民”，則“其亡也忽焉”。一部《二十四史》，記載的是朝代更替的曆史軌跡，體現的則是民心所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些以成就帝王霸業為目的的統治者。隻是把人民當作實現這一目的的工具，甚至把人民群眾看作是無知無識的“群氓”，或是供其驅使的“牛羊”。這些統治者雖然也曾掀起了曆史的波瀾，但是他們的功業都是短命的，很快地便又被民眾爭自由的浪潮所淹沒。
相對於鬥轉星移朗朗乾坤，人類是渺小的，是微乎其微的。要推動人類曆史的發展，必須懂得“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道理。
活學活用
盡職所任，為民謀利
薛胄，字紹玄。隋代汾陽（今山西萬榮縣西南）人。北周大將軍薛端之子。薛氏從東晉時就是豪門世族，曆代顯赫。薛胄雖然生在豪門顯族，但他聰穎好學，經常借閱那些束之高閣、無人翻閱的深奧古籍。每覽奇書，對於其中所載的奇人異事，都細究深摩，直到了然於胸，曉解其義。少年時代的刻苦攻讀，為薛胄日後實現救世濟民的理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