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種化繁為簡、舉重若輕的智慧。
據野史記載，乾隆皇帝與大臣劉羅鍋有過這樣一次對話。一天，乾隆皇帝閑來無事，又想出題難難劉羅鍋，便問他：“京師九門每天出去多少人？進來多少人？”
劉羅鍋稍加思索，然後伸出兩個指頭答道：“倆人兒”。“怎麼隻倆人兒？”
劉羅鍋說：“萬歲，我說的不是兩個人，而是兩種人：一是男人，一是女人，這不是倆人兒嗎？”
乾隆笑笑，又發一問：“你說咱一年生、死各多少人？”劉羅鍋答：“回奏萬歲，全大清國，一年生一人，死十二人。”
“照此下去，豈不是沒人了嗎？”
劉羅鍋說：“我是按生肖來說的。”
比方說，今年是馬年，無論生一千、一萬、十萬、百萬，都屬“馬”，故此說，一年隻生一個。
而一年當中，什麼生肖的人都有死的，不管死多少，總離不開十二生肖，所以我說一年死十二個。
這裏，劉羅鍋的“轉化”主要著眼於語義解釋範圍的縮小。
化繁為簡，還體現在將內涵本來較為複雜的問題，導向簡單明了或具體生動的答案。這種繁簡的轉換，同樣體現了語言的玄奧和魅力。
一次，在一堂政治課上，政治老師圍繞人生觀和生活態度的問題，向學生講了一大堆深入淺出的道理，學生的反應非常熱烈。
在隨後的自由討論中，一位學生向老師提出了一個尚未徹底理解的問題：“老師，請問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的區別到底在哪裏？”
老師愣了一下，因為這個問題講課時已經涉及，並有所闡述，現在再複述一遍，既嫌口羅唆，時間也不允許。老師經過短暫思考後，這樣回答：“簡單地說吧！假定桌子上有一隻酒瓶，裏麵裝了一半的酒，看見這瓶酒的人如果高喊起來：‘太好了！還有一半。’這就是樂觀主義者，而如果有人對著這瓶酒歎息：‘糟糕！隻剩下一半了。’那就是悲觀主義者。”
麵對老師的妙語，學生們哈哈大笑，那發問者也頗有所悟地連連點頭。
這裏，學生問得複雜抽象，教師則答的具體生動。在“繁”與“簡”的對比中，學生們收獲不小，而我們，又何嚐不從中得到智慧的啟迪呢？
遇到某些話題如果不想正麵回答，聰明人總會設法轉移焦點，運用一種若即若離、似是而非的語言方式，擺脫困境，另覓良機。
前些年，日本著名電影演員中野良子到上海進行藝術活動時，中國朋友十分關心這位35歲還未結婚的電影藝術家。有人問她準備什麼時候結婚。中野良子笑容滿麵，十分友好而機智地說：“如果我結婚，就到中國來度蜜月。”她的回答既爽朗又巧妙，把“何時結婚”的問題變成了“在何地度蜜月”的問題，避開了她不想公開正麵回答的問題，使人們不好再追問下去，同時又非常強烈地表達了她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讓人們無不為她的口才和風度而歎服。移花接木重在“移接”，而不是重在“轉變”。這裏的“移接”，是指將原話題“嫁接”在另一個與之相關聯的話題之上，兩個話題細究起來雖有不同但關係非常密切，乍一聽仍有以假亂真的感覺。
有位美國客人參觀韶山毛澤東故居之後，在附近一家個體戶飯店吃飯。老板娘一手正宗湘菜，使美國客人吃得十分滿意。
付款的時候，客人突然發問：“如果毛澤東主席還在，會允許你開店嗎？”
這話甚難回答：說允許，顯然不合實際，說不允許，又有貶低否定之意；如果沉默不回答，也會影響交際氣氛。但見老板娘略加思索後，從容答到：“如果沒有毛主席，我早就餓死了，哪裏還能開店呢？”
多麼敏捷的回答，多麼巧妙的“移花接木”啊！
語言的世界就是如此奇妙。它既以其所指表現語言內涵和外延的確定性，又以其暗示語言內涵和外延的模糊性。“移花接木”就是模糊世界裏孕育出的語言智慧之花。
上述美國客人的問話，其實含著一個隱性的判斷：毛澤東不允許你開店，因而毛澤東是應該否定的。
老板娘聽出了客人的弦外之音，便充分利用語言的模糊意義，巧妙地轉移話題，用毛澤東締造新中國的功績以及對自己現實生活的影響，來回答客人旨在否定毛澤東的問題，既不輕慢客人，又維護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
老板娘通過運用“移花接木”法，將本有可能出現尷尬的語言交鋒，點化成為表現智慧和自信的語言舞台，真可謂“移花接木佳果出，別有洞天美景來”。
英國前首相威爾遜在競選時，某次剛把演說進行到一半，突然有個故意搗蛋者高聲打斷他：“狗屎、垃圾！”把他的話貶得一文不值。
威爾遜麵對狂呼者的搗亂，報以微微一笑，然後平靜地說：“這位先生，我馬上就要談到您提到的髒亂問題了。”搗亂者被他弄得啞口無言。
將兩個辱罵人的詞語———“狗屎”、“垃圾”，順勢移置成一個嚴肅的演說話題，既掩飾了自己的窘境，又消解了對手的攻擊。
為此，我們實在應該為“移花接木術”擊節稱賞！
無中生有、答非所問
“無中生有”在現代的語義解釋中，往往是指憑空捏造、栽贓陷害，含有貶義。而在某些特殊的言語交鋒中，巧妙地把沒有的說成有，憑空弄出一段妙言，卻是說話高手的拿手好戲。
作為雄辯方法之一，無中生有的含義與一般概念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