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是聰明的，舌頭的確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也是最壞的東西。它作為語言工具具有兩重性，就看每個人怎樣使用它，怎麼說話了。從古人曾有的“一言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誤國”之說，到常言所說的“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的道理，無不說明善於表達與交流的起碼要求和首要準則，就是要有良好的態度和意圖，講求文明禮貌。
就像在大街上，一個遊客隨地扔果皮，一個“糾察”眼疾手快，一把揪住了那個遊客的衣袖：“罰款，掏錢！愣什麼？你他媽的不給錢，甭打算走！”隨地扔果皮，該罰；但為糾正這一錯誤而出言不遜，難道就不該罰嗎？如此維護文明，不知文明何時才能實現？
在一個普通的家庭裏，年輕的爸爸悔恨自己文化不高，指望孩子能有出息，並很想抓抓早期教育。這天他下班回家，往沙發上一坐，就給孩子出了一道算術題：“兒子，一加二等於幾？”孩子說：“不知道。”“笨蛋！”爸爸又說，“我告訴你幾個，笨蛋！比如，我跟你媽媽，再加上你，一共等於幾個？笨蛋，快說！”這回孩子知道了，伸出了3個手指頭：“3個笨蛋！”不要以為這隻是一個笑話或一幅漫畫，日常說話如此粗魯，像這樣的父母能把孩子培養成為高素質的人嗎？實在令人懷疑。
醫護人員整天為救死扶傷、防治疾病而辛勤工作，他們的職責真是很高尚，不然怎麼叫他們“白衣天使”呢？但是，在這最講衛生的群體中，某些人說話卻很不“衛生”，不像天使。比如，在某醫院的神經科，一位剛剛入院的病人正在惴惴不安向值班護土詢問：“同誌，這神經科治的都是些什麼病？”“多啦！都是難治的病。”護士隨口答道。病人還是放心不下，又問：“像我這樣腦子有病，大約多長時間能治好？”“咳！你隻管住院得了，問這麼多幹啥。”護士有點不耐煩了，病人再問：“我想問問神經科都治些什麼病呀？”“什麼病？沒聽說嘛，神經科神經科，活的少死的多，剩下兩口傻嗬嗬！”這兩句話，對於這個本來就顧慮重重的病人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使他感到求生無望，會想到不如一死了之，導致他的病情惡化。這些生活中常見的現象表明說話的態度至關重要。
禮貌待人，文明說話，不僅要在人際的直接交流中做到，而且在背地裏也不該隨意指責和謾罵某個不在場的人。在公共場合和辦公室裏，常有這種不良現象：有些人很愛議論別人，甚至謾罵別人，隻要被說的人不在場，你一言我一語的，冷嘲熱諷，飛短流長，嘰嘰喳喳，好不熱鬧。從工作到生活，從為人處事到音容笑貌等等，總有可以挑剔指責的。如果被說的那個人剛巧進來，那麼議論者可以臉不改色心不跳，換個人接著說，有時甚至那個被說的人也加入其中，湊個熱鬧。對於背地裏說別人的壞話，為什麼許多人會熟視無睹，習以為常呢？社會學家曾總結出許多原因，比如：現代生活緊張，心理有壓力，競爭激烈，人際關係複雜多變，而且還有許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現象存在，有些人往往要借議論和責罵別人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和失意。盡管說別人的壞話也有可同情之處，但這種態度和習慣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還有可能使事情變得更糟。更重要的是，說別人的壞話、責罵別人，是一種不健康的心理與人格的表現，實際上不僅會損害別人，也會損害自己，損害自己的形象和利益。
說話是把雙刃劍
說話既是給別人以心理刺激，也是自我形象的表現。如果表現不良情態，給別人以不良刺激，就是在做損人又害己的蠢事。所以，我們哪怕僅從愛護自我形象出發，也要做到禮貌待人，文明說話。
凡是讀過《紅樓夢》的人，大概無不厭惡那個薛家大公子薛蟠的。隻要聽聽他平時說的話，你就會覺得渾身不舒服，實在令人反感。他出言不遜，滿口髒話，臭不可聞，致使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糟糕得令人惡心。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醜惡的典型。這說明有話能否好好說，首先是自我表現好壞的問題。然而，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在各種各樣的場合，有些人還在演出一場又一場出口成“髒”、待人無禮的醜劇。這些人不懂得文明禮貌的價值，甚至還會說出這樣的話來：“禮貌算什麼？它像空氣一樣毫無價值。”此話可謂十分謬誤，但它並非“毫無價值”，有一點是不錯的，就是把禮貌比作空氣。這個比喻反倒表明文明禮貌具有最大最高的價值。空氣的價值無可置疑，世界上還會有比空氣更加不可缺少的東西嗎？肯定沒有！哪一個人不是因為有了空氣，呼吸才能正常進行，生命才能得以維持？哪一隻輪胎不是因為充滿了空氣，車輪才能轉動起來，乘客不受顛簸之苦？這個恰如其分的比喻恰好說明了禮貌待人、文明說話的價值正像任何人都不能離開空氣一樣，它實在是每個人自我表現、與人交往的必不可少的基礎和條件。說話不可不善，禮貌不可等閑視之。在人際交流中，不尊重別人，就是不尊重自己；傷害了別人，也就是傷害了自己。每個人即使是為自己著想，也應該講求文明禮貌，增強交際意識，更不要說應該具備社會公德、家庭美德和職業道德了。有話好好說，把好第一關，不僅應當在處理重要的事物時和在重要的場合這樣做，而且要隨時隨地在一切日常談話中認真做到，也就是要從改善日常說話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