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樂派誕生於19世紀30年代，幾乎和浪漫主義同一時期。它首先產生於東歐及北歐的一些國家，如捷克、波蘭、挪威等，這些國家長期受異國統治，經濟落後、文化受壓製，受西方資本主義進步思潮的影響，民主意識逐漸覺醒，掀起了爭取民族獨立和振興民族文化的運動，在這樣的背景下，民族主義音樂誕生並得到發展。
民族樂派作曲家善於把民族音樂元素與浪漫主義音樂的創作手法結合起來，從民族民間音樂中吸取營養，在創作中運用民族音樂的旋律、節奏、音調等素材，表現民族題材，描繪民族風情，體現民族精神，抒發民族自豪感。
音樂學家之所以把柴可夫斯基列為民族樂派的作曲家，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麵。首先，柴可夫斯基的創作通過個人情感的抒發反映了俄羅斯的現實社會，尤其是他所處的這個社會階層的思想、生活狀態。其次，他的作品不少是以俄羅斯民族題材為內容的，並通過這些民族題材的音樂作品創作，形成了這一體裁的創作風格。《1812年序曲》表現的是俄羅斯人民抗擊外來侵略的曆史事件；代表性歌劇《葉甫蓋尼·奧涅金》《黑桃皇後》取材於俄羅斯文學，在真實地體現了文學思想的基礎上，完成了自己對歌劇創作的新體驗，形成了歌劇創作的風格。最重要的一個方麵是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創作中，常常直接引用俄羅斯民歌的旋律，我們熟悉的《第一弦樂四重奏》第二樂章“如歌的行板”的旋律，是在卡明卡他妹妹的莊園裏，從一個泥水匠那裏聽來的；《第四交響曲》第四樂章，表現節日氣氛的歡快、明朗的音調，采用了俄羅斯民歌《田野裏有棵小白樺樹》作為主題；《1812年序曲》的引子部分，采用了俄羅斯的聖詠《主啊，拯救你的子民》的素材，副部的第二支旋律則是俄羅斯民間婚禮歌曲《在大門旁》的素材。這些民間音調在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中形成了獨特的音樂語言，是民族樂派音樂中常見的表現手法。
法國音樂理論家保·朗多爾米在著作《西方音樂史》中這樣評價柴可夫斯基：“魯賓斯坦和柴可夫斯基，他們生前可能聲望很高，因為他倆當時都很受歡迎。他們的作品冗長囉嗦，音樂往往有一種令人生厭之感，而且表現出的特點與其說是俄羅斯的，還不如說是德意誌的。”④
匈牙利音樂學家保羅·亨利·朗格在著作《十九世紀西方音樂文化史》中說道：“俄國從來還沒有一個大音樂家比柴可夫斯基更為徹底的國際性”。柴可夫斯基的音樂語言“很一律，不帶民族的或繪畫的色彩，是在世界性的形式中鑄造出來的”。⑤
柴可夫斯基在音樂創作中對俄羅斯民族音樂語言和影響整個歐洲音樂發展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作曲技術的把握，使他成為了具有國際性影響的俄羅斯作曲家。
注釋：
①②楊民望.《世界名曲欣賞》（2）/柴可夫斯基《曼佛雷德》交響曲、《第六交響曲》（悲愴）.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③於潤洋.西方音樂通史（修訂版）[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3：304.
④保·朗多爾米.西方音樂史[M].朱少坤，佘熙，等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9.
⑤保羅·亨利·朗格.十九世紀西方音樂文化史[M].張洪島，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2.
參考文獻：
[1]餘誌剛.西方音樂簡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錢仁康.歐洲音樂簡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沈旋，穀文嫻，陶辛.西方音樂史簡編[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1999.
[4]錢仁康.柴可夫斯基主要作品選釋[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57.
作者單位：廣東第二師範學院音樂係
（責任編輯：曹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