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內心的怨恨
憤怒與抑鬱以及與之相關的自發性與攻擊性障礙之間存在著強有力的聯係，這一聯係會進一步被抑鬱症患者的敏感和自尊心消沉所強化。患者受到傷害、冒犯、威脅的機會比旁人更多——恰恰是由於他的自我價意識受到挫傷。平時不可能使他心煩的隻字片語或無動於衷的表情，如今他能從中得出受到冷落的結論。矛盾的是，抑鬱症患者本人的行為屢屢激起他人的憤怒與拒絕，而遠非他所夢寐以求的溫暖。對於和抑鬱症患者打交道的人來說，當抑鬱本身正是患者內心狂怒的體現時，抑鬱特別令人惱火。以抑鬱來表達自己的沮喪，並隨即飽嚐他人的怒氣作為報應。這種模式表現了稱作“被動攻擊型”的行為：攻擊性，並不是積極地彙集起來直接對準某一目標，而是被抑製下去。患者企圖以迂回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思，運用這種方式，他可以不用向別人，甚至不用向自己承擔後果。間接表達敵意的方式也是後天習得的。所有孩子都能認識到，如果他們弄痛自己，父母親會有所反應。當孩子們能夠找到更好的引起父母反應的方法時，他們樂於放棄這種戲劇性的、對自己不利的方式，來引起別人注意或表示沮喪。如果我們對那些易於產生消極攻擊性行為的人作番調查，便會發現，在他們性格形成時期，他們所處的環境使他們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對付那些可能傷害自己的人，自我傷害是最迅速、最有效的“報複”辦法，因此他們通常對感情交流感到嚴重困惑，並缺乏反應能力。這種行為容易演變成一種壞習慣。有嚴重抑鬱的人高度缺乏主動性，這本身通常也是一種表示憤怒的消極方式。種族和血統因素對於人們經受或處理憤怒的方式也有深刻影響，在美國也不例外。盡管在美國，人們與自己的原籍已相隔兩三代之遙，但處理怒氣的方式不僅會由於生活接觸代代相傳；而且根據榮格的文化潛意識的概念，如果斷定幾千哩的路程或一個世紀的年代便會大大改變傳統的感情生活所建造起來的大廈結構，那可是太天真了。在本質上是個“大熔爐”的美國社會無法計算溝通方麵的困難在多大程度上起源於種族特征的相互衝撞。例如，一對夫妻發現，雖然兩人幾乎在生活的一切方麵都高度相容，但各自處理怒氣的方式的差異幾乎毀了這場婚姻。丈夫的父親是西班牙人，一遇到小小的冷落便會放肆地勃然大怒，但幾分鍾後怒氣便煙消雲散，而且很可能把這段插曲忘得幹幹淨淨。妻子是蘇格蘭——英格蘭血統，十分重視控製感情，很少發怒。感情受到傷害時，她變得沉默孤僻，感到強烈的被冷落感，並且由於自己無力釋放內心翻騰的激情而覺得自己無能。她往往以一種微妙、挑釁的冷嘲熱諷來施行報複，目的是打掉丈夫那種自以為是的氣焰。直到他們上診療所谘詢、開始全力以赴闖出這條死胡同，直到丈夫充分認識到自己發怒的全部後果，直到她學會如何更善於表達自我，在此之前，他們的關係始終處於嚴重的危機之中。跨文化的研究報告中記載了這一事實：在嚴格宗教環境中成長的人們，特別是如果他們是來自北歐血統的家庭，那麼他們在麵臨內心憤怒時有退縮的傾向。內心抑鬱是他們對挑釁的一種常見的反應方式。相反，來自並不那麼刻板的宗教背景的人，特別是南歐血統的人，顯示出相反傾向——在激怒時，更少流露出抑鬱感，而更易於將強烈的感情引向外界。對於所有抑鬱症患者，僅僅使其怒氣釋放並不一定有療效。乍一看來，這種現象似乎與下麵這個觀點有矛盾：抑鬱本身往往是敵意的表示，而當抑鬱症患者比較善於發泄自己的激情時，他便重新獲得了能量與攻擊性。但是，抑鬱症患者體驗到的憤怒之中，有一部分來自其神經過敏：他們消沉的自尊心慫恿他們感到自己受人冷落，不管事實是否如此。他們所感到的傷害，除了可能來自於實際事實，常常還來源於他們對所發生事情的看法。如果抑鬱症患者拚命控製的怒氣是由於受到傷害而產生的，不管這種傷害來自事實還是來自想象之中，能夠表達這種憤怒的確會宣泄一些心理緊張，但這不會自動消除底層的抑鬱。對於終生神經過敏，並一直緊緊地按捺心中強烈敵意的那種人，突然的怒氣爆發——在“交朋友”小組中鼓勵患者這樣來表達感情——不太可能像有些人預料的那樣能改變患者根深蒂固的生活模式。事實上，這種體驗也許會適得其反，使患者麵對著被激發起的那股陌生的感情狂潮而感到驚恐萬狀。並不是所有抑鬱症患者都壓製自己的敵意。在一些病例中，憤怒與暴力既是抑鬱的原因，也是抑鬱的結果。當人們與自己激情缺乏接觸時，特別當他們將自己的不幸歸咎他人時，敵意通常不會受到壓製或約束，而是完全表麵化，將底層的抑鬱掩蓋起來。但並非任何抑鬱症患者都有意無意的必然是怒氣衝衝的人，承認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有這麼一類直接的、不複雜的抑鬱反應，它們可能由失望、拒絕或損失引起。當抑鬱時，這種人即使遇到挑釁也可能不會激發自己的怒氣，因為怒氣本身在抑鬱的本源中並不起重要作用。如果不考慮怨恨的本質，那麼任何關於敵意的討論都是不完整的。怨恨與憤怒不同，也和抑鬱不同。事實上，急性抑鬱症往往能從充滿怨恨的得分中拯救一個飽受創傷的絕望的人。專家把怨恨定義為一種持續、頑固的敵意狀態，一種“對於某種傷害的持續的、刻毒的感情，以及一種複仇的欲望。……投射作用與繼而引起的疑心是怨恨所固有的兩大因素”。怨恨的人感到一種痛恨，乃至憤世嫉俗，由於事實上或想象中他受到了環境的傷害，他據此證明自己這種感情是合理的。怨恨與抑鬱及壓製的敵意不一樣，後者可在某些心理神經病例中或抑鬱症病例中觀察到，怨恨與直接的憤怒也完全不同。怨恨的人缺乏內省力。他通常對別人的感覺缺乏敏感。他可能因為無法支配或控製環境中的其他人而悶悶不樂，特別是當他的要求不能一下子滿足時更是如此。他不能原諒別人的冷落與拒絕，其實這當中有許多是無意的，或完全是無中生有的。他以找周圍人的岔子為樂。消除怨恨需要接受一種新的價值觀念結構，它能使人被冷落的感覺，從而寬恕他人。這一轉變並非易事。無論在哪一種心態之中，無論是焦慮、抑鬱甚至酗酒，倘若怨恨是其中一種主要精神因素，那麼康複的前景便會大大地暗淡。心懷怨恨的人太沉湎於考慮如何跟別人算帳，如何使他人痛苦。當他們由於自身原因感到明顯抑鬱，並為此悶悶不樂時，他們考慮的是如何為自己開脫責任。事實上這類人是一種抑鬱誘發型的人，他們可能使周圍環境中的其他人產生抑鬱，假如這些人經常接觸到他的惡意的話。相反，抑鬱症患者在痊愈之後經常流露出諒解的意願，一種重新開始的迫切感。他的價值觀念結構將愛情擺在重要地位，即使當他頭腦中充滿憤怒與絕望的念頭時，這一點也毫無不動搖。
與負罪感建立合理接觸
人們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這一文化塑造了他們體驗抑鬱的模式。在這一方麵不同文化間的重大差異體現在負罪感問題上。造成抑鬱的事件、以至抑鬱本身是誰之罪？甚至在沒有什麼人可怪罪的時候究竟該歸咎於什麼？由於負罪感涉及自尊心的喪失，因此它能夠引起抑鬱，而抑鬱症患者可能因為抑鬱而倍感愧疚。但這一效應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現象。跨文化精神病理學家們注意到，抑鬱症的某些症狀——失眠、早醒、退縮、躲避社交、對自己追求的事業喪失興趣——這些症狀對所有的文化都是大同小異的。但是在西歐與美國，喪失性欲及負罪感是抑鬱症的常見特征，而在許多非洲國家正好相反，那裏的文化中奇特地缺乏負罪感的成分。對西方人來說，負罪感是抑鬱的主要因素——無論是其原因或結果。負罪感的後果往往是災難性的。甚至在負罪感不是造成抑鬱的原因時，人們在沮喪之餘，負罪感也會油然而生。精神分析理論暗示，作為其人格結構的一部分，抑鬱病患者都具有強大的超我能力。在童年時代形成的這一“超我”有兩個主要成分。一個是對於好與壞的意識，通常稱為良知。當人們違背良知時，當人們覺得自己逾越了自己的基本價值觀念或他認為應是他人的價值觀念時，產生的後果便是內疚。另一個成分是自我理想。當一個人覺得自己正是自己想成為的那種人時，他就能感到心滿意足。他實際是何種人跟他覺得自己應成為何種人之間的差距越大，他的失敗意識越強。超我有時會發展到如此地步，以致人們期望自己達到的標準高不可攀。超我與良知並不相同。前者包含強烈的感情成分，後者則是對於自身價值體係的理智意識。說它們聲調不同當然並不是意味這二者絕對不能重合。確實，在一個完美的社會裏它們總是重合的…………超我作為行為指導的局限性在於：由於它是社會的產物，隻有在社會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它才有效，倘若這些條件發生變化，這便不知該說什麼才好了。斯巴達人在國內是不使用錢幣的，結果遠征到那些使用錢幣的國度之後，便無力抵抗金錢的誘惑了。據說古代的人們總有機會向一個斯巴達人行賄。和離開家園的斯巴達人不同，抑鬱症患者有一種感到內疚的傾向，誰知道如何誘發這種內疚，誰就很容易控製他們。他們常因假設自己在某一方麵理虧而感到痛苦，他們不顧事實真象，很容易相信自己在任何場合都有過失。內疚製造者們並不永遠如此顯眼地試圖使丈夫、妻子、孩子、父母或同事感到他們自己大事不妙。通常這種相互作用是以溫和得多的形式出現的。“瞧，你讓母親我感到多麼難過！”“對於我們為你所做的一切，你難道不應更加感激一點嗎？”以及諸如此類的話。在恰當的時刻，以恰當的語調，並以恰當的非語言表情加以補充，這便足以使輕度抑鬱症患者屈從於內疚製造者們的意願與控製了。這種手法有時甚為微妙。內疚製造者們動機何在？大部分場合他們自己並未意識到自己的言行舉止對他人所產生的效應，因為這一效應的動機被埋在知覺底下的深層。有些內疚製造者是虐待狂，他們從犧牲品的輾轉不安中獲得大量樂趣。有時讓別人感到內疚是一種避免自身內疚的手段，後來起源於某些他未洞察到的問題。挑毛病責怪別人使他暫時消除自己內心的緊張與苦悶。有時這種行為的根源在於妒嫉和競爭意識：通過令他人感到無能、內疚，自己便覺得比人家高明一些。內疚製造者除了替己辯護之外很少上精神病診所。一般說來這種人太缺乏內省力了，隻要有人可以責怪或控製，他們就能多少保住自己免遭抑鬱之難。最終得抑鬱症的往往是他們的犧牲品，這些人會覺得：“我從未做過正確的事。”“這都是我的錯。”負罪感即便使人罹患了抑鬱症，也算不上反常現象。一般認為，能體驗並識別正常的負罪感，並探索有效的方式加以對付，這是健康人格的必要屬性。負罪感是一種重要的保護機製，使人免於陷入對自身、對他人都有害的行為中去。當人們否認負罪感、或無法識別它、或者不明白為什麼感到內疚時，就可能陷入有損於他們自尊心的境地中去。他們可能會直到急性抑鬱症發作時才意識到已經多麼厲害地傷害了自己。將抑鬱與負罪感聯係起來，再找出消除負罪感的辦法，這是病人複元的基本步驟。“我對一切都失去了熱情，”一位四十六歲的銷售商說道：“在過去兩年中沒辦成一件事。我總是遲遲疑疑不想打電話，結果損失了不少客戶。周末我在家時總覺得太疲倦，跟孩子們一同消磨時光。我和妻子幾乎無話可說，一張嘴總是以吵架收場。”當他在精神治療中探索自己一係列遭遇的病根時，他透露出自己和一位客戶的女秘書已保持兩年多性關係了。“但這不可能使我垮得這麼慘。事實上，每月和她睡一兩回覺讓我覺得其樂無窮。再說，這也沒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人人都這麼幹的。”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使自己確信，不管別人幹還是不幹什麼事，對他來說如此沉湎的婚外性生活正在攪起他內心的負罪感。他的行為與他成長的過程格格不久。他童年時代就讀於一所教會學校，直到二十歲出頭他始終埋頭於宗教活動。在娶妻之前，他從未跟任何女性發生過關係。他一直遵守著早年生活中所接受的原教旨主義嚴格、刻板的教規，直到生活中的其他需要，特別是生意方麵的需要迫使他作出妥協。他開始一點一點削弱自己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他時而酗酒，有時也向雇員敲敲竹杠，並偽造過好幾回開支帳。“人人都這麼幹的。不幹就沒飯吃。”他偶爾也感到內疚，但他忽視了這一良知的譴責。到他30歲時他將宗教看成“發跡的真正障礙”。在他有外遇之前，他的婚姻生活一直是風平浪靜的。在這之後，夫妻生活變成了戰場，這大半是他內心負罪感造成的後果。“既然我認識到了負罪感，那我究竟該怎麼辦才好？”他問道。“我當然不可能再回歸到20年前的思維模式中去。”他麵對著兩種抉擇：要麼他修改自己有關婚姻、忠貞的價值觀念，要不然就結束那場婚外戀，設法改進家庭生活。他選擇了後者。下這樣的決心並非易事。他無法相信，象他那樣生活在性縱容的氛圍之中的人還能對自己早年的價值觀念體係感到舒服。一切能使各民族與文化直接接觸的事物，從電視到噴氣式飛機將價值觀念方麵大量流行的、相互矛盾的選擇推到了人們麵前。其結果，人們難以理解究竟該為什麼而感到內疚。這繼而又導致一種弗卡因效應——麻木個人的責任感。這跟弗洛伊德的世界截然相反！早期精神分析家是在相對靜止的價值觀念中提出自己理論的。他們能在穩定的環境影響的背景之下研究人性。他們能將人的自我從由一個嚴峻的、厲害的超我套在它頭上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從而“治愈”病人，而不必將他推進一個我們這樣的世界。這個世界對於神經質的負罪感還是真正的負罪感不加區別，也分不清哪個是自我實現型的人，哪個是精神病人。在這個社會裏有些東西嚴重地削弱人的主動性，一方麵混淆各種價值觀，另一方麵是大量的官僚主義。有時你想辦成一件事非變成精神變態狂不可。不然的話，就搞得你垂頭喪氣，陷入泥潭。”傳統意義上的精神變態狂，是指不顧他人的需要與權利，隻顧追求自己目的，不惜剝削他人或利用他人的人。負罪感對這種人來說是十分陌生的。成百萬人喪失了負罪感，並隨之也失去了負罪感所起的保護作用。通常隻有當急性抑鬱症迫使他們認識到自己一直在壓製良知時，他們才可能重新獲得良知。由負罪感引起的抑鬱心態不同於那些與負罪感無關的抑鬱心態。負罪感程度嚴重的抑鬱症患者對生物治療的反應不夠理想；相反，對於那些病情中負罪感不起主要作用的抑鬱症患者，通過生物治療通常能迅速康複。負罪感會加強抑鬱症的頑固性，它常常驅迫病人繼續重複它所產生的行為模式，直到病人願意正視這一事實為止。負罪感並非永遠與抑鬱共存。但當它出現時，它有力地決定了抑鬱的性質。對許多患者來說，對付抑鬱意味著使自己重新與合理的負罪感建立接觸。
平衡內心的無能感
伴隨抑鬱而來的無能感令人驚慌失措。在抑鬱嚴重時，患者也許會幹不了平時他輕而易舉完成的普通工作。無能感會加深抑鬱情緒，通常迫使患者深深地依賴周圍的人。願望變成了需要。一位精神不抑鬱的經理如果覺得生意不盡人意，會發現有許多抉擇容他挑選；可當他一旦心情抑鬱時，就會感到假如失去這個職務，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工作了。一位心情抑鬱的姑娘承認自己目前的男朋友是唯一能夠滿足她浪漫期望的人。一想到他也許會拋棄她，她就害怕極了。為什麼抑鬱會加劇無能感與依賴性呢？原因之一是頻頻聚積起來的憤慨與怒氣。一個人依賴性越重，與自己的無能感作鬥爭時心底裏越是窩著滿腔怒火。由於他發泄怒氣和表現攻擊性方麵有障礙，聚積的怒氣便會加劇無能感。精神病醫生在抑鬱症病人中常常觀察到，一旦患者能夠發泄怒氣、表現攻擊性時，他們的精力與自信心會同步增長。一位病人說：“開始就診時我樣樣事情都不會幹了。精力集中不起來，無法有效地表達思想，一事無成。經過幾星期治療之後，心中的無名火漸漸地釋放出來。我常握緊拳頭狠狠地捶打椅子扶手。每次這樣幹罷，就覺得從壓抑中獲得一點解放，自信心也越來越強。”當依賴要求特別強烈時，很容易激起無能感，這通常是抑鬱的基礎，而抑鬱的觸發器則往往是失落感。對於失去的人或物越是依賴，抑鬱感就越是強烈。當依賴性更為強烈時，依賴者與被依賴者之間的界限會模糊起來。在嬰兒的繈褓期這種相互依存是十分自然的，三個月的嬰兒還不會把自己與母親區別為兩個獨立體。這種界限模糊的某些痕跡，在大部分成人身上依舊殘存，並在體驗愛情時得到複蘇。“沒有你，我活不成”，便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懷有感情的深度及真誠的象征；從某種意義上說，事實也可能真是如此。人的自我力量需要另一個經常的愛與認可。仿佛一個人的性格中缺了什麼，隻有當另一個人提供了自我中這一缺少的環節，性格才能變得完整。如果一個人的自我意識依賴於其他人，他的弱點立刻就暴露無遺。為了維持這種依賴關係，他通常需要花很大力氣。對於他所依賴的人的一切苛求與支配行為，他都服服貼貼，為的是換取一種覺得對方“永遠在我身邊”的安全感。如果對方躲避或拋棄了他，那他必須應付的不僅僅是喪失了一種親密而有意義的關係，他還必須處理這樣的局麵：維持他的人格及自我完整必不可少的核心體係已經四分五裂。依賴性發展到自我的完全喪失，這固然是極端的情形。但一般人程度不一地都在依賴著他周圍世界中的人或事物。如何滿足自身依賴需要是由童年決定的。艾立克?艾立克遜強調：與環境的關係中形成的最初品質之一便是信任。信任誕生於可預測性之中。信任的基礎是家庭以語言及非語言形式提供給孩子的清晰信息。嬰兒環境中大量的不安全感，特別是當這種不安全感來源於焦慮與母親對於他的愛護參半的曖昧態度，會造成一種刻骨銘心的感覺：沒有人，也沒有什麼東西是真正值得信任的。缺乏信任孕育著影響正常依賴需要的障礙。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成年人無法讓自己既需要另一個人，同時又對這種需要加以限製。他們通常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渴望完全滿足自己的依賴需要，而事實上這是辦不到的；不然的話，就是拒絕一切依賴他人的正當機會。他們信奉這種哲學：“人人都必須靠自己的雙腳站立。”對正當的依賴性的容忍程度的大小，決定了一個人能夠接受及應付軀體或精神疾病的最高限度。有些人否認依賴需要的存在是出於某種個人既得利益，失去對周圍環境的影響力或控製權對他們的威脅特別大。這種人抑鬱時，他們的無能感會象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初出現的遲鈍和精力集中障礙本身可能並不嚴重，但對自身感情失去控製的感覺會迅速惡化抑鬱情緒，有時竟能達到驚恐萬狀的地步。許多人對獨立這一概念認識不清，認為獨立意味著完全脫離依賴需要。事實上，無論一個人能力有多大，自信心有多足，總會有那麼一些時候，那麼一些處境，需要依賴他人。真正的自力更生需要的是充分重視這一事實。過分要求獨立，妨礙了許多人在需要時伸手向專家或個人請教。夫妻間絕大多數的衝突都涉及對依賴性含義的模糊認識，而這種情形又被傳統的、但已過時的說法弄得愈發混亂。這種說法認為依賴性是一種與性別有關的品質。女性應該有依賴性，而男性的依賴權利則橫遭否定。主動性和自我決定與女性是格格不入的，而需要依賴某人則是和男性不相容的。雖然婦女解放運動進行了大量教育工作來幫助人們改變某些有關女性的錯誤觀念，但目前人們依然持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成見：男子漢大丈夫片刻也不能有孤苦伶丁的感覺。就在短短十年之前，婦女上精神病診所要求維持婚姻家庭完整還是很常見的事。可能是因為丈夫十分冷漠、很難相處。也可能因為丈夫另有所愛，想和別的女人一起生活。做妻子的不管愛不愛丈夫，對於家庭結構十分依賴，對於家庭崩潰可能造成的後果驚恐萬狀。在過去的幾年中發生了一種令人費解的逆轉。現在往往是做丈夫的前來向專家請教，希望能維持家庭，通常是“為了孩子們的緣故”。另一方麵，妻子則鬧著要離婚，不一定是另有所愛，而是出於一種被壓抑的怨恨，加上想逃脫生活的“壓迫”，走出去“於自己的事情”。在有些情形中依賴需要一開始就異常強烈，對有些人來說，婚姻或任何愛情關係中的親密成了依賴的溫床，這種依賴可能嚴重得令人喪失個性。一位結婚不滿半年的二十三歲的婦女說道：“沒有丈夫我對一切都失去興趣。我過去經常打網球，拜訪朋友，獨自上電影院。結婚前夕我辭去了工作，待在家中照管房屋的設備。可現在我什麼也不想幹，我已經幾個月沒跟女友們打電話了。我整天感到疲乏，白天看電視，但大部分時間我是在等待伯特回家。他喜歡周末玩高爾夫球，我恨它。他不在身邊時我感到寂寞。”和丈夫在一起時她生氣勃勃、精神煥發，丈夫一離開便無所事事，毫無目的。她在感情上未依戀過別人之前，是不會料到自己潛在的依賴性會有如此厲害！在工作環境中也能看到同樣的過分依賴。比爾?福來特由於成長環境的影響，養成百依百順的品質。起初他依賴學校裏老師的認可，到了公司裏就依賴上司。他在一家很大的保險公司任職，是估計意外保險賠償額部門的經理。他的頂頭上司是公司的副總裁，一位脾氣乖戾、愛發號施令的人。他很賞識比爾，但對比爾也十分吹毛求疵，有好幾次他甚至阻止比爾提升到公司更好的職位上去，以省卻找人替代的麻煩。比爾的精神狀態之所以起伏不定，與深受這位上司的影響有關。當比爾得知由於這位上司從中作梗，使他幾次痛失晉升良機，心中便無比憤慨。但他還是繼續幹他的本職工作，仍然十分依賴從上司那兒偶然得到的一兩句褒獎之詞。有時他也考慮過離開這家公司，但騰不出時間和精力去另尋工作。“看來我是擺脫不了這個工作了，”他斷言，“我似乎別無選擇。”極端的依賴會造成自尊心的喪失，並隨之誘發慢性抑鬱症。抑鬱症有一種給自己補充養分的辦法。比爾獲得他上司們的吝嗇的賞識越多，他對於賞識的胃口越大。長期住院的病人——無論患的是軀體還是精神疾病——喪失了原有的應付日常生活所需的勝任感。病人住院的日子一長，他們由恐懼和抑鬱引起的孤苦伶丁的感覺就會加劇。近年來有關縮短精神病人住院期限的努力便是建立在這一觀察基礎之上的。脫離日常生活需要幾個月之後，病人逐漸習慣了一種不那麼咄咄逼人的生活常規，這使他們對於日常事務的自理能力失去信心。醫院外的日常生活在他們眼裏變得不真實了，他們對醫院生活的細節越來越專心，第一次跨出醫院大門時往往十分害怕。“我能行嗎？我會倒下嗎？我真的需要出院了嗎？”盡管住院生活既貧乏又單調，但病人信佛像個嬰兒，為了讓他自己站立起來，必須讓他跟醫院“斷乳”。類似的治療問題也可以在老年護理中看到，隻要老年人在熟悉的環境中能對付得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他們的機能通常能正常運行。一次意外的疾病迫使他們住進醫院或康複病院，則往往會導致他們生活自理能力急劇衰退。大事小事一概依賴護士，而本來這些事他們完全可以自理的。如果這一強製條件持續時間過長，許多人會發現再想回複到合理的自足水平已永遠不可能了。生活中有些階段裏的依賴需要最可能成為衝突的源泉，這些階段也正是最容易得抑鬱症的時候——例如青春期。青少年既要求離家獨立，又需要一種安全感：一旦出了什麼岔子，自己知道家庭仍在身旁。他們就在這兩種需求之間來回折騰。如果做父母的未能理解青少年需求中的這一微妙平衡——子女們的過分自信是如何與失敗的恐懼和多愁善感相互衝撞的——這樣的父母會嚴重傷害孩子們正在形成的自立意識。“爸爸在所有時候都流露出對我失去信心，”一位十六歲的男孩說道，“他始終在貶低我，他把我跟更有運動天才的人比，把我跟學校中的尖子比。每當我犯了錯誤，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過失，譬如那次我坐錯了一班去鄉村的火車，害得他在車站多等了二十分鍾，他便朝我咆哮。我是個怎麼樣的人全取決於他怎樣看待我，而不是我要怎麼樣。看來他還沒有意識到這點。”退休也是依賴與抑鬱的多發時期。“我從未想到自己如此需要工作，要讓自己適應起來真難哪！在公司一口氣幹了三十多年，邁進同一個辦公室，見到同樣的朋友，你便陷入了一種常規。現在，突然一下子，這一切已成往事，把一切都從你身子底下抽走了。孩子們也走了，隻剩下我和老伴。對我們來說唯一靠得住的就是我們越來越衰老。”從依賴的橫桔中掙脫出來必然是痛苦的。就象嗜毒成性一樣，人們對於一個或一件事物的依賴也會由習慣而上瘤的，戒除這種習慣時出現的症狀也同樣嚴重。更為複雜的是，無能本身可能使人處於強有力的地位；人們可以從依賴性之中撈取大量不正當的外快。當無能給無能者帶來好處時，當依賴者意識到在自己影響所及的範圍內他隻憑一事無成便能支配局麵時，任何群體——特別是家庭——可能會由於這種手段而使主動性喪失殆盡。使用無能來控製他人時經常需要的人——或者至少是一個對相互依賴的本質不理解的人。任何回複健康的獨立意識的努力，必須涉及轉變這種人的態度：使他們不再有意無意地慫恿那些抱著無能不放的人。
製造抑鬱誘發環境的原則
每個人與自己環境之間經常有相互作用，這一相互作用處於動態。當個人所處的環境中發生事件時，他會對此作出反應；這一反應隨即又在環境中產生反作用，對此他又將作出反應。人們受外界影響的難易程度千差萬別。有些人對周圍發生的事高度敏感，另一些人卻無動於衷。對敏感的人來說，環境對情緒有很大影響。他們周圍的世界可能經常地印證他們健康的自尊意識，允許他們表白自己的感情，向他們提供充滿希望的氛圍。反之，有些人的周圍環境不支持個人的自我，妨礙人們的自立，不斷挑起敵意卻同時阻止它釋放，誘發不必要的負罪感，引起人們的孤獨與被冷落感。這樣的環境被稱作抑鬱誘發環境，它使大部分置身其中的人罹患抑鬱症。挖苦實質上是一種貶低，它對於挖苦對象能造成多大程度的傷害呢？這取決於對方的自尊心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挖苦者的看法，以及該對象遭受這類攻擊的次數多少。抑鬱誘發環境使人們的自尊心得不到合理的支持，事實上，它通常狠狠地削弱自尊心——或者一再激起各種情緒與衝突。對此，一個感情脆弱的人唯一的應付方式就是抑鬱。這種環境產生的效果可能十分微弱，也可能相當強烈，這要看抑鬱誘發因素的強弱程度及其頑固程度大小。除非一個人已經得了抑鬱症，人們通常對於來自與已無關緊要的人挑釁不是寬容不究，便以短暫的發怒作為反應方式。但倘苦攻擊他的那些人對他來說正是十分重要的人：他特別珍惜他們的愛和尊重，那麼這種攻擊造成的負罪感或無能感對他的衝擊便格外強大。尤其是當指責不是針對爭論中的主題，而盡是些與主題無關的人身攻擊時，情況更是如此。每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依賴自己信任的人對他的看法。通過這些人發表的意見，人們對於自己屬於哪一類人的想法或是更加明確，或是愈發模糊。上司一句誇獎能印證他的自我評價：“我幹得不壞。”相反，由於上司作梗痛失一次應得的提升機會，工作出差錯時挨了當麵批評，或者工作挺有成效卻得不到賞識，凡此種種都會在大多數人心中滋生一種痛苦、怨恨和懷疑自己能力的混合物，並會導致抑鬱。在夫妻雙方的相互作用中，如果一方老是聽到：“我一切正常，你不太正常”的話，這樣的處境會粉碎任何人的自我價值。除非他與世隔絕，或者麻木不仁，以致於指責和抵毀無法觸及他。如果從關係密切的人那兒獲得的評價既混亂又歪曲事實，那麼可以預料，這樣的評價會對人的自我評價產生破壞作用。有時投過去的問題更象是非難：“你為什麼總是發脾氣？”“為什麼你這樣自私、不識好歹？”“你為什麼不是個像樣一點的妻子？”這類問題會在對方心頭滋生困惑和疑慮。即使這種非難不無道理，它們更可能激起的也隻能是對方的自衛情緒而不是內省力。假如這些非難不真實，缺乏事實根據，那它們與其說是反映指責對象的行為，更象是反映指責者的內心衝突或歪曲的看法，這時它們會嚴重威脅被指責者的自我性格意識。抑鬱誘發環境是由成千上萬語言的或非語言的表達構成的。它們會在感情脆弱的人心中誘發自尊心的喪失、負罪感、無法表達的憤怒，以及一種得不到理解的持續感覺。在家庭或組織內部，對一種人來說是抑鬱誘發的環境，對另一種人可能不是。他在大學裏是個尖子，不需要靠分數的印證來支撐自尊心。他還是個開拓型的人。他發現律師事務所刻板的章程使人很難施展才幹。經過一段令人氣餒的日子，在此期間他又跟頂頭上司多次激烈地爭論，他辭了職，來到一家規模較小的、也不算太有名氣的公司任職。這裏的要求規定得不那麼死板，他可以直接去找任何一位公司首長，公司鼓勵他承擔力所能及的重任，他滿懷新的希望與熱情開始工作。正如組織嚴謹的機構容易使自我實現型的人罹患抑鬱症一樣，結構鬆散的團體對需要嚴明的紀律並從中感到安全，從而能有效地發揮才能的人來說也極易誘發抑鬱症。個人的判斷會屈從於形式和程序。當工作人員越來越適應這種體製，他們便喪失了原有的決策能力，應變能力也隨之消失。建設性的行動被強製行為、遲疑拖遝和卡夫卡模式所代替，每項議題都必須通過這些模式，無論需要花費幾星期，幾個月甚至幾年。這種環境由於缺乏反饋會以一種微妙的方式令人感到抑鬱；它向環境內部的成員隱瞞他們的抑鬱感。有些憂鬱誘發環境具有這一特征：它主要是由已經處於慢性抑鬱狀態卻還未意識到這點的人所構成。他們的抑鬱最初是由私生活中的衝突造成的，他們隨即又將這些衝突帶進工作環境：結果事情往往以幹勁更足、獨立意識更強的成員的退出而收場。留下來的人散發出一股碌碌無為的氣息，似乎與環境中的氣氛十分和諧，並不斷地彼此加深內心的抑鬱。抑鬱症是一種傳染病。在精神病院治療抑鬱病人的醫生護士在一天結束、離開工作崗位時，時常感到精疲力盡，毫無意義。在上班的那幾小時裏，病人訴說自己的不幸，抵製醫生的肯定與鼓勵，頑固拒絕與他人交際，不願參加娛樂活動。長時間處於這樣的病人包圍之中，醫務人員覺得自己也染上了他們接觸的悲觀主義和絕望感。即使他們受過專業訓練，並意識到患者中的許多人最終能得到治愈，這樣的情形還是很常見。換言之，抑鬱症患者能夠創造出自己的憂鬱誘發環境。任何團體，不管是家庭、企業還是政府，影響環境心理素質的最主要的人物是領袖。在企業界是總經理和他的直接副手，在宗教組織中是修道院長，在家庭裏是父母。環境的基調是和他們的巨大影響分不開的，團體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團體領袖的特征。如果領袖是抑鬱誘發型人物，環境也大同小異。製造抑鬱誘發環境涉及的原則無論對大組織還是小組織——譬如家庭都一視同仁。在家庭中引起抑鬱的最常用的手法包括以下幾條：由一個或一個以上家庭成員掌握控製權，阻止其他成員享有一定的獨立。誘發對脫離家庭的焦慮心理，助長依賴性；使較為戀家的成員深信若無家庭的精神支持，他們連一天也活不成。發送自相矛盾的信息來削弱對方的自尊心，同時阻止他正當的自我防衛，諸如：“我愛你，盡管你是這樣的一種人。”以迫使對方感到負有責任的伎倆不斷誘發他的負罪感，而不顧事實真相如何。曲解對方的目的和動機，從而使地位不太鞏固的成員懷疑自己的看法，即使他們的看法更為正確。以起源於眼紅與妒嫉的競爭來感染家庭成員間的相互作用。製造單調、乏味的環境。絕不允許任何成員公開流露感情，特別是正當的憤怒反應。使用慢性抑鬱來間接表達憤怒，在此過程中使他人不知所措、內疚和困惑。阻止公開、直接的溝通。醫生必須與整個家庭打交道，治療不能局限於被宣布為“病人”的人。十年來精神治療專家越來越強烈的意識到這一點的重要性。早期精神分析療法中有一種假設：一旦抑鬱症患者得以康複，那麼除非遇到破壞力最強的環境，他便能夠應付一切情形。但是事實越來越明顯，在好轉進程中，許多病人會陷入一種停滯狀態，從此再無進展。最初將這一現象解釋為病人的“阻力”。現在清楚了，病人的家屬為了某種既得利益往往阻止病人擺脫抑鬱的困擾。在這類病例中，醫生們經常設法在治療過程中讓病人親屬也參與進來，目的是改變家庭內部的抑鬱誘發因素。有時病人重新獲得內省力，能自己改變其他家庭成員的態度；有時家庭成員間的溝通完全中斷，以至病人除了從中脫身之外別無選擇。心理學家斯金納指出：“賭徒們看起來違反了因果律，因為他們明知最終的報酬是負值還繼續賭。”換句話說，賭徒們有一定的贏錢次數，這一數目足以使他們明知自己會常常輸，並且輸贏機會是與他不利的——他最終總是輸的，但還是繼續賭下去。斯金納把這一現象歸因於他稱之為強化作用的變量比率程式的影響。同樣的過程在人際關係中也能看到。愛情關係中的一方可以用語言或行動表達“我愛你”，其表達的次數之多足以使另一方陷人這一關係不能自拔，即使他屢屢遭受冷落甚至偶爾遭到蔑視，並像賭徒一樣終將喪失愛情。男女幽會中最有效的一招是以若即若離的表示所產生的製約作用在愛得更深的一方心中激起焦慮，迫使他“入迷”。有時，直到處境或環境發生重大變故時，人們才能看出原來它一直在誘發著抑鬱。如果變化涉及麵廣，例如一個結構嚴謹的組織開始土崩瓦解，這時新舊辦事方式之間的衝突會使人產生困惑：一個人越是深深地受原先組織結構的製約，他在適應新形勢的努力中體驗抑鬱的可能性就越大。當任何組織經曆重大變革——哪怕是還有希望在新的、更有效的水準上重新組建——它內部長期患抑鬱症的成員可能會頭一回意識到自己的問題，而另一些人則可能罹患抑鬱症作為對這一變化本身的反應。對於無論哪一種人，動蕩向他們提供了一次真正的機遇來解決各自的感情衝突，並從中汲取教訓，與他人共同努力開創一個不再誘發抑鬱的環境。
開拓更堅實的人際關係
與抑鬱症患者共同生活或打交道時，許多人第一個假設是自己在某一方麵應對患者的抑鬱心情負責。這一假設引起的負罪感常使人想避開患者。人們在內疚時，特別是自己不明白所以然時，會覺得不安，並對激起這種心態的患者產生惱怒。有人問一位專家，他和抑鬱症患者打交道是否會使自己感到不舒服或不耐煩，回答是：“可能性不大，因為我看問題比患者親屬透徹，我知道自己不是病人憂傷的原因。”當人們看不出是什麼原因引起患者抑鬱時，感覺到內疚或被冷落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造成患者憂傷的原因十分明確，容易辨認，那麼無論是患者還是人的親屬都不必為這事多費周折。但倘若抑鬱伴隨一樁看來是愉快的事情——孩子的降生、職務上的重大提升或者遷入新居，那麼由於兩者之間明顯地缺乏聯係，便會使人困惑、納悶：究竟何人何事應該對此負責？從未體驗過抑鬱的人容易低估抑鬱症患者經受的痛苦和病症的長期性。“振作起來，海倫，你母親去世已有三個月了。”“我們在一起已過了八年，你怎麼還在說這場婚姻十分不幸？”“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外表會使你這麼傷心，你簡直不想出門了。”諸如此類的評論通常是以迷惑、憤懣的口吻表達的。當患者的親屬對病人情緒的實質與原因缺乏洞察時，經常會產生這種反應。從未體驗過抑鬱的人容易對患者表示不耐煩，這部分是由抑鬱症的頑固性及抑鬱引起的遲鈍與猶豫不決造成的。不耐煩也是對通常潛伏在抑鬱背後、患者心底的憤怒與敵意的反應方式。一個人焦慮時很可能激起周圍人的焦慮；一個人抑鬱時也能使身旁的人抑鬱。因此，願意幫助抑鬱症患者的人在與病人接觸時，會屢屢產生一種徒勞無益的感覺，當然這隻會加深患者的無能感，促使他們相信自己已被人誤解或遺棄。對那些鼓吹意誌力量至高無上的人來說，理解和對付抑鬱症患者特別困難。他們錯誤地假設“成為怎樣的人是自己選擇的”，從而將患者的態度與行為看成是故意的，是不能容忍的挑釁。精神病理學家勞倫斯?庫比曾把意誌力定義為克服恐懼症等精神障礙的能量。對抑鬱症患者來說，意誌力的全部含義在於：盡管心底存在著退縮的迫切感，仍必須進行日常生活，完成各項任務，與他人交往，表達思想等一切活動所必需的能量。但是對從未體驗過抑鬱、真誠相信情緒與自尊心問題可用強迫自己快活來解決的人，抑鬱是一種既神秘又有悻常理的過程。最難對付的抑鬱症類型不是戲劇性的，而是最間接的。如果患者既沒有覺察到抑鬱感，也沒有以酗酒等方式來解決內心衝突，也未想過要把自身的不幸歸咎於一切人、一切事，那麼他的病情便很難引起周圍人的重視，也就不容易獲得他們的幫助。相反，如果抑鬱表現得淋漓盡致，患者本人在一定程度上明白為何情緒消沉，這時向他伸出救援之手也容易得多。人們對抑鬱症患者的反應，強烈地受抑鬱引起的、或造成抑鬱的那些特殊衝突的影響，辟如依賴性。“幾乎從我們剛結婚開始，奈爾隻要不上班就想整天和我呆在一起，”他的妻子說道：“起初覺得很浪漫，日子長了卻讓人厭煩。他原先興趣廣泛，獨立性很強，也相當果斷——正是我需要的那種人。可現在仿佛家裏有兩個小孩，什麼計劃都靠我獨立決定。他在電視機前一坐就是幾小時。我有一種清晰的感覺：他以不太健康的方式依賴我——一旦我出了什麼事，他會垮掉的。這可怕的責任，實在使我想躲開他。我愛他，也需要他，但是不喜歡這樣的情形。”另一種情形是喪失性欲。對抑鬱症患者來說，無論年齡大小，性興趣衰退和陽萎是常有的事。這可能使患者的配偶或性關係親密的人誤以為受到性冷落。“丈夫好幾個月沒有和我做愛了。我們以前性關係向來十分融洽，現在我懷疑他是否有了外遇。有一段時間我強迫他做愛，可我們越使勁，事情越發糟糕。但願我能知道出了什麼毛病。”人們對抑鬱症患者的反應還受各人自身性格的影響。如果他自己體驗過抑鬱，那他就不難理解患者受的痛苦；而害怕自己情緒激動的人則特別會被他人的抑鬱攪得心神不寧。一位丈夫十分懼怕患有抑鬱症的妻子，以至向她下了最後通碟：再不去就診就同她分居。“在她身邊讓人擔驚受怕，我也講不出是什麼道理。我不知道能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來安慰她。我張口結舌，最後不得不走開片刻。我隻會發脾氣，可結果把事情弄得更糟，他知道這與我們的愛情絲毫無關，我實在是對付不了了。”各人對自責的敏感程度大小不一，那些最容易傾向於認為“這是我的過錯”的人也最可能對患者的痛苦承擔責任。在接受批評方麵存在的障礙也會影響人的態度。患者複元之後變得更不受拘束，更善於表達憤怒，更富有攻擊性。與患者共同生活的人由於本身很難處理怒氣，會覺得這種變化難以應付。這時可能發生三種情況：一種是他們迫使患者重新壓製自己感情；二是跟患者爆發公開衝突；三是他們自己罹患抑鬱症。改變親屬、朋友、同事與抑鬱症患者的接觸方式是幫助他獲得內省力、從抑鬱中振作起來的組成部分。有關的主要原則如下：理解患者真正在受苦。無論環境是否證明他的反應程度的合理性，患者的痛苦是真實的，不是假裝的。抑鬱一直被稱為操縱與控製他人的策略，這是錯誤的。的確，傾向於操縱他人的人可能使用抑鬱來達到這一目的，但抑鬱本身並不是一種把戲，除非患者的人格已經以這種形式固定下來了。即使當抑鬱表露為憤怒時，或被用來作為要求理解的請願時，它依然使患者痛苦。任何暗示患者的情緒是虛假的做法，顯然隻會加劇患者的異化感與被冷落感。對抑鬱症患者應洞察其心境而不能表示同情。為患者感到難過隻會加劇他的絕望，並印證他對於自尊心消沉的感覺，還會強化他的無能感與依賴性。勿使患者麵臨無法忍受的現實。一位42歲的男子決定淨化一下婚姻的氣氛，向妻子坦白自己一直有外遇。妻子在她父親死後幾個月來一直有些抑鬱。他未注意到她的情緒，便以坦白的方式來解決自己內心的負罪感——這種做法在任何場合都是十分暖昧、可疑的——因此誘發了一場自殺未遂。當某些有爭議的問題需要得到有效的解決時，通常最好等到對方不再抑鬱。現實地提供希望。向抑鬱症患者保證——告訴他一切都會正常的——是十分重要的，但必須幹得明智。在你下保證的一刻他是不會感到一切正常的。即使他需要鼓勵，也不太可能相信。此外，如果真實的危險確實存在的話——如財政困難、離婚的威脅、孩子患病等——患者不需要別人否認這些。當事情確實不可收拾時，假裝一切正常很難說是提供保證的方式。有位婦女為了幫助患抑鬱症的丈夫心情舒暢些，言不由衷地對他說她愛他，並將“永遠和他不分離”，盡管幾個月來她經常向律師谘詢如何結束這場她認為本質上是失敗的婚姻。這種保證絲毫不起作用，因為她說歸說，丈夫從她那兒接受的非語言信息與此完全矛盾。向患者提供的任何保證必須以事實為依據。抑鬱症患者——無論他處於這種心境之中已有一天、一周或一個月——已經失去觀察事物的正確眼光。抑鬱時，他覺得事情仿佛向來就像眼前那麼糟糕，即使他明知並非如此。有位男子，他一向是位好父親、好丈夫和成功的企業家。但當他抑鬱時，隻覺得自己在這兩方麵都失敗了。妻子發覺他已無法對自身作出正確評價，便千方百計溫和地提醒他，對於自己和孩子他具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她出自女人的本能這樣做：不動聲色，反反複複，從不過分。她常常隨口說上一兩句鼓勵的話給他聽，盡管他不能立刻作出反應。治療專家知道，抑鬱症的頑固性常常會否定醫生的保證，對於患者性格和生活中的積極方麵的過分強調，反而會驅使他在抑鬱中陷得更深，仿佛他想以此來證明事情已經無可挽回，自己毫無價值。人們試圖幫助抑鬱症患者的參與程度取決於他和患者之間的關係的性質。讓一位朋友在幫助患者克服抑鬱時負主要責任顯然是不謹慎的。但他可以明確表示願意隨時效勞，他可以起配角的作用，但不應逾過由他和患者之間關係性質所確定的限度。然而患者的親屬或密友則責無旁貸。“並不是我想為他幹些什麼——我必須這麼做，”一位婦女這麼說，她丈夫一連三年陷入抑鬱不能自拔。最後在朋友的勸告下她去谘詢了精神病專家。她說：“上這兒來我覺得自己很傻，我不明白你能怎麼幫助我們。”精神病專家能夠扼要地提出一種方案來說服她丈夫接受治療，還能幫助她更新對丈夫抑鬱症的看法。“我原先以為他不愛我了，並不由自主地將他的焦慮當成怯懦。我以為這場婚姻已經崩潰。現在我明白了這都是抑鬱的後果，而不是本質原因。你給了我希望。”親屬在加速患者康複中起重要作用：通過理解抑鬱的本質、給予患者必要的支持，他們能幫助患者消除抑鬱，開拓更堅實的關係體係。
預防——最佳的治療
事後治療統統不如事先預防有效。抑鬱症最好的治療就是有預見性的工作。”但是預防抑鬱症比預防其他人類的病痛更為複雜。預防抑鬱的全部含義在於避免慢性抑鬱症，以及防止慢性抑隨症患者動不動就為自己設置陷阱。預防意味著直接體驗抑鬱而不是否認或把它轉移到其他的生理、心理或行為的渠道中去。預防意味著解決人的內心衝突與環境內部衝突，這些衝突會使人在完全可以避免產生憂鬱時產生抑鬱。這些目標需要公眾改變態度，以便使抑鬱症患者知道需要時如何去和到何處去尋求專家的幫助，並能毫不遲疑、毫無窘迫地這樣做。在更本質的方麵，預防還涉及到製定各類教育規劃，來提高你們更有效地應付生活壓力的能力，而不再將這方麵的學習幾乎全部留給偶然的機遇。在我們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中，生活對人的種種要求太高、太複雜了，以致誰也不能指望隻需隨便混混便能成功地滿足這些要求。根據目前我們把抑鬱症看成有關影響身心健康問題的程度，可以將它的預防分為三個階段：後期、中期和早期。後期預防包括防止抑鬱症已痊愈的人再次陷入抑鬱應采取的各種步驟。精神治療的根本目標之一是調整患者的價值觀念體係和他對付精神壓力的方法，從而消除那些成為病因的行為模式，如辦事拖拉和諱疾忌醫。抑鬱症患者遲遲不願處理困難或不愉快的處境，如丈夫不肯與妻子一道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討論如何改進性生活的辦法，而妻子也不肯騰出一些工夫來提醒丈夫注意在養育孩子方麵兩人態度上的重要差別。關鍵的問題總是被捂住、被掩蓋、被忽視。為了避免重蹈抑鬱的覆轍，這類人必須學會問題一出現就引起警覺，並直接加以處理。沒有人會孤立地罹患抑鬱症。抑鬱症患者是在特定生活環境中的特定個人，他對於家庭成員和同事都有影響，而他們反過來對他也有重要影響。他們可能對於造成他們抑鬱起主導作用；或者眼睜睜地看著他得抑鬱症；他們可能使之惡化，也可能洞察他的心境，向他提供援助。關鍵的家庭成員與病人精神治療的合作願望，在評價抑鬱症最終療效以及家庭相互作用方麵幾乎成了一個預後因素。一位拒絕與妻子的治療醫生會麵的丈夫可能在隱瞞什麼，如他有外遇，或者他害怕治療的成功會導致他失去了對妻子的控製；與精神治療無法配合的妻子可能會為自己的在誘發丈夫抑鬱的過程中所起的“同謀犯”作用而倍感窘迫或內疚——不管是否事出有因——同時，她可能缺乏改變破壞性很大的長期習慣所需的靈活性與內省力。總之，親屬的合作越真誠，患者越容易康複，轉變為慢性的可能性越小。抑鬱伴隨著個人生活中的突變，如離婚或配偶去世，患者的痊愈和重新適應生活需要調整方向和生活方式，這時她（他）必須正視新的現實——寡婦（或鰥夫）或者是再婚的現實。中期預防指的是安排專業人員的繼續教育及提醒公眾注意抑鬱的實質，這樣，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便能盡快得到幫助。非精神病專業的內科醫生缺乏充分的精神病理學專業培訓，一直是抑鬱症中期預防的絆腳石。五十年代中期之前，大部分的醫學院未設精神病係，即使在設置的課程中，精神病理學理論也通常與醫學實踐脫節。內科醫生得到的印象不外乎精神病理學是一門專門治療瘋子的專業，要不然它就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及其門徒觀察基礎上的理論大雜燴。結果，醫科學生往往得出結論：隻有當病人的一隻腳已經跨出窗戶或者他堅持要接受精神治療時，醫生才把精神病專家請來。矛盾的是，第一個與抑鬱症患者打交道的往往是家庭醫生，因為抑鬱症患者可能將自己的抑鬱症當成一般生理疾病。對於精神病專家和其他專業人員進行有關精神治療與谘詢的再教育同樣不可忽視。在過去十年中施行精神治療的人員越來越多。他們的背景各不相同，技術與觀點也大相徑庭。就連十年前培養出來的精神病專家也麵臨著隨時更新知識的需要，因為新療法層出不窮——格式塔療法、坐禪、交朋友小組、行為療法、地區精神健康中心規訓班、新一代的心理——藥物療法。現在心理學家與社會工作者廣泛地在私人診所與醫院門診部接待病人。他們通常需要接受附加的訓練，其中包括短期精神治療技術，以及使用抗抑鬱藥物及鎮靜劑的標準等知識。傳教士也積極參與精神病谘詢工作。提高專業技能無疑是中期預防的關鍵，但改進醫療保險的範圍也同等重要。這樣能鼓勵人們盡早獲得所需要的幫助，而不用一直等到抑鬱症的並發症掩蓋了病情本身才上醫院。早期預防有兩個目標，第一，提高公眾對於應付急性抑鬱發作最佳方法的意識；第二是教會公眾防止陷入慢性抑鬱症或抑鬱誘發環境的方法。我們來看看一些抑鬱症的最根本的病因——對損失和被冷落高度敏感，缺乏自尊心，難以承認和調動自己的感情，難以建設性地發揮攻擊力，依賴性引起內心衝突，多發性緊張，長期暴露於抑鬱誘發性環境等等。如果認真考慮這些因素，便可確定幾類前期預防必須采取的措施。前期預防的另一概念“鬥爭療法”是精神病理學家喬治?巴赫提出的。他的論點很簡單：在婚姻與家庭中除非共同生活的各方能學會如何表示異議，如何爭論，如何宣泄敵意並相互妥協，不然關係再好也無親密可言，甚至反而會使正常的怨氣與糾紛堆積成山以至達到產生危機的地步，或使一方或雙方罹患慢性抑鬱症。以建設性方式疏導敵意隻是改善溝通形式的一個方麵，但良好的溝通的含義卻不止這些：它是預防抑鬱症的重要組成部分。輕度抑鬱症患者有時可能被逼到驚恐絕望的地步，僅僅因為需要一個人來分擔他的憂患，洞察他的心境，傾聽他訴說；而在他喪失洞察力時，那人的眼光能依然保持敏銳。絕經期是抑鬱症多發年齡，原因眾多不一，有些是生理或心理性的，有些是環境造成的。許多婦女在50歲上下會得抑鬱症，她們覺得美國社會過分重視的青春活力在自己身上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也就在這時，她們發現子女已經成年，丈夫埋頭於自己的事務。她們自己沒有目的、沒有方向。這是她們倍感孤獨、失落、無能與抑鬱的時候。在婚前鼓勵婦女更善於把自己看成是一個人，並在婚姻中保持這一身份——與丈夫一起融入“你——我”關係，但在此過程中保持完整的“我”。這樣一來，婦女不僅更尊重自己，還為自我表達與自我實現開辟更多的渠道。婦女同時也會減少對母親、妻子等角色以及對青春年華的依賴程度，從而獲得自己的個性意識與目標意識。預防抑鬱症就需要學會區別什麼是瞬息萬變的社會影響，什麼是個人環境的真正需要；還應學會如何善於處理精神壓力。你對抑鬱的看法取決於對體驗抑鬱的方式。就其本質而言，抑鬱總是與終結息息相關；由於終點同時意味著從頭開始，抑鬱本身就是一個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