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自己設置的陷阱
瓦爾特?伯格曼說：“我已30歲了。就個人而言，一切都完了。妻子是這樣一個女人，她找出種種借口拒絕和我睡覺。我恨我現在的工作，它與我的能力太不相稱了。唯一感到快活的是和孩子們在一起。我掉入陷阱了。”伯格曼十分抑鬱。三年來他一直湊合對付這一不盡如人意的生活境遇。有一次，他一連幾星期感到疲憊與惱怒，一天早晨，他打電話給上司，衝動地提出辭職。此事發生的前一天，他在起草準備一份銷售信息表時出了一個小小的差錯，並因此受到上司斥責。辭職後的幾星期中，他變得越來越畏縮，沉默寡言，悶悶不樂。他妻子堅持說，如果他再不去精神病醫生處就診的話，就離開他。在不知不覺中，伯格曼毫不留情地為自己精心設計了一個複雜的陷阱，一個為他自己特設的陷阱，從而掏空了生活的意義。他本是個才華橫溢的人，耶魯大學的高材生。然而，十年中，他冒失地三次改變了自己的奮鬥目標。第一次，他剛學了一年法律，就因成績不及格而退學，因為他根本就不學習。接著便在一家銀行工作了幾年，由於感到枯燥，提升不夠快便辭了職。最後他又辭掉了在公共關係基金籌劃小組的職務，因為他覺得對此不感興趣。每一次他都將自己的不滿歸咎於他人和外界的原因。現在他失業了，他掉進了職業的陷阱。伯格曼對陷入職業上的陷阱並不甘心，他開設了一家私人公司。盡管他迫切需要溫暖與支持，他還是娶了一位本性愛挑剔的、在性生活方麵表現內向的姑娘。他最初為她的敏銳、善於分析的思維所折服，她充沛的精力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自以為作出了理智的決定。然而在這樣做時，他顯然排斥了感情需求。那樣的婚姻關係是不大可能滿足這種需要的。他在選擇職業方麵的困惑與選擇妻子時的失誤，都與他大學畢業後一段時期自尊心特別消沉有關。當時他真心愛上了一位姑娘，而她卻最終與他分了手，讓他獨自飽嚐傷心與被拋棄的苦果。當時他並未因此便患急性抑鬱症，他很快地強壓下自己的感情，自欺欺人地以為這沒啥大不了。他原先本想在畢業之後繼續攻讀新聞與政治科學，但他突然覺得這類職業不能提供可以使他心滿意足的金錢與地位。他決心專攻法律，並向威斯康辛大學法學院提出入學申請，很快就被錄取了。在社交生活中，他擺出這種態度：對任何事情動真情都是愚蠢的，隻會傷害自己的感情。他變得十分清高，令異性很難接近他。為了金錢、地位而放棄了真心喜愛的職業，排斥感情需要來保護自己免遭再次被拋棄的傷害，這就是伯格曼為自己設置陷餅的第一步。伯格曼是成百萬人中的典型，他們忙著給自己設下陷阱，有些人已經瀕臨急性恐懼與絕望的邊緣了，一旦他們發現掉進了陷阱，恐懼與絕望便立刻會將他們吞沒。各人的陷阱往往是按基本相同的藍圖設置的：無法恰當地應付艱難困苦，不能合理地作出反應來解決問題，卻否認自己的感情，將感情拒之於意識的大門之外，以精心設計的手法來保護自己今後不再受傷害。對許多人而言，在構築陷阱時，都有某個不由自主的因素在起作用。比較常見的陷阱境遇是，夫妻雙方都試圖在婚姻生活中重建各自熟悉的、並從中成長起來的家庭生活方式，不管他們對自己的成長過程抱什麼態度。假如一個小夥子是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的；他父親是個強壯的、支配型的男子，而他母親則是個文靜、不易動感情的且又有些孤痛的人。他認為母親無能而父親很凶。他決心絕不讓自己再次陷入類似的境遇。最終他娶了個強壯而獨立性很強的女人，但卻發現自己常常與她為爭奪控製權而鬥爭。如果他在判斷中犯的是另一種錯誤，他可能會娶一個看起來象是自立型的女子，可是幾年後卻會發現，她和他母親一樣，缺乏主動性和健全的自尊心。無論發生的是兩種情況中的哪一種，試圖走向另一個極端，或者輕率地忽視未來妻子的性格特點，他都免不了為自己設下陷阱，其根源就是他父母間關係的形式。陷阱的另一形式是通過環境來強化和肯定內心衝突與壓抑。例如在童年與青春期受到過分壓製，在此期間，主動性與創造力很少受到鼓勵，隻是一味要求服從。結果，這樣的青少年在調動自己的能力方麵會產生嚴重的障礙，並將他內在的攻擊性引向一個他自行選擇的外界目標。同時，由於對自己要求獨立的迫切心情感到恐懼，而且無法宣泄這種感情，他不能對造成精神壓力的局麵作出及時、恰當的反應。他隻能消極地適應生活，並很容易受別人操縱。由於未能選擇一種生活方式使自己對於自由與。主動性的需求能受到鼓勵，他便選擇另一種環境來使自己已經消沉的自尊心更趨低落。隨後又將早先內化的障礙歸咎於這種環境。例如，他在一家很大的生產企業謀求到一個中級管理職位，企業的決策人員思想狹隘，他便不敢引進革新觀念，唯恐遭到嘲諷與指責。這時現實的陷阱印證了內心的陷阱。這一惡性循環一經形成，他能到手的選擇機會便愈加有限了。如果他身心的某一部分受到危急處境的壓力而平衡發生變動，使他意識到了這種陷阱，這時他終於開始感到痛楚。人類具有一種強烈的傾向：通過設置外部的陷阱來肯定內心的壓抑與失落感，隨後又生活在這不幸的平衡之中，一直到發生某些不尋常的戲劇性的事態，才使他們猛然醒悟，正視自己的危境。在建立這些陷阱的過程中，他們往往選擇不適宜的異性結婚或戀愛，信賴那些被證明是根本不值得信賴的朋友或同事，以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支配錢財，選擇那些常常令人氣餒、本質上阻礙自我實現的職業。總之，那些為自己設下陷阱的人們，都是慢性抑鬱症患者，或是缺乏內心自由的人；他們不是我稱為“自我實現”型的人。健康成熟的成年人應能認清目標，並同時朝目標前進。而這一目標應與他的價值觀念係統一致，反映他性格的需求，同時按他的條件是可以達到的，盡管要獲得成就需要克服重重障礙。一個懂得自己感情與能力的成熟的人應能考慮正當的機會，並從中作出選擇。他能以一種受約束或患病態恐懼症的人所不懂的自由來朝值得一試的目標前進。後者則必須不斷使用自己的“意誌力”來克服內心的阻力與恐懼，而常常弄得精疲力盡。隻有很小一部分成年人能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對其餘的人而言，陷阱的種種把戲都是有機可乘的。我們的文明事實上成了文明的陷餅。人人向往完美無缺的性生活，滿足自尊心的職業，有保障的收入，均等的機會，個人的尊嚴，和有意義的精神生活，但卻發現在通向所有這一切的道路上，每一個拐角處都寫著“此路不通”。可是他們又敏銳地意識到，社會的經濟靈活性似乎向他們顯示，在某個地方，用某種方法，他們的需求是可以滿足的。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人們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的抱負未能實現。開始意識到自己生活在陷阱之中，無論它是由環境強加於個人的，還是自己製造的——都會引起抑鬱症急性發作。要獲得內省力，第一步便是認清自己設下的陷阱，而這一步往往是通過意識到陷阱的外部結構，如職業、婚姻、社會地位等來體驗的。這些因素被看成是失望與心理緊張的主要原因：“我結婚找錯了對象”，或者“我丈夫變了，我無法再與他相處了”，還有“我已經錯過了兩次提升機會，再不會有第三次了”，等等。意識到自己是如何不遺餘力與環境合謀、共同給自己設下陷阱，這是獲得內省力的第二步，這時也能引起急性抑鬱症。擺脫陷阱的這一過程的第三步是改變環境：另謀職業，離婚，或者鼓勵自己的配偶共同合作，不斷改善彼此關係；同時對於最初造成陷阱、並在幾年中一直推波助瀾的內心衝突與壓抑，自己必須有一種要從中解脫出來的強烈願望。使自身掙脫陷阱，改變環境，或調整自己造成陷阱的行為與感情模式，其中每一方麵都必然意味喜新厭舊經受急性抑鬱症。為什麼隻有寥寥無幾的人才能擺脫內心或外界的陷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不幸得很，他們本性上就是不願忍受急性抑鬱之苦。精神病醫生在病人中一次次看到，每當他們企圖幹預對病人生活極為有害、根深蒂固的行為模式時，病人總要經受急性抑鬱症。這就是說，急性抑鬱症能提醒人們正視自己已經掉進陷阱這一事實。隻要他們試圖從陷阱中掙脫出來，便會激發急性抑鬱症：隻要人們想改變自己性格，以便舍棄設置新陷階的需要，急性抑鬱症便是這一過程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所有陷阱中最危險的是無視抑鬱症的存在，對於它向你發出的信號毫無反應。人們的這種否認態度受到抵製探索內心世界的社會價值觀的強化。這些社會價值又是什麼呢？在我們文化中的某些領域，人們情願進行毫無感情的性生活，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剝削他人，追求自暴自棄的行為方式，隻要不牽涉自殺或殺人，就不願度過幾個不眠之夜，痛苦地思索自己究竟是誰，自己的整個生活是怎麼回事。在我們社會中.使用諸如烈酒、苯異丙胺、鹽酸巴比妥等藥物來麻醉自己的感情，都被當作無所謂的事。表麵上人們試圖對濫用這類藥物加以控製，但此類問題繼續泛濫成災。這足以表明社會中存在著這樣的因素：它們私下縱容人們采取這些方式，來阻斷自己的意識，避免正視抑鬱。為了躲避抑鬱，不願獲得內省力，人們常采取一種更加流行的手段：把過失投射或歸咎於他人，特別是怪罪於他們親近的人，或者是諸如黑人或白人、雇主或雇員、青年或成年人、男性或女性之類既容易辨認、而又是泛泛而指的群體。否認自身的問題，歸咎他人，不僅能有效地延緩抑鬱的發作，而且還是一種來掩蓋真正症結所在的高明方式，使最初的陷阱變成迷宮。承認自己感到抑鬱是逃離陷阱，從慢性抑鬱症中解脫出來的第一步。這樣看來，抑鬱症的種種表現形式是十分關鍵的。
避免絕望的感覺惡化
人們明知自己抑鬱卻遲遲不去就診，這樣的事不勝枚舉，因為他們不明白精神治療能向他們提供什麼。對許多人來說，精神治療是跟傳統的精神分析法同樣類型的滑稽概念。抑鬱的人總感到絕望，所以要想讓他們深信自己所遇到的問題解決的毫無指望真是易如反掌。既然他們隻從自己生活環境方麵看待自己的困難，而不是從自己如何看待、並如何對付這種困境的角度出發看問題，因此，他們就會很符合邏輯地這樣問自己：醫生或谘詢專家能為我做些什麼呢？難道他們可以給我找個工作？改變妻子對我的態度？使我收支平衡？精神病治療這一行業本身對於增加這種阻力也負有責任。它在培育治療上的排外主義哲學。所謂治療上的排外主義，主要指的是治療者隻熟悉一兩種解決情緒衝突的治療方法，並傾向於狹隘地運用自己掌握的方法，而對病人的狀況或某一類問題未給予應有的注意。傳統精神分析專家，每周四至五次讓病人躺在睡椅上分析他們的心理，“小組派”精神治療醫生每周會見他那一小組的患者一次，或在漫長的周末，舉行一次“交朋友”集會①。這類集會有七至八名參加者，集中處理人際關係，並進行會議記錄分析。傾向生物方法的精神病理學家主張開抗抑鬱藥，或使用電休克療法，卻很少顧及病人的心理成份。“初始尖叫”治療專家等候著病人發出初始尖叫；而格式塔治療專家則鼓勵病人去猛擊一隻枕頭，作為他所痛恨的母親的替代物。氣功也用來減輕焦慮。超脫的坐禪則旨在減低腦力活動，使病人更多地接觸感性體驗，在此過程中消除緊張。精神療法名目繁多，一個醫生要使自己精通所有這些流行的醫術是不容易的。但如果他放棄治療上的排外主義，他便能更好地理解自己掌握的方法的用途及局限性，懂得如何采用它們來滿足各種各樣病人的特殊需要。他還應明白，何時該向自己圈子之外的專家請教，何時該讓病人去別處就診。同時，精神病專家對於那些精神上需要幫助的病人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牧師、護士、教師都被認為是治療精神疾病網絡中的重要成員。不幸的是醫學界各學派間激烈競爭，學派內部各成員之間急不可耐的較量是一種傳統傾向，它大大削弱了精神治療的進步。因此，得以發展的並不是解決心理疾病的各家之長，恰恰相反，在許多場合，一個學派懷著堅持本學派的療法高人一籌的近乎教條的信念，與另一學派爭奪治療權。結果少數受盡折磨的人去接受某一種碰巧流行的療法以求緩解，而大部分病人則待在家中設置起越來越大的陷階，陷得越來越深，並越來越確信在斯金納的絕對主義與弗洛伊德的絕對主義以及伯恩的絕對主義之間，他們還是試試自己的辦法好：費用省，沒必要暴露自己，也不用依賴他人。精神療法多少帶有些江湖郎中賣狗皮膏藥的味道，不過是一種推銷的需要罷了。大多數人覺得自己並非“一切正常”，特別是那些得慢性抑鬱症的人。抑鬱症降低了他們重振旗鼓的自尊心，因為他們不太明白可以指望從專家的指導中得到些什麼，因此可以這麼說，他們選擇的處境是“我不正常，醫生們也不見得更妙”。這種對尋求幫助的抵製態度又被另一種考慮所強化，這就是說，在一個講究成功的文化氛圍中去尋求幫助便等於承認自己失敗。成為一個“病人”隻能對患者已經消沉的自尊心加以確認。在力圖使自己“一切正常”的鬥爭中，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價使自己能自力更生。人們向精神病醫生谘詢，是因為他們已經洞察到自己所體驗的抑鬱並想得到專家的幫助。有時，他們求醫是由於從生活中未能獲得自己所要求的東西。通常是一個愛發火的丈夫或妻子或上司迫使他們上這兒來。有時，則是因為服用了過量的巴比妥，從而使他們的處境已沒有什麼別的選擇了。由於絕望的感覺是抑鬱所固有的，許多人並不指望能得到幫助。如果他們已為自己設下重重陷阱而又無法自拔，那麼這一消極態度往往會得到加強。如果他們主要從不變的外部條件來看待問題，那麼抑鬱通常會進一步惡化。病人與精神治療專家最初幾次的接觸十分關鍵，它將為患者的康複打下基礎。這些接觸的性質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專家的經驗與方法。但是他還必須做一些事情。他必須為建立相互理解作出貢獻。對於“感情轉移”講述得夠多了。在這種情況中，病人將自己早先與父母、姐妹、朋友、情人關係中的種種恐懼與希冀投射到治療專家身上。但是有關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重要性卻所涉甚微。融洽，本質上是存在於兩人之間的一種和諧的關係，一種相互作用，它能促進信任、交流與同甘共苦。產生融洽與不融洽的因素很複雜，但還是有跡可尋的。精神病理學家弗利德立克?雷德利希和社會學家奧古斯特?霍林謝達的研究有力地證明，當醫生與病人都來自相似的文化背景時療效最大，而兩者文化背景大相徑庭時療效最微。但矛盾的是，與病人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治療專家也許更能夠將這一病例描寫出來，並將它提交醫學雜誌發表，或在醫院之間交流。這恰恰是由於醫生不能與病人打成一片，他能與病人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形式。這一狀況雖有助於科學認識，但同時卻幹擾了醫生去洞察病人的心境。病人在最初幾次就診時，一般很少打聽治療專家的經驗、資曆、治療方法等直接有關的背景信息，這一點十分突出。病人有一種令人費解的傾向：隻憑信任接受專家治療，有些病人根本不作任何嚐試，他們僅僅根據自己與醫生的直接接觸，就想弄清醫生屬於哪一類人。事實上許多病人一連數年一直與他們極其厭惡的醫生同在治療、谘詢的環境之中相處，他們是根據這樣的假定：個人好惡與治療無關；然而實際上這也可能是治療過程的一部分。要使治療有效，醫生與病人之間必須相互信任、尊重、有信心並喜歡對方。醫生與病人必須盡早弄清這一切是否已經建立。融洽是治療之本，隻有在這一框架之內，該見效的才會最終見效。融洽的一個重要方麵是：治療專家應能對患者的心情與處境心有靈犀一點通。這種能力稱作“神人”，即能使自己設身處地替別人著想。有“神人”能力的人能夠對你所體驗的感覺心領神會。他自己也曾以某種方式經曆過相似的事件或感情。“神人”與同情是完全不同的現象，同情指的是“為此感到難過”。有的時候為別人感到難過是十分恰當的。例如，當治療專家傾聽病人陳述她如何在一個月之中失去了父親、丈夫和職業。但是醫生的同情心並不能提高病人的信心。而醫生的神人卻能促使病人感到，她正向一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醫生吐露心事。醫生的這一素質能減少病人的恐懼心理，他們本來擔心會由於接受治療而進一步喪失自尊心。“我需要你。”對許多抑鬱患者來說，要承認這一點很難，而治療專家對此的響應也十分微妙。他必須設法以某種方式響應病人這一要求。而不是在治療過程中降低病人的地位。他千萬不能采取這種姿態：“我是醫生，你是病人，這樣我就高你一籌。”同時他必須掌握由於他擔任的醫生角色，即病人授予他的權威。這種局麵與父母或教師向青春期少年打交道時有些相似：必須既要在平等與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將他們當成獨立的個人，但又不能完全放棄身為父母或教師所固有的權威身份。從這一權威基點出發，治療醫生用語言或非語言方式與病人交談：“我理解你所體驗的一切，無論現在你如何看待自己，我對於恢複你的自尊心和處事能力是能助一臂之力的。我明白你感到痛楚，但是感覺痛苦，並上這兒來求知，正是轉機的開端。我不想用‘生病’這個詞，這容易引起誤解。最好這樣認為：你生活中，或你應付生活的方式中出了些岔子。現在你終於下決心要設法糾正它了。治療之後，大部分患者都比他們得抑鬱症之前的狀態還要好得多。”在這些初次接觸中，治療專家必須集中精力收集資料。病人果真得了抑鬱症嗎？如果是的，抑鬱症是何時開始的？可能是什麼誘發的？抑鬱造成的主動性喪失何種程度地幹擾了他發揮作用的能力？病人屬於哪一類人？他以往生活經曆是怎樣的——他在哪兒上學？他的婚姻狀況如何？他幹過多少種職業？這些工作他幹得如何？為什麼他不時換雇主？他蒙受過什麼樣的損失？他的自我價值受到什麼樣的打擊？他自己認為目前這種心情的原因是什麼？他家人是如何看待他的？
減低喪失自控能力的恐懼
病人常對抑鬱的實際原因困惑不解，特別是當抑鬱持續期很長時更是如此。調查事實的過程本身便能揭示病情的連貫性；而在一連串情緒反應之間建立起合理的聯係，有助於減低病人對於喪失自控能力的恐懼。在傳統精神分析法中，治療專家允許病人在一係列會麵中逐漸訴說自己的情形，而不向病人提出任何問題，不去幫助病人理解這些事，也不把它們串起來，這在卡爾?羅傑斯提倡的對門診谘詢采用非指令性療法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許多病人抱怨說：“你什麼也沒對我說。為什麼你不向我提供些指導呢？”他們從醫生那兒得到的答複是：“治療不是靠那種辦法所能奏效的。”一種極端的非指令性療法，可能是在向病人提出忠告時使用選擇法。但這一般不適用於治療抑鬱症。這種方法事倍功半。它僅僅因為病人未能意識到某些重要信息的相關性便拒絕使用這些信息。最重要的是，它促使已經十分氣餒、並往往是充滿負罪感的病人，把他們意料中會得到的、他們感到由於自己“毫無價值”活該受到的怒氣與冷落投射到醫生身上。沉默，被醫生不恰當地用來與抑鬱症患者交流，隻會使抑鬱加劇，並使病人作出許多不正確的假設。有位病人是這樣描述自己和一位長時間保持沉默的醫生在一起時的體會：“他隻是坐在那兒瞪眼看著我。我覺得不舒服——‘不舒服’這個詞太輕描淡寫——我簡直害怕了。我不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麼。此外我覺得遲鈍起來，我不能很好地集中精力。我覺得感情不能自然流露了。因此，我們兩個在那兒坐上幾分鍾，這幾分鍾對我來說仿佛是無窮無盡的。“過了一會兒我開始感到他實際上不喜歡我，他是在非難我。我問他是不是這樣，可他就是不發表意見。我問他，他是否認為我應與自己的女朋友斷絕那種關係。他停頓了好久，隻回答說，為我作決定不是他的事。如果我在開始治療前感到被冷落，那麼在那樣的幾次就診之後則真正地嚐到了被冷落的滋味。”抑鬱症患者應指望醫生以某種方式進行參預，但這種參預不能妨礙傾聽病人自訴，也不應表現為以粗魯的偏見與看法對病人的私生活橫加幹涉。治療醫生坐在那兒並不是告訴病人該做些什麼。在醫生對病人及其困難有足夠全麵的理解之前，醫生不應當發表意見、指出問題或作出反應。他們應當主動與病人交談一番，交談開始後，以恰當方式對病人的需要作出響應。病人提出的最初要求之一，就是想了解一下治療本身的結構。通常，他們對於即將要進行的治療有先人為主的觀念。他們常常佯稱自己多麼沒有時間，或者財政負擔不起。精神分析法流行時，一個分析專家每周要在8個病人身上共花費40小時，不少病人會這樣向醫生打聽：“你還收新病人嗎？你已經‘客滿’了嗎？”在這樣的情形中，要是醫生同意一個人來作初診，那他前往時，通常預料自己是被醫院當作病人收下的。現在人們對精神病專家還是這麼看，許多內科醫生和其他同行打電話問精神病專家能否同意“收”一個，這時，他們總是期待著不是肯定就是否定的回答。但更加恰當的回答應是：“這要看情況而定。”這得取決於問題的性質。一兩次谘詢門診能使精神病醫生有機會對病性作出評價，並與患者共同決定應該做些什麼。雖然治療是從病人決定作出努力來幫助自我的那一瞬間開始的，但最初的幾次就診必須被看作是帶有谘詢性的。直到醫生有機會認識病人，了解病情，他才可能決定該采取什麼途徑，該向病人作何忠告。一次就診時間長短不一。有60分鍾一次，50分鍾一次，還有45分鍾、30分鍾、甚至15分鍾一次的。還有3分鍾的電話谘詢。有在3年之中每周三次前來就診的，但也有同樣多的病人在為期三個月的治療中總共隻來十幾次的。重點應放在靈活性上。病人應按其所需次數前來就診，來完成他特定的治療目標：解除抑鬱，理解造成抑鬱的原因，調整病人對付抑鬱的方法以及對自身的看法，從而使患者盡可能從自己所患的抑鬱症中取得最大受益。一次急性抑鬱反應在幾周之內可能就被成功地治愈，但如果抑鬱症是慢性的，特別是如果在患慢性抑鬱症的情況下，病人已為自己布下了陷阱，治療就很可能長達數年之久。醫生與病人根據情形需要共同建立起治療的格局與模式。當然在這一框架內，隨著治療的進展，會作些變動、調整與更改，病人對此應有思想準備。這些變化不僅體現在就診的次數、每次的時間長短上，還體現在醫生與病人之間關係的性質上，以及醫生治療時采用的方法與技能上。在治療初期，精神病專家可能不向病人表示自己感情上的反應，這樣能使醫生多少保持一種中立的身份，便於病人將自己的體驗投射到醫生身上，並形成情感轉移。但是當治療進展時，醫生可以進一步坦露作為一個人的自我，在有利於病人增強內省力的前提下，與病人分擔自己的感情與反應。例如，倘若病人就診遲到已成習慣，在醫生心裏激起了不耐煩的感覺，因為這使他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從事某些重要領域的學術研究，他便可以以自己的行為，以自己因病人經常遲到而感到的不滿，與病人正麵交鋒。病人這種拖拉的傾向很可能在別人心目中同樣引起憤慨與被冷落感，而在醫生身上產生的這一反應，很可能為病人提供一個直接的機會，來理解並改變這種於己不利的行為模式。抑鬱如何影響病人思維與感覺的方式，醫生通常是可以預測的。一般來說，病人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自己的抑鬱感以及盤踞在他們心頭的憂患上。在抑鬱症患者同樣常見的是念念不忘自己“也許”會失去什麼東西，這種念頭破壞力很強。喪失財政保障常是擔心的原因，無論這一危險是真是假。例如，股票市場跌風盛行、利率直線下降時，一位年輕的企業家懼怕某些貸款必須償付，從而使他失去維持自己新企業必不可少的流通資本，甚至使他無力支付自己住房的抵押款，這一擔憂是情有可原的。他感到思想壓力不勝負擔，開始變得暴躁與抑鬱。他睡不香，愛發火，蠻不講理，思想上老壓著唯恐蒙受損失的憂患，使他想不出任何辦法來防止這一損失。精神病醫生向他指出，他對問題的擔憂剝奪了他處理問題的能力。他恐懼的根源是害怕失去控製權，而他想保住控製權的努力反而越來越弄巧成拙。他那驚恐的怒氣已使好幾位同事疏遠了他，本來他們也許能助他一臂之力。治療專家放手調查了他問題中的實際情況，包括財政境況。他同意病人的看法：風險確實不小，但接著他便向病人揭示一些有利因素，這些因素病人自己不曾注意。在他的幫助下，病人開始獲得明辨是非的能力。他強調病人那種為重新掌握控製權鋌而走險的做法對自身起了不良作用。由於對最緊迫問題的注意力被分散了，病人的恐懼與絕望得到了緩解，使他不僅感覺良好，還可以考慮更實際的抉擇。在分散抑鬱焦點的過程中，醫生往往不得不采取一種典型姿態——承認患者特殊的擔憂是合情合理的，這樣在解決問題時便能成為患者的同盟軍。然後，醫生才能超越眼前的問題，探索病人的情緒如何使病人喪失應付能力、並使之日益惡化的原因。感情的發泄，負罪感的釋放，自尊心的回歸，是對抑鬱症患者進行無論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治療過程中反複出現的課題。在精神治療中，一定量的幽默感是一種極其關鍵的資本。精神病理學家勞倫斯?庫比警告說，在精神治療中不要輕率地使用幽默，他擔心這會傷害患者，使患者消沉的自尊心更加消沉。但他同時指出，幽默也能“表達真正的溫暖與感情”。關鍵的區別在於與對方一塊兒笑還是嘲笑對方。“在有經驗的治療醫生手中，幽默成為一種安全有效的工具”這裏，庫比告誡人們必須警惕一種特殊的幽默，它不是貶低醫生，便是貶低病人，特別是當一位新醫生使用它時，或是一位醫生將它用於用作發泄自己敵意時，尤其如此。這與弗洛伊德關於“敵意是妙語的基礎”這一論斷是相一致的。盡管如此，幽默是對某些處境一種關鍵的和必不可少的反應，對於抑鬱更具有一種重要的抵消作用。幽默使人恢複並擴大視野。經過一段時間的精神治療會發生什麼情況，很難用言詞來描繪一幅精確的圖畫。這樣一來，公眾很容易對治療的過程產生誤解。他們以一種多少有些簡單化的方式抓住精神治療的若幹方麵不放，認定這一些就是精神治療的本質：譬如，使病人消除性的負罪感，幫助病人能外向地、及時地表示自己的憤怒。這兩個目標實質上都是與治療抑鬱病人密切相關的，但是公眾卻以為一個治愈的人應能與任何人一起跳上床睡覺。這是他從禁忌中獲得解放的結果；或者認為他應該能夠隨心所欲地向家庭中的任何一個成員怒吼或嘶叫。這未免離題萬裏了。一般來說，抑鬱病人在受到挑釁時，表達內心憤怒確實存在障礙。有時因為緊張，心情十分暴躁，對事物的反應常采取發脾氣的方式。在治療過程中，醫生鼓勵他尋找更好的新方式來處理敵意——這些方式在必要時能理智地保持自我控製。如果病人完全不熟悉自己的感情，那麼通過治療他就能夠在自己體驗某種感情時更加意識到自己體驗的是什麼感情。如果發怒有正當理由，那麼他就開始懂得如何以發怒來為某種實際的目標。隻要時機得當，並實實在在受到了挑釁，那麼因此而引發的憤怒就能為重要的目標服務。但是治療並不是旨在使原先感到抑鬱的人成為一包炸藥。病人逐漸意識、並在治療中宣泄的大量怒氣，是由於起先未能正確對付抑鬱而儲存起來的，或是曲解了周圍的事件而產生的。許多抑鬱症患者對於從環境中獲得的正麵反饋有很大的依賴性，因為這些反饋能一次次支持自身價值的完全感。學校是這類反饋的理想環境。如果足夠聰明的話，年輕人能努力學習並獲得好分數。如果有體育才能，他就能全力以赴，把自己培養成籃球明星或足球明星。求學的歲月一旦流逝，一個人想從環境中獲得自身價值的證據就難得多了。如何測量？根據掙得的錢嗎？根據每一天妻子或丈夫對自己說“我愛你”的次數嗎？根據收到的社交活動的請柬數目嗎？當正麵的反饋機會逐漸減少時，遭受拒絕的機會增加了。世界實在是太複雜、太繁忙了，它無心顧及人們正當的敏感心理。對那些比一般人更需要自我印證的人來說，它更加漠不關心。抑鬱患者的自我關注使他將冷淡看成是冷落，而冷淡有時實際上是相當程度的尊敬與愛。因此他容易受傷害，容易疑心遭人冷落而發怒。在治療過程中，關鍵在於能使敏感性的憤怒得以發泄，不過醫生當然不會鼓勵病人在別處撒野。治療的重點放在幫助病人更準確地決定自身價值。病人往往身不由己地依賴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和議論。而治療就是要將其自尊心從這種狀態中解放出來。這樣，傷害減少了，發怒的機會也隨之減少了。
與自暴自棄的行為模式決裂
抑鬱症患者有一種拖延耽擱的傾向，這不僅表現在活動與決策時，還表現在對刺激的反應上，這便成了又一個沮喪與怒火的發源地。治療是一係列反思，是用新眼光再度評價感情與經曆。當包圍著急性抑鬱症的感情湍流退潮時，病人與醫生便有機會來共同探討病人看待本身經曆時所依存的核心依據。一種由阿德勒發明的技術可用來迅速發現這些原因，並能釋放一部分附於此上的情感。這種技術是問病人生活中最早能記起的是什麼，此時此刻他能回想起來的最早的記憶是什麼。在整個治療過程中，精神病醫生必須小心地在如何滿足病人對醫生的依賴性不能造成過分的依賴性之間確立起一種平衡。不然隻會延長恢複過程，並使之複雜化。任何人在害怕或感到束手無策時必然比平時更具有依賴性。由於他們要求醫生幫助解除自己的痛苦，他們很可能將依賴需求投射到醫生身上。治療的本身結構——按時與一位理解自己、能給自己幫助的人見麵——加上有機會集中精力解決傷腦筋的問題，這兩者都能導致一定程度的自發的依賴性。病人每周就醫次數與逐漸增加的依賴性之間是有聯係的。一位每周就診一兩次的患者對醫生的依賴性不會高於每天就診的病人。認真確定病人與醫生一起相處的時間數量——一小時還是半小時——能給以安全感，並限製可能增長的依賴性。前後自相矛盾，態度暖昧不明，會損害任何聯係，包括精神治療在內，這時依賴性也被破壞殆盡。有位女病人在治療過程中不斷地更改與醫生的約見，並且往往在最後一分鍾取消約見。她下意識地不讓自己過深地卷入精神治療中去。矛盾的是，她卻在製造新的不穩定狀態，這進而加劇了她的恐懼感，從而使她感到更加束手無策。開始時，一般的抑鬱病人每周就診一至兩次，而就診時間一般規定為45分鍾。一旦良好的氣氛充分地建立起來後，接下來的就診頻率便可依據有多少事情可談、病人生活中仍有多少動亂、病人還剩下多少內省力而定。在治療的全過程中，由於病人容易對自己依戀的人產生強烈的需要，因此抑鬱症患者常常要同自己想多看幾回醫生這一欲望作鬥爭。另一方麵，他也必須得與盡早結束治療的衝動作鬥爭。治療專家最困難的任務之一，是鼓勵病人與那種危害自身、自暴自棄的行為模式決裂。這就要求醫生必須進行大量的規勸，需要高度的耐心。有些病人一旦意識到某一種行為危害性很大，便會停止那種行為。但是許多人往往一拖再拖，因為他們還沒看清醫生忠告的意義，或者因為他們不願舍棄一種錯誤的想法：這種行為會帶來某種滿足。一個醫生僅僅建議病人改變自己的行為常常是不夠的。他必須向病人指出，這種改變會誘發一些抑鬱，但是同時能宣泄感情，這些感情可經幾次就診加以解決。例如一位病人一貫強迫自己發生一係列毫無感情的性關係，他可能正在隱瞞內心對於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強烈不安全感。許多抑鬱症患者可以成功地恢複健康而不需要他們家人過多卷入。但是，如果病人及其家屬同意治療專家能與家庭中關鍵成員見見麵，讓專家來決定家屬與病人之間關係中的某些性質，這樣做總是有幫助的。畢竟，家庭是一群相互強有力地聯係在一起的人們。他們能夠使病人感到抑鬱，也會受病人抑鬱的影響。沒有人會在封閉的真空中得抑鬱症。病人通常代表了整個家庭的病理狀況。他的康複必然會引起波動——整個家庭集團的價值觀與權力平衡的變動。通常有兩種情形使得治療專家更加積極地參與病人的家庭。一是接受治療的患者因婚姻方麵的糾紛造成了抑鬱，或者由抑鬱引起了這方麵問題。其二是治療青春期少年。在這種場合，一開始便與家庭進行一些接觸，對於評價環境、掌握問題的全部曆史是十分必要的。醫生治療患抑鬱症的青少年時很少與家長商討，因為病人自己更願意傾聽醫生這位不尋常的成年人的意見，醫生與家長多接觸就會慢慢地、無可挽回地危及病人對於醫生的信任與信心。如果與家長接觸過多，喪失這種信任的危險性就太大了。必要時，家庭成員往往被介紹到一位社會工作者或者治療專家的同事那兒去進行商討。但是醫生與抑鬱病患者的妻子或丈夫合作則是很常見的，這樣不僅能使病人的配偶明白怎樣更好地與患者相處，同時還能夠調整可能最初造成抑鬱的態度與行為模式。偶爾，在病人的抑鬱症消除之後，夫妻雙方可以再共同就診幾次。有時候患者親屬根本不願出場，當婚姻開始惡化、瀕臨離婚的地步時，產生這種阻力是常有的事。有時，患者的配偶覺得有些事他不能或不願泄露。他也許會以為自己在某一方麵應對病人的抑鬱負責，從而，往往毫無根據地感到羞辱和內疚。他也許害怕醫生也會在他身上“找出毛病”。也許他不願意放棄婚姻中那種“我一切正常，你不太正常”的優勢。在許多場合，他們並不懂精神治療究竟是怎麼回事，所以當然也不懂自己幹嘛非要卷入不可。當患者一旦從抑鬱中康複，最後的決定是何時終止常規就診。病人可以這樣問：“我可以停止來您這兒了麼？”醫生也可以建議：“我想該是終止我們會麵的時候了。”病人對外麵事物的考慮，往往會影響這一決定，譬如，離開這個城市，外出度假，因為公務太忙無法按時就診等等。當這種情況發生時，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決定明確表示出來，而不要采取推遲、違約的做法。精神治療的終結並不意味著病人與醫生間關係的結束，任何一方對對方都應該依然保持開放，一旦將來出現了新的情況，病人再度前來就診——如發現某種問題，有某個想法或體會要告訴醫生，醫生要隨時準備為他排憂解難。弗洛伊德的《終止的與未終止的分析》一文寫於一個不同的時代，描寫了一種不同的過程。他強調，在精神分析中應該達到這麼一點，在這點上分析終止了。他認為可以運用人格的改變，或出現無法克服的阻力這兩條標準，若兩者中出現一種，分析家就應中止精神分析。夠了就是夠了。不幸的是，弗洛伊德關於停止精神治療的觀點多少有些失之武斷。除了病人考慮重新恢複精神分析外，通向精神分析診療所的大門已經牢牢地關閉。這種決策的後果是：對於許多病人來說，長期精神分析之後，生活又出現了種種危機，需要去拚搏；可這時他們被拒之門外，不能進行短期谘詢，本來這能使他們更加靈活地應付各自的特殊困難。預防精神病理學——包括使康複病人保持良好狀況——當時還未誕生。當前，治療專家鼓勵病人與自己保持聯係的做法日益普遍。這樣一來，醫生能追蹤病人生活中發生的事，從而萬一將來產生危機，他便有了提供進一步的幫助時所必需的資料。精神治療究竟應該持續多長時間？一個星期，一個月，半年，三年都有。眾多因素決定了治療期的長短及其效果：開始治療之前，病人得抑鬱症有多久了？他因設置了陷阱，使生活複雜到了什麼程度？他目前生活處境穩定嗎？財政上有保障嗎？他的靈活性如何？他學習速度快嗎？治療專家處理抑鬱症的熟練與有經驗程度如何？對於諸如此類問題的答案將影響患者的治療期限。例如，倘若他有嚴重婚姻糾紛，或者置身於一個壓根兒令他灰心喪氣的職位上，這時，治療的時間要大大超過治療那種由於年邁的父母去世時的緊張境遇所產生的單純的、不太複雜的抑鬱。精神治療向患者提供一個使自己從抑鬱中解放出來的機會，患者同時還能獲得有價值和有益的內省力。近年來這一過程由於三環抗抑鬱藥的問世而大大加快了步伐。
抵製性紛擾
在人類關係中，無論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要求滿足親密與性生活的呼聲日益高漲，其中部分原因是人們拋棄了把人所扮演的角色看得比人本身更重要的道德觀。它反映了家庭生活的分崩離析，祖父母、父母親與青少年生活在彼此隔絕的天地之中。盡管人口熙攘，寂寞卻是流行病。普通人感到孤獨，彼此感情疏遠，這些感覺使人越發需要親密，也對親密提出了更加有力的挑戰。一對男女青年赤身裸體站在臥室之中，必然會以一種最直接、最不加掩飾的方式——性的與情感的方式——迎向對方，這裏不存在任何角色，沒有任何社交禮節，也不用涉及過去與未來。由我們的文明助長起來的、深刻的人性喪失，使這一時刻變得尤為難堪。在喪失人性的普遍過程中，性也同樣“物化”了。由於性和自尊心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非人格的性現象助長了抑鬱的蔓延。寂寞及疏遠感成為體驗抑鬱的常見方式。同時，許多孤獨、抑鬱的人轉向了性，將它視為消除內心空虛的一劑靈丹妙藥。雖然當代文明賦予性滿足以極大價值，但性交往的深層動機通常卻完全是非性的。在自尊心消沉的時候，性征服，或者發現自己仍有性欲，可能暫時緩解抑鬱感覺，但是當這種偽造的自信心一旦煙消雲散，抑鬱感通常會迅速回複。在這種情況下談不上真正的自我強化。在兩性關係中，體驗性快感與性滿足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兩性關係的框架中還包括愛情、相互信任、榮辱與共、甘苦同嚐。存在主義者馬丁?布伯將兩性問“你—我”關係的重要性概括為真正的親密基礎。感情上的接近，以及滿意的性體驗需要雙方自由地進人一種“我倆”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我”與“你”合而為一。這種體驗的深度，無論是肉體的還是情感的，都是以情欲高潮來體現的，它允許人們在片刻之中舍棄平時“自己”的疆界，和愛人一起“溶入”共同的結合之中。並非一切性體驗都必然具備這一獨特的性質，但相互愛戀、相互關心的一對男女在性交時，這一性質時常會顯示出來。為了允許自己參與這一結合，雙方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首先，在“舍棄自我”的同時個人的人格必須充分地保持完整，當這一體驗結束時，立即複原。如果這一自我界限的短暫舍棄對個人的威脅太大，那麼繼而出現的恐懼感會妨礙他充分參與性體驗的能力。第二個重要因素是信任，必須相信與你共享片刻歡情的對方也能夠、並願意為了“我倆”的緣故放棄他（或她）的“我”。信任不是一夜之間可以建立起來的。這樣的性體驗是數小時以至數月共同分享除性生活之外的其他體驗的產物，隻有當親密與性高度統一的布景安置就緒，這樣的性體驗才會登台。並非所有性交都需要這種人格的交融，當前，“在幹草堆上很快地打個滾”已成為人們宣泄性衝動的主要手段。完整的性體驗必然激發自尊心的升華，但在這種場合，這樣的升華不可能出現。人的自我價值隻會因此而緩慢地一天天沒落，不管人們怎樣企圖否定這一點。性和諧所需要的並不是技巧方麵的講究，而是在那片刻情欲魁力的基礎之上肉體與靈魂的相互慷慨賜予。這樣一來性關係中人性的因素與性欲統一了起來，如果雙方期望長期保持這樣的性關係，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情欲的吸引力與性興趣如果缺乏愛情的依托，很快就會黯然失色。唯有愛人之間存在的相互關心、相互依賴、以及感情的公開交流，才能使情欲在漫長的歲月中永存魁力。事實上，當性交被用來與暗中的抑鬱作鬥爭時，人的自尊心會進一步受到損害。性欲衰退是抑鬱症常見的症狀之一。當人們發現性與情緒之間失去聯係時，多半會懼怕自己的性功能發生什麼實質性的問題。譬如，許多四五十歲的男子與婦女錯誤地以為性興趣的衰退一定是與日漸衰老有關的生理變化所造成的後果。抑鬱症患者的性淡漠也可能被性關係的另一方誤解為愛情的消逝，或者他（她）自己喪失了性吸引力。有時的確如此，但更經常的並不是如此。為什麼抑鬱的人會喪失對性行為的興趣呢？原因多種多樣。人一旦感到惱怒、悲觀、焦慮、沮喪，這些心情本身就會迫使他的注意力離開性欲。對於遭到別人冷落特別神經過敏、容易產生負罪感、發泄怒氣時可能存在障礙、以及性衝突本身，這些因素相互結合也會幹擾他的性衝動。但並非所有得了抑鬱症的人都喪失了性欲。事實上，許多例子表明，抑鬱與性功能的亢進有關，這種現象叫做性紛擾。性紛擾表現為體內激起一種直接的性交迫切感，它與非性的性交意圖截然不同。性紛擾可能是由性激素的變化造成的，但也可能是抑鬱反應所激起的焦慮與憂患的後果，因為焦慮加劇性的迫切心理的情形並不少見。許多在離婚以至守寡之後體驗到抑鬱的婦女，會注意到自己性衝動的激躍，她們仿佛覺得自己簡直無法保持常態。除非這樣的性意識能與躁狂性情緒亢奮有關——有些人在壓製抑鬱的過程中會感到輕微的興奮感——體驗這樣的性感覺通常是不舒服的、令人心慌意亂的，而遠非是快樂的。但總的說來，抑鬱與性興趣的衰退彼此聯係。在某些例子中，性興趣衰退反映了某種潛意識的敵意，它通過抑鬱被壓製下去。易於抑鬱，或患慢性抑鬱症的人，在發怒時傾向於退縮進個人的自我之中，而不是直接對付令人惱火的局麵。由於這個道理，性興趣的萎縮可以成為這些人表達敵意的一種試用有效的途徑。容易抑鬱的人通常對自己的對象傾注大量的感情和依賴性，因此一旦受到對方的冷落——失去所愛的人的愛情與性興趣——便會大大地刺激或強化他們的抑鬱感，無論對同性戀還是異性戀都是如此。如果這種冷落表現得十分微妙，潛伏得十分隱蔽，人們可能在慢性抑鬱的心態中生活上好幾年，除非有急性狀態的絕望或情緒的大幅度變動來結束這一惡性的模式。精神分析理論強調，抑鬱症患者對於喪失愛情的敏感性來源於這類人愛慕別人的方式，尤其是這類人往往過深地沉湎於愛情而不能自拔，過分依賴所愛的人，在兩性關係中過多地喪失了自己的個性。一旦他們遇上了這樣一種人，後者付出感情的能力與願望遠不及他們——不幸的是這類事經常發生——這時便會產生嚴重的平衡失調。除非雙方接受戀愛方式中存在的這一差異，否則迷戀較深的一方會屢屢感到遭受冷落，因而會狂熱地搜尋感情的印證，他對雙方關係可能破裂所存的焦慮也會大大加深。“誰愛得更深，誰就低人一等，命該受苦……”如果性體驗使人喪失了人格的統一，就會在人們心裏產生負罪感，這是性行為與抑鬱之間的另一重要環節。幾個世紀以來，文化價值、道德教化、父母之間大量的衝突與人的個性特征結合在一起，向兒女們灌輸了大量有關各種各樣性行為的深刻負疚意識。但是自十年前開始，發生了對於性價值的全麵反思，其中包括對許多性行為形式的反思，從手淫、婚外戀直到同性戀。一些人對這一變化拍手稱快，另一些人對此咬牙切齒，大多數人則感到困惑不解，憂心忡忡。長期以來人們一直盼望著一種對性生活更開放、更真誠的態度，但不幸的是，當前的性解放卻掩蓋了健康的負罪意識，這種意識應當製約那些容易危及人們價值觀念的性行為。這種類型的負罪感，實際上是一種自我保護機製，它能促使人們避免那些有損於自尊心、會導致抑鬱的性交往。一旦失去這一保護機製，許多人在麵臨如此眾多的性機遇時，會更加容易陷入不正當、早熟、有時甚至是令人墮落的性行為之中。我們有充分理由拋棄那種把性行為當作“髒事”而橫加禁止與限製的做法，但許多人同時卻把如何識別、如何正確對待正當的性負罪感的能力也一起拋掉了。雖然壓製性負罪感已成為普遍現象——婚外戀似乎不足為奇，有些人對此加以提倡，作為對於不盡人意的婚姻的一服“姑息劑”——這種局麵對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們產生了特殊的問題。同齡人的壓力，正迫使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在其感情遠未來得及為性生活作好準備之前，便參加了性活動。十幾歲的青少年有許多任務要完成，從中他們能發現自己究竟是什麼人並確定自己人格的範圍與限度。他們自然有些羞怯。性對他們充滿著神秘感，按照傳統，性體驗應當逐步探索，逐步嚐試，這樣它才能最終統一到自己完整的人格中去。與這一漸進型性模式針鋒相對的是一場及時求歡的強大攻勢，這潮流來勢洶猛，使人不禁感到若不順應時勢，隻怕是自己身子出了什麼毛病。對年方十四的少女來說，對性的渴望與浪漫的憧憬緊緊地交織在一起，一旦麵臨避孕藥、人工流產之類的問題，會擾亂她們性格的健康發展。許多十幾歲的青少年對於完全的性活動所伴隨的複雜感情寓意也未作好準備。他們產生了大量的迷茫、厭倦，人數眾多的青少年酗酒、吸毒。在他們還未來得及準備好之前就使他們沉涸於性與感情糾葛之中的那股社會壓力，是造成這一切的禍根。抑鬱的根源在於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而在愛情與性的問題上，情緒比任何其他場合更容易受到影響。美滿的性關係如果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關心這一框架加以約束，將會大大增強人們這樣的自我感覺：“我是一個完全的人，一個萬事如意的人。”
駕馭自己的憤怒感情
在當代社會中，“攻擊”這個詞成了入侵別國領土，無論是軍事上的，如象美國在朝鮮或越南幹的那樣，或是經濟上的，如入侵另一公司的銷售領域，或者是人身方麵的，如一個人剝削另一個人。當我們把一個人稱為“攻擊型”的人時，眼下是用了這個詞的貶義內涵，暗指他自私、貪婪、心懷敵意，有時甚至是個危險人物。當一個人追求自己目標時，可能對他人造成危害，這是事實。但更重要的是，這種攻擊性在何種條件下、是如何被調動起來的。實際上，當人們將它轉向合理目標時，當個人目標與他人的權力處於某種恰當的平衡狀態時，攻擊性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健康和高度道德的品質。例如，教育正朝著這樣一種體製發展，它允許班上的不同的學生根據其天賦才能有不同學習進度。這就是邁向釋放健康的攻擊性的第一步。以前，聰明的孩子受到懲罰，為了全班的緣故，必須拖住他們。而較遲鈍的孩子，每當他將自己的分數與班上別的同學比較時，則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的遲鈍。任何一個能否成為建設性攻擊型的人是和他的情緒、精神狀態與性格密切相關弗洛伊德的裏比多理論提出，任何人都擁有一定的能量——從有機體和基因甲產生的生物能。即使環境條件對於成為攻擊型人才十分有利——當主動性與創造性行為受到高度評價而不是被窒息時，大多數人仍有一種內在障礙，限製了他們自由地成為攻擊型人才。一位有經驗的企業家說：“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是很難找到的。可靠的人更難找。而精力充沛、能堅持到底的人，能不斷開拓前進、親眼看到工作完成的人，簡直是屈指可數。我們的社會看來不能培養出開拓型的人才。每當主動性嶄露頭角，好象人人都想趕快把它掐掉。”因為大部分人對於能量自由外流都有顧忌，因此看到別人顯示出主動性便驚惶失措，妒忌與競爭性也隨之冒了出來。有一個人真正為別人的成就感到快樂，就有更多的人忌妒、怨恨、指責他們，來彌補自己攻擊性的不足。由於被人接受是正常的需要，因此許多聰明、有才華的人因為具有攻擊性而被大潑冷水，並冒著被社會遺棄的風險。人人都能記起同學之間有一種壓力，要求每個人學業上盡量不露鋒芒，不要流露出對功課有任何興趣。這樣做隻是為了免遭全班同學的嘲笑與白眼。同齡人的壓力，病態地逼著人們走中庸之道。除了環境影響之外，一個人能否成為建設性的攻擊型人才還取決於他本身性格中的某些成份，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駕馭怒氣的本領。攻擊與發脾氣是兩回事，但攻擊能力與一個人能否成功地處理憤怒的感情是分不開的。抑鬱症患者通常不能體驗和表達正常的憤怒，相反，根據精神分析理論，憤怒倒轉過來“衝著自我”向內發泄。這種憤怒常常披著緊張、激動、腸胃不適和恐懼的外衣——總之它可能披著任何偽裝，除了抑鬱的真麵目之外——到處惹事生非。人類麵臨危險時作出的反應不是憤怒——自我防衛或進攻，就是恐懼，如可能的話就逃跑。對抑鬱症患者來說，恐懼或逃跑是其對精神壓力通常采取的方法。有些場合，情緒正常的人應該表示憤慨，這是完全恰當的反應，而心情抑鬱的人即使在這種時候仍然采取逃避的方式。為什麼患有慢性抑鬱症或有抑鬱傾向的人難以駕馭自己的憤怒感情呢？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也許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們處理自己感情的方法模式是通過學習形成的，在每個家庭或每一種文化內部世代相襲。譬如，要是在家庭內部表達合理的憤怒是不能容忍的，或者，如果任何獨立意識或抗拒的表示都受到挫折，那麼人的七情六欲就會全部被趕到內心深處，這樣一來，感情被掩蓋起來，溝通也被阻塞了。敵意的釋放導致情緒高漲，使正常的攻擊性回歸，這是醫治抑鬱症時常見的格局。病人仿佛心底儲藏著一股無法表達的怒氣，在治療時一點一點地發泄出來，直到完全排完為止。精神分析理論強調，抑鬱症患者傾向於強烈要求跟自己所愛的人保持一致，有時這種傾向嚴重到如此地步，以致混淆了人與人之間的界限。這樣一來，向自己父母或愛人發火就變成朝自己發火。當這種怒火被引向外界之後，自尊心便能得以恢複。精神分析理論認為，抑鬱症患者害怕自己內心的憤怒。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因素是在童年發育時期、特別是發育的“口腔”與“肛門”階段形成的。在發育早期造成創傷的事件，會使人們日後需要依賴他人時不知如何行事。當依賴要求遭到拒絕時，無論是現實或出於想象，他們的反應是一種毫無理由的勃然大怒。兒童發育的“肛門”階段指的是孩子接近三歲的時候，這時大小便的訓練已經完成。如果這一時期養育孩子的方式過於死板，便會壓製兒童的熱情與自發性，使他們失去朝氣，還會遏製他們的創造潛力，在他們的人際關係中摻入施虐狂或受虐狂的成分。這樣做還會導致一種強製性，使兒童在今後生活中缺乏精神複元能力。童年時期上述這些心理焦點的結合，會在成年時產生強烈的、無法滿足的依賴需求，它是沮喪與憤怒的來源，還會造成一種僵化的情感能力缺損，威廉?賴希將它稱之為“情感障礙”。這就使人很容易罹患抑鬱症。弗洛伊德本人曾作過這樣的臆測：人們會發現他的許多心理學概念，包括敵意與抑鬱之間的聯係，是跟生物因素密切相關的，而這些生物因素終將會被認識。譬如，現已發現，甲狀腺亢進（甲狀腺活動過分）患者傾向於過分容易動感情，受到輕微的挑釁時也常常大動肝火。而甲狀腺功能衰退的人則傾向於冷漠抑鬱。治療甲亢病人，無論是外科手術或用藥物來製約甲狀腺的過分活動，都能緩解躁動不安、神經過敏的傾向。甲狀腺功能衰退，通過服用甲狀腺激素治愈之後，會緩解病人的淡漠狀態，恢複病人受挑釁時表達憤怒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