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走出孤獨抑鬱
抑鬱症的特征
承認自己感到抑鬱是件十分困難的事，許多人都有這樣的感觸。精神病專家斯坦利?列瑟在研究中發現，從某個事件發生並引起一個人的抑鬱，到他承認自己體驗到抑鬱之間，平均有一段長達三年之久的時間差。因為把抑鬱發作輕描淡寫地說成是一生的一部分似乎是很容易的。抑鬱情結常被強壓或堵塞，因為大多數人都想將愉悅感盡可能多保持一點時間。因此，由於抑鬱是痛苦的，所以往往遭到否認。情緒消沉會造成抑鬱患者思維及行動的速度普遍下降，這一變化常常受到誤解。事實上抑鬱是一種強烈的積極過程，因此是痛苦的。即使抑鬱症患者躲避社交，並體驗程度不同的主動性喪失，這種反應是抑鬱的後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表麵底下，有時在人們真正的知覺之外，是動蕩翻騰的恐懼夾雜著苦惱。隻要問幾個恰當的問題，說幾句恰當的話語，就能開啟它的閘門。難怪疲憊是常見的抑鬱症狀，神經係統保持高度警惕往往令人精疲力竭。對抑鬱症患者而言，他最最不需要的，是刺激中樞神經的興奮劑，如安非他明。有時內心的煎熬實在無法忍受，患者便產生一種自發的傾向，從隨手可以買到的藥品中尋求片刻緩解，這些“良藥”包括興奮劑、麻醉劑或者烈酒。有些人則通過“反抑鬱”的行為，諸如揮霍無度、男女群交、強迫自己加班加點來逃避抑鬱。但這些形式最終隻會加劇抑鬱衝突。抑鬱本身就是一種精神壓力，患者必須對此作出反應。他們的反應形式五花八門，從無聊、厭倦到驚惶失措。對付抑鬱最常見的辦法也許是朦朧地意識到它的存在，設法敷衍，不願正視它，一本正經地文飾它，並否認它的征兆。“我晚上睡不著，清晨四五點鍾就醒了。因為這樣我才感到累，做工作也提不起興趣。要是睡得著的話，我就會好起來的。抑鬱症？才不是呢！”大多數人不會辨認抑鬱症，因為他們不能確認它的症狀是什麼樣的。有的重大的變化跟抑鬱症有關，但這些變化不見得在每個病例中都全部出現。沒有哪兩個人的行為或情緒變化會在同一時間甚至以同一方式發生。首先，抑鬱症一般與睡眠障礙有關。大部分抑鬱症患者會注意到睡眠習慣被打亂，也許他們得花更長時間才能入睡，也可能一夜中醒來次數增多，睡眠更淺。也許他們在平時起身之前就早已毫無睡意了。入睡之前和早晨醒來之後那段漫長的不眠時刻是在問題與壓力的煎熬中度過的。他們往往晚上害怕上床，找出種種借口熬夜，雖然自己並未意識到這點。他們也同樣害怕展示在麵前的白天。因此，任何有較嚴重或長期睡眠不足的人，都應考慮患抑鬱症的可能性。抑鬱症的第二個重要特征是性衝動與性功能降低。由於我們的文化對性交的技能特別重視，這一點尤其傷腦筋。這樣的變化可能意味著引起抑鬱症的衝突本質上與性有關。通常它反映精力的普遍下降，或者是將精力花去對付情緒消沉了。性興趣淡漠時，總是應當考慮抑鬱症問題。與性衝動衰退密切相關的是食欲不振，進食時的正常享受感消失了。這繼而導致體重大幅度減輕。一個人往往直到他發現自己衣服過於寬大，或者稱體重時自己瘦了5～10磅時，方才意識到自己比平時吃得少了。最後，還有患者對抑鬱症的主觀體驗，即患者感知自己感情的方式，如：“我身體內部到處都疼”，“我常想哭，但哭不出來”，“我太會掉眼淚，簡直控製不住”，“我就是實在實在地不快活”，“以前喜愛的事現在一點兒興趣也沒有了”，“我怕得要命”，“我煩死了”，“我下了決心”，“我無法有效地集中精力”，“我隻感到絕望”。許多人體驗到的抑鬱情緒是缺乏自信。情緒與自尊心之間有密切聯係。那些感到自己是“沒出息”、“沒價值”、“無能”、“不配”等等的人，事實上都得了抑鬱症。如果人們意識到是哪些問題誘發了抑鬱症，往往會對此苦思冥想起來。“母親五個月前死了，我無法將她從心中抹去”，“我在工作中確實感到自己被下屬和上司團團圍困起來”，“這樣的婚姻沒指望”，“離婚後我寂寞死了”，“幹嘛我們不能交流思想？”抑鬱症患者常有一種不由自主的感覺，一種中圈套的感覺。自己進入了死胡同卻看不到出路，想不出解決辦法，心情從冷漠直到絕望。失眠、性衝動衰退、食欲不振、喪失自尊心、情緒變化——從厭倦到毫不掩飾的絕望——這就是抑鬱症的基本症狀。仿佛正常時人體內的生物能流從體內流向自己周圍環境，如今被堵住了，同時內心的不安與苦惱卻在神經係統內部不住地翻騰。內心被本身的精神壓力死死纏住，表麵上卻呈現以自我為中心，對外界刺激毫無反應，明顯地對他人的危難漠不關心——不難理解為什麼一開始抑鬱症患者往往會引起同情，但繼而便是不耐煩、憤慨，最後則徹頭徹尾地被一起工作、生活、但卻不了解他正在經受內心煎熬的人棄之不顧——這恰恰是抑鬱症患者最懼怕的。有些人未能認識到自己得了抑鬱症的原因在於他們想用反作用來克服抑鬱。體重減輕了麼？他們就吃得過量；性興趣下降麼？他們就幾乎強迫自己尋求性刺激；睡不著覺麼？就拚命睡過頭，一半是由於疲勞，但主要還是想以此逃避無法忍受的環境。還有許多變化也是抑鬱的後果，可以作為重要線索。如對本來可以輕易下決心的事卻舉棋不定；精力集中不起來，產生一種明顯的辦事拖拉傾向，以上情況都很普遍。抑鬱症患者可能發現連看書寫字都有困難，但經常用不感興趣來加以文飾。他在製訂計劃、承擔義務時敷衍塞責。從安排周末社交時間表到給電燈換電線，到另謀職業，無不遲疑拖延。對這些，他也常找借口加以文飾：“要是時間夠的話，我會去幹的”，或者“我這個人本質上很懶”。心情抑鬱的人有一種不願與他人接觸的需要，即使對於平時很合群、很外向的人也不例外。這種厭惡社交活動的心情並不真正是一種要求孤獨的願望，他們往往為寂寞而感到痛苦，生怕被別人冷落。它反映的是對人際接觸的恐懼，部分是由內心痛苦造成的。此外心情抑鬱的人對別人一時大意或不懷好意的話有一種微妙的敏感心理，這也部分造成他們對人際接觸的恐懼感，外向的生物能流全麵減少，與他人打成一片的能力衰退，也會引起這種恐懼感。當人們患的是急性抑鬱症時，特別是當誘發事件很容易辨認時，他就能更敏銳地將這些主觀變化聯係起來，承認自己得了抑鬱症。但當抑鬱轉入慢性，甚至到與人格特征相混淆的地步（“我就是如此消極行事，我是個悲觀主義者”）。當情緒無法跟原因聯係起來時，要發現抑鬱可就困難多了。因此，看一個人是否患了抑鬱症，光回答下列問題是不夠的：“我覺得如何？”和“我的行為是如何發生變化的？”還必須進一步考慮：“我是否屬於那種容易產生抑鬱的人？”及“我所工作和生活的環境是一種什麼樣的環境？”應該問問自己：“我在過去幾年中是否經曆過可能引起抑鬱的事件？我是否被自己所愛的人拋棄過？有什麼人去世了？工作中是否發生什麼事情對我的自尊心構成威脅？”某些事件應該造成一定程度的抑鬱。例如，自己生活局麵的重大改變，無論變好變壞——提升，或者離婚，父母或孩子的死亡，青少年離家出走，退休，身體健康狀況下降，財政困境，結婚，生孩子。當人們對這類事件的反應十分突然並相當強烈時，急性的抑鬱是不難察覺的。但是如果抑鬱緩慢地露頭，在幾個月甚至幾年中逐漸加劇，那麼靈活性一點點喪失，失眠、疲憊、退縮、感覺遲鈍等症狀便很難與起因相聯係，要弄清原因也就加倍困難了。感情衝動的人不容易承受損失造成的傷害。這一方麵的研究清楚地證明，如果一個人在他的性格形成期蒙受過重大損失，如父母親或其他家庭重要成員的死亡，更經不起損失對他的打擊，產生抑鬱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感情衝動的人往往很認真、很負責，並有高度的個人倫理觀。他對愧疚心理十分敏感，無論是否事出有因，也無論他是否真正意識到或者承認這一點。這種人在正常的精神狀況可能雄心勃勃，精力充沛，同時富有競爭意識。雖然這種人帶有自我專注的傾向，他們會尊重他人感情，有時甚至過分，有時還會小心過度，唯恐無意之中傷害他人。他們迫切需要得到別人的喜愛與尊敬。他們多半會不知不覺地、深深地、有時往往是無法控製地墮入愛河，並且非常依賴自己所鍾愛的人。這種人缺乏靈活性，做事缺乏必要的限度。他們會在自己或別人心目中降低自己的尊嚴，對一切事物都高度敏感。對他們來說被拋棄是一切經曆中最最痛苦的。他們有強烈的自我控製需求，但矛盾的是，他們很容易受人擺布，自己常常還蒙在鼓裏。他們還要求牢牢控製周圍環境，作為對付靠不住的事或避免自己受傷害的手段，當這種控製處於危險時，便驚惶失措。這種人很難表示心中的敵意。有時甚至意識不到自己的憤怒。他們不會調動自己的怒氣來保衛自己，即使在完全有理由並且有必要時亦是如此。他們一般很有耐心，這通常是一種美德。但如在一段時期內，在工作或婚姻生活中，要是他的怒氣一次次公開地或隱蔽地受到激發，或者在某種環境中，正當的憤怒表示常被強壓下去，他就可能發現很難維持自己的情緒平衡。發現抑鬱的另一個線索是人與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性質，可以問這樣一個重要問題：“我生活在何種心理環境之中？”在某些家庭，自由地表達看法與感情簡直是不能容忍的。另一些家庭則經常充斥著憤怒、對抗和惡意的感情。在治療抑鬱症時，醫生經常能夠發現患者家庭中缺乏感情交流，對正常的敏感心理不予尊重。同樣，一個組織內的環境可能強化工作人員的主動性與自尊心，也可能正相反，由於破壞性的競爭意識扼殺了感情的公開交流，鼓勵政治上的兩麵三刀，從而削弱了人們的主動性與自尊心。在這種處境中工作的人，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必然曆盡坎坷。他或許會覺得缺乏安全感，害怕承擔責任：“如果幹得好，能帶來效益，得利的是公司；如果失敗了，全是你一人的錯。”他的努力會大打折扣，不想發表自己的看法，不願引進新思想，隻幹非幹不可的事來保住自己的職位，並強化令人氣餒的氛圍。這種類型的家庭和辦公場所被稱作抑鬱誘發環境，因為它們很可能在大部分成員身上誘發抑鬱症。某些職務看來特別容易誘發抑鬱症——如醫務人員。內科醫生是各行各業中自殺、離婚、心理性生理疾病發生率最高的。公司總經理則屬於另一類如酗酒、心血管疾病及其他心理性生理疾病高發病率的例子，這些疾病都跟精神壓力有關。這些統計有力地顯示出他們患有深層的、未經察覺的、未加診治的抑鬱症。這樣看來，認識抑鬱症包含著四個重要問題：你是否體驗到一個或數個抑鬱症的主要症狀？在過去幾年中，你生活中是否有可能引起抑鬱的重大轉折？無論是好是壞。你是否屬於那種對抑鬱很敏感的人？你在何種類型的環境中生活工作？即使作過這樣的自我評價之後，抑鬱症有時還可能難以覺察，因為人們對於精神壓力，包括抑鬱引起的精神壓力，各有各的反應方式，而抑鬱就隱藏在這些不同方式的背後。
認清抑鬱症的真麵目
對許多人來說，聖誕佳節向來伴隨著無限的憂傷與寂寞。春天也是抑鬱症流行的時節。以往歲月中各種不盡人意之事會在每年中同一時刻重新引起抑鬱的思緒，這種“周年反應”十分常見。然而抑鬱並不限於特殊時間與地點，因為本質上，它是對精神壓力的一種反應，因而抑鬱是一種可能在任何時候襲擊任何人的情緒。至少有一半美國成年人曾先後嚐過抑鬱的滋味，這樣說絕不過分。事實上，有人做過估計，每一片刻都有將近800萬美國人迫切需要專家幫助他們解除抑鬱之苦。不幸的是這些人中的一大半尚未意識到自己患了抑鬱症。如此眾多的人對抑鬱症缺乏認識，原因在於他們常把抑鬱症混同於普通的心情不快。每個人一生中總有些場合會引起不快。不快是指當事情出毛病時感到的難過或不滿，它並不意味著喪失明辨是非的能力。而抑鬱的情緒，則影響人的性格，決定人們如何處世，如何看待自己及周圍的世界。一位正在接受精神治療的抑鬱症患者指出：“不快與抑鬱有實實在在的區別。我和妻子爭吵時，心裏感到不快。我討厭爭吵，但這畢竟是生活的一部分，過不了多久我們便和好如初。也許我會為此擔憂，但我能睡得著，精神也不錯。“但當我抑鬱時，事情就大不一樣了。我遍體疼痛，這幾乎是一種肉體上的折磨。夜裏不能入睡，整夜睡不著。盡管有時也會感到精神好一些，但抑鬱的心情幾乎每天都會出現，使我觀察任何事物都蒙上了一層陰影。如果這時我和妻子吵了一架，便會感到這場婚姻似乎已經沒指望了。假如生意中出了些問題，要是在平時，我也會感到有些緊張或沮喪，但我能立刻妥善處理好。可是心情抑鬱時，我便會仿佛覺得自己真的不中用了。我就不光要應付眼前的事情，還得和自信心不足展開搏鬥。”社會公眾對抑鬱症本質的各種誤解，大大增添了認識抑鬱症的難度。盡管許多人口頭上也常叨念自己心情抑鬱，其實他們並非當真這樣想。因為，他們相信真正的抑鬱症是一種嚴重的精神病。提起精神病，其含義令人不寒而栗。人們或把抑鬱症當成是躁狂——抑鬱精神病周期性發作的一部分，不然就以為它會使人心智失常，總之病情嚴重，患者非住院不可。其實，如此富有戲劇性的病例，在大量抑鬱症患者中隻占極小部分。多數抑鬱症患者病情較輕，雖有危害，卻極易被忽視。因此，大部分患者通常很難將自己與嚴重的精神抑鬱症相提並論，在他們眼裏，抑鬱症是別人的事，與己無關。其次，許多人依然把在精神壓力麵前感到抑鬱看成是軟弱的象征，因此，抑鬱常常引起患者的窘迫感。簡而言之，許多人寧可忽視抑鬱症的征兆，也不願承認在生活中許多場合，抑鬱是唯一健康的反應。抑鬱的產生是麵對精神壓力時一種常見的心理生物反應。人在自己一生中都必須對付大量艱難險阻。因為人是一個心理生物整體，所以，每一縷思緒，每一分感情，都會引起神經係統中化學成分的相應變化。而他對精神刺激的反應與處理也同時表現在生理與心理兩個平麵上。因而，嚴重的病毒感染有時也會觸發一時的抑鬱，而因親人死亡產生的抑鬱感同樣會在生理上表現出來。由於人還是一種社會性動物，個人的反應會影響周圍環境，而周圍環境對此產生的反應，反過來又會影響他本人。日常生活中，普通的沮喪可看成是抑鬱症的輕微發作。例如，感到自己沒出息，覺得自己比平時更敏感，更加愛掉眼淚，等等，這類感覺幾乎每人偶爾都會體驗到。抑鬱症的特征包括情緒低落、睡眠不良、喪失自尊心和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等等。伴隨抑鬱症而來的是疲憊不堪，精力不支，避人怕事，性欲減退，性功能衰竭，胃口不佳，體重下降，神經過敏，驚恐不安，脾氣暴躁，全身不適，等等，卻查不出任何疾病。當然，這許多症狀很少會並發，較常見的是某一種症狀特別突出，譬如，性功能障礙。美國一所重點大學附屬醫院的精神病門診部，原來上門接受各項治療的病人每月幾百人，當該部門新設性功能治療門診後，光這一項前來就診的人數便猛增到大約每月2000人。據調查其中多半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許多人未能意識自己得了抑鬱症，原因還在於他們雖已注意到自己身上有個別抑鬱症的征兆，但未能將其與自己情緒的全麵改變聯係起來。由於他們覺得自己遇到精神壓力時尚未想到跳樓或者吞服過量安眠藥之類的事，所以他們不明白自己和別人一樣正在受到抑鬱症的影響，盡管別人對精神壓力的反應可能是急性的，病勢更嚴重：一連好幾星期飽受沮喪、惶恐之苦；是認真對付呢，還是聽之任之呢？這種左右為難的矛盾心理折磨得他們死去活來。
引起抑鬱症的因素
抑鬱性反應可以暫且分為急性與慢性兩種類型，前者來勢凶猛，後者持續時間較長。急性抑鬱症時間短，但病情嚴重、患者能直接體驗到情緒的激變，但一段時間之後通常可以恢複正常。它也有可能拖上幾星期甚至幾個月，一般說來，抑鬱反應的強度和持續時間長短與引起抑鬱症的事件的性質成正比。找工作時遇上兩三回閉門羹顯然不會產生過深的抑鬱感。但離婚之後持續半年或更長時間的抑鬱症卻是常見的。急性抑鬱反應也可能極其輕微：數小時的傷心，轉瞬即逝的被拋棄感，一兩天的灰心喪氣都不足為奇。但若造成抑鬱的精神壓力十分嚴重或者體驗到抑鬱感的人對精神刺激特別敏感，這時抑鬱感就會加劇。急性抑鬱症發作有助於宣泄湍急的激烈感情，由於這一功能，在麵臨生活中某種重大轉折如蒙受重大損失時，它便成為一種必要的、求之不得的反應方式。有些不幸事件，如失業、愛人的死亡、孩子患重病等，顯然對大多數人具有極大的危險性。失戀、離婚也同樣可能引起抑鬱症，特別是遭人拋棄時，抑鬱感尤為強烈。家庭的破裂成為夫妻雙方、特別是孩子產生抑鬱症的常見觸發劑。對重大損失的個人反應程度取決於這個人的性格。有些人由於童年時代的不幸遭遇，譬如他年幼時由於父母離婚或死亡等原因失去了父愛或母愛，其結果是他們在以後更容易受到損失的影響。除了損失與抑鬱症有密切關係之外，如果在一段不長的時間範圍內接連發生數起緊張事件，幾乎任何人都會因此產生抑鬱反應。精神病理學家歐仁?佩克爾等早已指出這一點。這類事件不見得一概都是不幸的事情。例如某人被提升到重要崗位，派到國內另一處地方任職，在股票市場損失了一大筆錢，又參加了他獨生子的大學畢業典禮，這一切都發生在數月之內，他很可能變得抑鬱起來，這是人對累積的精神壓力一種很自然的反應。他的這一反應可能使別人甚至他本人感到困惑，因為這些變化中多數事件一般被認為是好事。這就是說，一連串重大變動，無論好壞，隻要擠在較短的時間範圍內，就能使大部分人產生抑鬱症。顯而易見這一發現對當今美國社會關係重大，因為在這個社會中某種生活方式或生活價值的崩潰已司空見慣了。人們必須在心理一生物的平麵對壓力作出反應，若反應過於強烈，或過於微弱，都會產生問題。如果一個人麵臨重大的不幸，外表看起來毫無反應，那麼我們有理由懷疑此人必定在掩藏自己的抑鬱感。他這麼做須得冒很大風險，因為抑鬱反應會推遲幾個月後發作，而且容易轉變成難以治愈的慢性抑鬱症。要是一個人缺乏恢複能力或對抑鬱症認識不足，因而不能成功地克服它，那麼急性的也會變成慢性的。急性抑鬱症使患者有機會認識它，慢性抑鬱症則不同，它必然損害人的能力，並以各種形式給生活帶來重重障礙，而且難以糾正，有時甚至不可逆轉。情緒波動的定式化，就好象神經係統不時發生短路，會反複強化它的破壞能力。慢性抑鬱症的症狀與急性的頗為相似：缺乏自尊心，高度敏感，失眠，孤僻，經不起指責，難以下決心，辦事拖拉等等。還會產生一種想給自己的抑鬱感尋找正當理由的強烈迫切感。人們在心理上傾向於把勁頭、精力衰退的原因投射到與自己密切相關的周圍環境上去。50歲以上的老年人常將緩慢的、悄悄惡化的性格變異看成是步入老年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仿佛無能和喪失隨機應變能力的感覺是衰老的必然組成部分。慢性抑鬱症往往難以確認，因為與急性抑鬱症相比，它是長期的，症狀也難以捉摸；還因為它看上去更像是脾氣與性格方麵的毛病，而不像精神狀態方麵的問題。在有些人身上，慢性抑鬱症的唯一症狀也許就是反複出現的神經質或心理緊張，使用溫和的鎮靜劑或娛樂消遣都不見效。度假期間，遠離平時的種種壓力，會使患急性抑鬱症的人精神振作起來，而且經久不衰。而患慢性抑鬱症的人則正好相反。事實上，脫離工作壓力隻會使他更加無精打彩。即使他們體驗到一絲寬慰感，當他們一旦回到原來的生活環境中去時，也會很快重新陷科抑鬱之中。持久性是慢性抑鬱症的症結所在，它決不會自行消失。慢性抑鬱症究竟是哪一時刻開始的？這很難精確斷定。它不像急性抑鬱症，在患者心目中慢性抑鬱症與病因往往風馬牛不相及。在緊張事件發生時，本應體驗到的心情往往遭到患者否認或掩藏。有時人們甚至還會誤認自己當時如何鎮定自若地應付不幸事件，並引以為榮。這類原發事件的重要性常被忽視，因為當時它並未使人覺得特別心緒不定。對慢性抑鬱症患者來說，引起抑鬱症的變故與患者出現精神狀態變化的最初跡象之間往往有一段時間差，由於精神變異的原因當時未能辨認，因而由抑鬱症引起的問題可能上升為主要矛盾。婚姻問題、財政困難、性機能衰退和其他許多衝突，其實都是慢性抑鬱症在患者身上產生的效應引起的。由慢性抑鬱症造成的種種困難積重難返，患者克服它們所需花的時間往往要比克服抑鬱症這一病根本身長得多，許多精神病專家可以證實這一事實。實際上患者本人常將慢性抑鬱症引起的形形色色並發症當成無中生有的問題。成百萬美國人為性生活感到憂心忡忡，卻未意識到精神狀態與性生活之間微妙的相互作用。夫妻衝突往往起源於感情交流障礙，而造成這一惡果的則是未被覺察的抑鬱症。夫妻衝突可能達到令人痛苦的地步甚至瀕臨離婚的邊緣。抑鬱症總是破壞感情交流，因為抑鬱症患者神經過敏，他可能將對方的沉默誤認為是拒絕和愛情的喪失。由於他自己落落寡合，別人也誤以為他對人冷淡。在有一種場合下，抑鬱症對患者不無助益：持續的抑鬱情緒有時可以對患者起警告作用——當然，隻有當患者已正確辨認出它，並正確對付它時才是這樣。它提醒患者，在其家中或辦公場所出現了某種反複重現或不斷深化的因素，正在逐步削弱他的自尊心。例如一位已婚女子的丈夫無視她對家庭生活的奉獻，時常無端指責她；或是公司副總裁遇到一個鼠目寸光的總裁，他喜歡利用別人對他的信賴，其實他根本不配獲得這種信賴；再如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們碰上行事武斷、盲目的父母親。上述任何人，如不設法及時糾正這種不平衡狀態而繼續處於這樣的環境之中，消極地或無意識地忍受這種逆境，都可能得慢性抑鬱症。為什麼某些人會得慢性抑鬱症，而不能通過急性抑鬱症以公開與直接的方式對付精神壓力呢？急性抑鬱症患者一般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比較留意自己的心情，懂得如何更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感情，而慢性抑鬱症患者就缺乏這種能力。急性抑鬱症患者更善於見機行事，所以不容易跌進情緒抑鬱的陷阱。抑鬱反應能是在短時期內消除，還是繼續發展成慢性，可能是由重要的生物化學因素來決定的。大腦神經生理外科手術領域的研究，證實了患抑鬱症的人體內一種叫做生物胺的物質的代謝功能具有變異趨勢。這一變異影響了神經係統內脈衝的傳遞。其他方麵的研究也顯示了抑鬱症患者體內激素及礦物質如鈣等的代謝功能會出現變異。這種變異隻有在抑鬱症痊愈後才恢複正常。然而，不論是急性還是慢性抑鬱症，與其他應急反應方式如生理性心理紊亂相比，都還算不幸之中的大幸。當一個抑鬱症患者，不管是靠自己努力，或是接受較新的綜合精神治療方法，隻要措施得當，配以抗抑鬱新藥，在治愈抑鬱症的同時也會逐漸獲得內省洞察力，這對於加強自己對未來的遠見意義重大。另一種應急反應形式——心理性生理疾病，痊愈的希望要渺茫得多。眾所周知，精神壓力是造成心血管疾病諸如高血壓及氣喘病、結腸炎、消化係統潰瘍其他病症的主要因素。所不同的是，心髒病發作或者胃潰瘍易於受到社會諒解。因為這多少表明患者是一個努力工作、事業心強的人。即使健康狀況迫使他工作速度放慢，隻要這對他身心健康是必不可少的，便認為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抑鬱卻不易為社會所諒解。然而，抑鬱症幾乎都能完全痊愈，而在應付精神壓力之時出現心髒病發作或胃潰瘍的人，則必須麵對這一現實：這些疾病造成的後遺症對身體的損害是無法挽回的。胃潰瘍患者在作出應急反應時出現了心理性生理症狀，可能會驟然大出血致死，或以胃穿孔告終，或者通過外科手術，把胃完全切除掉。可是，如果詢問起來，人們多半有意無意地表示，情願得生理疾病也不願患抑鬱症。這種流傳甚廣的心態，促使成百萬人不願正視自己的抑鬱症，也不願設法治愈它。現在是認清抑鬱症真麵目的時候了。這無所不在而又極易傳染的抑鬱症，它對全民健康造成的問題並不亞於黃熱病和天花。抑鬱症是麵臨精神壓力時極其普遍的反應方式，這種反應有時的確需要就醫。但我們還必須明白，患者如果他們不再諱疾忌醫，那麼就能掌握獨一無二的機會，來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並在他們自身及他們的周圍環境內，根除持續的、具有破壞力的衝突。
抑鬱症剖析
盡管體驗過抑鬱的大多數人並未成為嚴重的抑鬱症患者，但也有些人確實病得不輕。有時，抑鬱症明明白白是一種醫學問題，有必要請專家進行適當的治療。躁狂性抑鬱反應、焦慮性抑鬱症、妄想型抑鬱症、把抑鬱症患者壓垮的嚴重的惶恐狀態。這一類病情就需要專門的精神療法與生物療法加以對付，有時必須住院治療。在精神病學內部有一種有爭議的提法，它要求取消傳統的診斷意見，取而代之的是這樣一種觀念：把抑鬱症患者看成是他環境中包括著其他人的相互作用體係的一部分。這一態度有很多長處，它促使人們否定將患者定義為“病人”的作法。診斷往往可能成為一種貼標簽的形式，這種做法很容易引起曲解，並有害。因為在診斷概念中隱含的“精神病”這一術語具有令人望而生畏的聯想，所以許多抑鬱症患者害怕承認這一點，因此在他們需要幫助時不願采取措施來獲得幫助。傳統方法中患者被列為“有病”之人，這會導致人們低估這樣一種可能性：患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別人的犧牲品，這些人需要他喪失能力以便維持他們自身平衡，而他的康複可能促使人際關係發生重大變動。其次，這種標簽本身對病情好轉的前景也有不公平的影響。諸如“情感分裂症”、“躁狂抑鬱性精神病”都給人以一種毫無根據的不治之症的印象，盡管許多被這樣診斷的患者有極好的康複良機，特別是生物療法問世以來，患者康複的可能性進一步提高了。對於診斷還有一種強大的文化偏見。對於在美國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到了英國就常被診斷為躁狂——抑鬱反應。診斷概念往往會引起誤解。有些病人的病情套不上任何專門類別的精神疾病，譬如他們未顯示出幻覺、妄想或嚴重情緒變化，如果誤解了診斷概念，便會得出結論，這些人必須是健康、正常的。沒有比這離真理更遠的了。但是，如果誰否認精神病的存在，那就表明他缺乏常識。有時，這樣的否認會剝奪患者家屬對於事態發展真相的正確理解。一位住院三年的男孩的父親講述了這段經曆：“我兒子第一次發病時才十三歲。他抑鬱，並企圖自殺。他的行為很古怪，說話就象不連貫的呐呐自語。送他去醫院時我還以為他會與醫生合作，我把全部的家庭曆史都告訴了社會工作者。”“當我探望兒子時，我盡力照他們囑咐的去幹。如果他需要朝我發脾氣，我就讓他發，並避免談論任何可能惹惱他的事情。我和妻子套上了負罪感的枷鎖。疾病持續越久，我們越感到內疚。我試圖從醫生那兒了解到底出了什麼毛病，但他們隻是和我談家庭關係方麵的事情。我心裏在嘀咕，他們一定認為我兒子的病是我和妻子之間矛盾的產物，他們認為在他童年時候，我們對他幹了什麼可怕的事。兩年之後，我才最終從一位谘詢醫生那兒得知，兒子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他向我解釋了這種疾病的全部涵義。我頭一回意識到他的病涉及到各方麵的問題——有生化方麵的，也有遺傳方麵的原因。有些可能在妊娠期就發生了，對此我們是完全沒法控製的。我們第一次感到從可怕的愧疚中解脫出來。”謹慎地使用診斷分析還為藥物治療提供堅實的基礎。抑鬱不僅是一種情緒，也是一種診斷。對一類嚴格篩選的病人——嚴重抑鬱症患者和有躁狂性抑鬱反應的病人——在研究病情的原因以及有針對性地運用有效的療法方麵，診斷極為重要。早先的醫生對於各種精神病未加區別，而是將他們統統貼上同一個標簽：憂鬱症。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臨床醫生才更加嚴密地區別各種形式的精神病。從被稱為憂鬱症的精神病中，瑞士精神病專家歐仁?布呂勒區別出他命名為精神分裂症的一類病人。他是按照某些症狀與跡象的存在與否為依據給精神分裂症下定義的。其中包括邏輯思維過程的嚴重幹擾；智力過程與感情過程的分離，這樣病人會以一種外部表現為淡漠的表情來思考令人不安的悲痛事情；一種沉涸於自身對現實的看法的孤獨癬，使患者具有一種能根據自己的妄想來確定自己世界的能力，以及體驗自我與外部世界的方式上不可調和的感情矛盾。這樣定義的精神分裂症實際上和分裂人格這種通俗概念完全無關。精神分裂症可以分為四種類型：簡單型，通常在青春期開始，很多人在十年之內發展成一種感情缺損與精神衰頹狀態。青春期癡呆症，即通俗概念中的白癡，其特征是幻覺與不得體的行為，如無明顯理由的大笑、癡笑、做鬼臉。偏執型精神分裂症往往發病較晚，大約在二十幾歲，其特征是一種定義含糊的但通常是強烈的被迫害妄想，一般與聽覺方麵的幻覺有關。最後一種是緊張型，其分類特征是不語、不動，患者會一連幾天或幾星期采取一種塑像一般的姿勢，作為退縮進自己孤獨世界的方式，由於失望和憤慨而拒絕接受外界的現實。偶爾這種退避可能會被一陣陣有破壞性的激動行為所打斷，這種行為稱為“興奮”。在被稱為躁狂抑鬱反應的嚴重亢奮和抑鬱狀態中，患者的情緒與思維過程存在著密切聯係，這種聯係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是不存在的。少數對於非常嚴重的狂喜與抑鬱狀態、必須進行理劑與電休克療法的病人，診斷是極其重要的。但是並不是所有嚴重的抑鬱症都包含在躁狂——抑鬱反應之中。精神病理學家繼承了克賴普林開拓性的研究，想進一步弄清抑鬱症究竟有幾種類型。有的把情緒失常分成兩類。一類是外因誘發型，在這類抑鬱症中，可以辨認出患者生活中誘發抑鬱反應的外部事件。另一類是內因誘發型，在這一類中查不出上述外部條件的變化。據說前者的根源是生理生物的，而後者則是生物化學的。無論這種說法正確與否，有一點變得越來越明顯，那就是這種刻板的劃分很少有什麼實用價值，隻會給心理學派與器官學派的精神病理學家之間的衝突火上加油，因此這樣的劃分現在用得越來越少了。還有一些其他分類的嚐試，有的以發病的生活時期以及與之相隨的生活中的變化來劃分抑鬱症類型，從而有了諸如退化抑鬱症與衰老期抑鬱症等專門名稱。同樣，這種區分也沒有什麼實用價值。如果說真起到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是錯誤地假設：抑鬱症首先是伴隨著停經、男性更年期和衰老進程的中老年人的反應。但是事實證明有些分類的方式是有價值的，因為他們為治療提供了重要線索——例如妄想型抑鬱症。任何抑鬱症患者都格外神經過敏，很容易產生被冷落的感覺。如果伴隨這種神經過敏而產生的信任缺乏嚴重到一定地步，患者就會成為偏執狂，甚至妄想狂。隨著治療中生物化學方法的迅速崛起，診斷，加上對於抑鬱症的心態與症狀的仔細評價，都在精神病理學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使醫生得以在恰當的時候對恰當的病人更精確地選擇恰當的療法，特別是當醫生使用抗抑鬱藥、試圖加速精神治療的進程，或者使用電休克療法、設法解除抑鬱症患者的緊張狀態時，診斷尤為重要。使用電休克治療比較簡單。在一間特殊的治療室裏，給病人注射麻醉肌肉放鬆劑。當病人一旦入睡，他便接受了通過一邊一個貼在太陽穴上的兩個電極的足量電流，來誘發驚厥，醫學上稱它為癲病大發作，因為這和癲痛驚厥十分相似。但是軀體的活動即使有也很微弱，因為與麻醉劑一起注射的肌肉放鬆劑阻止了這些軀體活動。不到三分鍾的驚厥之後，病人會睡上一個多小時。當他蘇醒過來時，他通常對治療本身什麼也回憶不起來。令人費解的是電休克治療的療效並不取決於驚厥的實際生理表現，就連是否使用電流也不相幹。吸入劑——一些能夠產生驚厥的氣體——有同樣療效。這種療法誘發了細胞內和細胞膜上礦物質與生物胺代謝平衡方麵的有關變動，對於降低中樞神經係統的癲癇發作閾起了某種作用。本來醫生可以與病人一起探索與抑鬱症直接有關的心理環境因素，但是由於電休克治療能消除症狀，這方麵的積極性受到挫傷。這常常會在將來情緒失常複發時，使病人解除武裝。對許多病人來說，這種療法本身聽起來“十分野蠻”，雖然電休克治療的並發症甚至比起做常規闌尾切除手術可能引起的並發症還要少，程序也輕。許多精神分析學派的精神病專家暗示，這種治療在生物方麵無作用，隻是使患者經受一次懲罰性的體驗，這樣他的負罪意識可以得到補償，他的受虐需要暫時得到了滿足。大多數人不情願讓自己孤零零地被推進治療室，讓麻醉劑弄得自己失去知覺，然後再讓一組醫生護士進行某種程序來改變自己大腦中的化學平衡與電平衡，這是可以理解的。醫生們討厭施行電休克療法，病人們討厭接受這種療法，無疑曾使許多本來應當進行電休克治療的人都未能進行。另一方麵，精神治療中排斥異己的做法助長了電休克療法的濫用。某些醫生認為所有感情方麵的問題根源都在生物平麵上，以致有些醫院簡直成了“電休克工廠”了，在哪兒無論病情如何，原因是什麼，病人一律以接受電休克告終。使用理劑是另一種生物療法，診斷在這種療法中是個關鍵因素。理劑能有效地減輕躁狂一抑鬱反應的躁狂狀態。此外它很可能會防止病人狂喜或抑鬱的複發。但是對於經診斷確定為非躁狂型的抑鬱症患者，理劑在消除抑鬱和防止情緒波動方麵至今未發現有任何作用。生物療法對許多情緒紊亂的病人具有無可爭辯的功效，它促使人們進一步重視探索大腦功能的變化，這種變化在某些病例中與抑鬱一同出現，在另一些病例中可能就是引起抑鬱的直接原因。
剝掉抑鬱的偽裝
把抑鬱看作是對精神壓力作出反應的方式固然重要，但是抑鬱症本身也是一種精神壓力，這點不容忽視，患者對此也不免要作出反應。短期影響精力集中或者加劇猶豫不決的輕度抑鬱，在某些人身上隻是勉強看得出來。相反，對另一類性格的人來說，同樣程度的抑鬱經受起來可能既痛苦又令人煩惱。換言之，光看表麵的反應很難斷定抑鬱有多嚴重，因為不同類型的人對同樣程度的抑鬱會產生不同的反應。恐慌，像抑鬱一樣，本身也是一種對精神壓力的心理——生物性反應。在研究中有這樣的報導：由於嚴重抑鬱症而住院的病人，血液循環中腎上腺胭——腎上腺在對精神壓力產生反應時分泌的激素——的指數有所上升。但是腎上腺胭的升值可能與抑鬱本身無關，而與抑鬱造成的緊張心理有關，因為在住院一周至十天之後，腎上腺胭反常的高指數便會恢複正常，而抑鬱本身卻遠遠未來得及消除。這一生物性變化顯示，無論患者是在何種場合住院的，他當時感覺的恐慌現已減弱。因此，一個人在自己感到抑鬱時如何反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性格與環境。有些人習慣於讓步，而另一些人則傾向更無情地驅迫自己前進。對付抑鬱時，一種人可能變成“強製工作”型，而另一種人可能會退縮，成為事不關己的人。一個人的性格以及他通常對精神壓力作出反應的方式，會強烈影響他對自己情緒變化以何種方式作出反應。麵對抑鬱症時最通常的反應方式是激發焦慮和緊張。這類感覺一突出，往往會將底層的抑鬱完全掩蓋起來。焦慮，本質上是一種擔心、神經質、輕度的害怕和不安的狀態。如果它的核心是非理性的，則被稱為恐懼症，最常見的恐懼症有懼高、懼怕封閉的空間、懼怕人多等。焦慮則往往是“自由浮動”的，它不依附任何事物，很容易移向那些與人人有關的擔心事，如財政困難或健康問題。“如果我錢再多一點，我就什麼問題也沒了。”“我胸口的腫塊會是惡性的麼？也許醫生錯了。”焦慮往往與軀體上的症狀有關，如心悸、盜汗、頭暈、四肢無力。從生理角度可以區別焦慮與緊張，後者使遍布全身的肌肉處於繃緊狀態。高度緊張的人常說自己仿佛覺得被鉗子夾住了，或像是穿著一副太緊的盔甲，死死地擠壓著身體。當然，緊張也可能是局部的，隻涉及身體的若幹部位，如脖子僵硬，胸口悶，呼吸困難，頭痛，小腿肌肉緊張或沉重。當人們意識到事情有些不妙，卻不完全明白危險來自何方，這時便會產生焦慮；而緊張的起因通常是反複出現的艱難處境，需要他設法同時牢牢控製感情和局麵。一個銷售商與一連串既粗暴、又咄咄逼人、但可能成交的顧客打交道時，他有一種想衝著對方大發雷霆的迫切心情，但又不得不抑製自己，這就可能使他在這一天裏逐漸緊張起來。一個高度認真負責的計算機技師，發現計算機不斷輸出錯誤的信息，而自己卻無法很快找出程序中的錯誤所在，也會越來越緊張。焦慮和緊張都是對壓力常見的反應方式，而當精神壓力就是抑鬱本身時，它們可能變得十分明顯。不幸的是，如果一位抑鬱症患者去內科醫生處就診的話，他常被僅僅當作焦慮或緊張來加以治療，而深層的抑鬱則長期被掩蓋著。如果焦慮與緊張的發作持續了一個月又一個月，通過常用的措施諸如消遣或度假無法緩解，或者遵照醫囑服用鎮靜藥也不見效，這時就應懷疑是否患了抑鬱症。如果一個人出現了精神神經性焦慮症狀——大部分人都多少有一些，諸如輕度恐懼症，那麼當他感到抑鬱時，他的反應就可能是恐懼感驟然加劇。抑鬱是對精神壓力的反應，它本身也成了一種精神壓力，必須按每個人各自的行為方式處理。對某些人來說，高效率地發揮個人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因此通常與抑鬱聯係在一起的遲鈍與壓抑對他們的威脅特別嚴重。另一些人在壓力下則更吃得下飯，因此內心感到抑鬱時，體重反而明顯增加，而不是減輕。他們指望用食物填飽自己來緩和內心的空虛。對某些人來說，直接的、軀體上的緊張是認識精神狀態變化的主要方式。試圖減輕因為掩蓋抑鬱而產生的緊張與焦慮，這樣的努力往往失敗，無論這種嚐試以何種形式出現，度假、離婚、換職業，都收效甚微。因為其真正的精神狀態變化始終未能得到認識和解決。因為抑鬱能以眾多形式體現，一般的人也許連自己體驗到的究竟是什麼感覺也弄不明白。就抑鬱症而言，這是個關鍵問題。許多人常常很隨便地使用“抑鬱”這個詞，說自己心中如何如何抑鬱，實際上並非如此。而另外許多人由於對抑鬱感產生反應的方式掩蓋了抑鬱本身，或者沒有接觸過自己的內心感情，雖然嘴裏不承認自己感到抑鬱，但事實上他們正是得了抑鬱症。抑鬱是對人體係統的一種震蕩，各人對此有各自獨特的反應方式，有時通過外部行為來表達，這一事實使認識抑鬱更複雜。烈酒與某些藥品提供了最常見的辦法，可將內心衝突表現為行為衝突，這其實也是對尚未覺察的內心抑鬱的一種反應方式。因為酒能增強交際愛好（抑鬱症患者常常不得不與自己想退出社交圈的傾向作鬥爭），能使感情麻木，減少顧忌，允許怒氣發泄（這一點抑鬱症患者覺得難以處理），並能進一步遏製認為自己出了毛病的念頭，這是能壓抑住抑鬱之痛苦感覺的一種有效一時的辦法。但是這一招有利也有弊。酒精實際上是一種中樞神經係統的抑製藥物，它最終會加劇內心深處的抑鬱。一個酒徒往往這樣抱怨：“我不中用了，真想去死。”接著又喝上一杯，想讓自己好受些，結果卻不可避免地更加難受。對什麼東西一旦養成習慣就意味著依賴。也可能依賴某種行為，如男女群居，作為對付精神壓力的方式。上癮是另一碼事。有酒癮的人會產生一種生態平衡的變化，其性質目前並不完全清楚——因此，他的身體需要不斷地使用酒精，以此來得到舒適，並滿足某些肉體方麵的需求。酒瘤是酒精與中樞神經係統細胞間相互作用的結果。一旦發生，便不可逆轉。許多酗酒的人並未上痛，但是對上痛的人來說，喝上一杯足以啟動急欲飲酒的深層化學過程。人們對抑鬱作出反應的種種不同方式，會使抑鬱本身偽裝起來，推遲患者接受這一事實。行為上的偽裝最易使人上當，最可能促成陷阱。我們當代的社會是以多元的價值觀念係統、人格與地域的高度可變性為特征的。因此，將抑鬱表現為行為模式的傾向比任何時候都強烈。這種行為偶爾可能表現為赤裸裸的反社會行為，但是它最終總是傷害那些隻求在運動中逃避抑鬱的人。
抑鬱——成功的犧牲品
抑鬱症常被稱為“成功病”。當一位醫生開業成功，生意人成了公司的執行副總裁，發明者在專利官司中勝訴，通常就在這節骨眼上，他們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抑鬱洶湧而人。彼得氏法則認為：許多人晉升的崗位超越了他們的能力範圍，這之後，他們便穩定不變地維持在“不能勝任”這一水平上。對這個觀點還另有一種看法：提升本身能導致抑鬱，而這抑鬱常被當作能力衰退。當一個人實現了他夢寐以求的目標時，他患抑鬱症的風險驟然上升。成功時常帶來重大變化——社會、經濟以至地位的變化，加上更大的責任與外界壓力。許多人因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負罪感，下意識地覺得自己不配獲得自己取得的成就，這樣一來便開始倒退，使成功的事業逐漸衰敗，最後完全毀掉。對所有人來說，生活中一個重大目標的實現，會激發起對個人價值與方向的重新評價。在一個“向上爬”的社會中，以事業成功所提供的外部證據來證明人們本身的價值，這是不可缺少的需要，這與自尊心密切相關。無論我們的目標是爬到公司更高層，更多的收入，完成一篇論文或一部書，成為一個出色的運動員，或在一場政治角逐中取勝，在所有這一切成就之中，自尊心都能得到增強；一旦功敗垂成，則自責心理赫然出現。矛盾的是，一個人對自己的看法越是取決於外部成就的證據，那麼這種成就越是難以令人滿足。一位雄心勃勃的科學家這樣描述他對自己的抱負作鬥爭時的情景。“從我還是個小孩子時起，我就覺得自己像被什麼東西逼著似地努力地幹。父母將我趕進學校，如果我不是門門功課都始終拿Ａ的話，即使到了10歲或11歲時，我還會感到驚恐、絕望。我以最優成績從大學畢業，我原以為這足夠可以平息一下我的自我懷疑了吧，但絲毫沒有。我不知道自己在研究生院是否能學得好，我擔心是否能做值得一做的研究，甚至當30年後我獲得了科學獎勵中最高的一個獎賞，我仍覺得自己並不完全夠格，總覺得自己工作能獲得如此賞識，某種程度上是自己偶然碰上的。”盡管人們心中的“我”都反對測量，但大多數人還是在到處尋找測量方法，能大致把自我價值核算成時、碼或明之類的測量單位。每個社會有各自的尺度。美國人曆來用錢作為確定一個人價值的指標。羅伯特?伯頓在其《憂鬱症剖析》一書中寫道：“一句話，每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標。我們的至善即財富，我們崇拜的女神是金錢女皇，我們每日向她供奉，她駕馭著我們的心，我們的雙手，我們的愛，我們的一切；最強大的女神，是她哺育我們成長，使我們憂鬱，讓我們歡欣，衡量我們的價值；她是我們行動的唯一統帥，我們為她祈禱，為她奔走，為她馳騁，為她來、去、工作、競爭，就像魚兒為扔進水裏的一塊麵包屑互相撕咬一樣。貞操、機智、勇敢、博學、誠實、宗教以及除金錢、勢力、官職、榮譽、權威之外足以使我們受人尊敬的任何東西都沒有價值。”在我們的文化中，金錢與自尊心的密切關係實在太引人注目了。當人們在自己的儲蓄中存入一筆可觀的現金時，大多數人通常會有一種幸福感油然而生，有些人的情緒隨著股票市場的漲落而起伏，這類現象也不罕見。由於個人的經濟問題是那麼真實與直接，因此在精神治療中要把患者自己引入金錢觀中的那些感情色彩用十足的成分指出來是相當困難的，即便這些感情成分與眼前的事實關係甚微。曆來許多成功者能在自己的工作中肯定自己，他們不是通過對自身價值的肯定，而是對於本人才幹與能力的肯定來實現這一目標的。仔細地調查了他們的經曆之後得知，他們現在正在幹些什麼與他們的童年和青春期所表現的興趣和自發性格傾向之間存在著邏輯關係。顯然，眾多實際原因阻止了人們去幹最適合他們幹的工作。但是，當一個人有某種選擇時，他就應該力求滿足符合他性格的興趣愛好，如果看不到這一重要性，便會冒事業失敗的風險。還有些盡管微妙但十分強大的社會壓力甚至能使那些已為自己找到稱心職位的人心中升起不滿情緒。許多成功者都付出了代價。在成功的過程中他們犧牲了某些有價值的東西，如家庭關係和友誼等。一旦他們達到自己確立的目標時，可能會突然意識到失去的一切。他們體驗的抑鬱向他們提供了一次恢複生活平衡的機會。成功者之所以會付出這麼高的代價，原因之一是成功者周圍激烈的競爭氣氛。它促使人們變得孤獨，使他們難以找到知音。成功可能激起悲傷感，因為任何目標的實現幾乎都包含著終從學校畢業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種終結，常常會帶來失落感。一項工程完工之日也是終結到來之時。“完了”的感覺，與“我從這兒再接著朝哪兒走呢”的疑問結合起來便會激發抑鬱以及對自我價值的反思。愛迪絲?格林22歲結婚時，知道丈夫亨利一貧如洗，兩人不得不過著簡樸的生活。在亨利完成建築學論文期間，愛迪絲作好充分準備來應付生活的匾乏。他們推遲3年要孩子，這期間，她在一所大學當秘書。亨利畢業以後在紐約的一家大公司裏找到一個很不錯的職位。一年之後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降生了。年輕的建築師薪水不太多，所以愛迪絲找了個簿記員的兼職工作。他們住的是單臥室的公寓，嬰兒睡在起居室。她想：“事情不會老這樣下去的，不出一二年我們就能幸福了。”夏日他們去瓊斯海灘度假，冬夜他們與朋友一塊兒分享一瓶意大利紅葡萄酒和一張意大意肉餅。偶爾一家人去佛羅裏達愛迪絲父母家作客。他們每月上兩回電影院，晚上在家看電視或下棋，愛迪絲和亨利在“等待”。亨利39歲生日被任命為公司的合股人，他的工作獲得了充分的賞識。他每年收入4萬美元，現在是亨利、愛迪絲和兩個已經上學的孩子離開鬧市、搬到郊外去享福的時候了。在他們遷入新居後的幾個月中，愛迪絲有一種不敢邁出房門的恐懼感。她整晚睡不好，和新鄰居打交道也十分勉強，她還推遲了室內裝演的時間。夫妻倆吵架的次數越來越多，都是為了些雞毛蒜皮的瑣事。“出了什麼事？”她憂心忡忡地捫心自問。多少年來愛迪絲第一次麵臨這樣的處境：她必須和丈夫、孩子一起過好日子，不用再為錢不夠、住房太小、沒有時間等操心了。生活中的一個階段結束了，她和亨利共同享受的許多歡樂也隨之一去不複返了。對此，當初誰也未加注意，因為那時他倆的注意力集中在“我們發財的那一天”。大婦倆翹首盼望了15個春秋的時刻終於來臨，可誰也沒有為此作好準備。就像通常發生的那樣，憂鬱窒息了愛迪絲的熱情，以及她對亨利的性興趣。她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愛亨利，這個疑問多少年來從未在她頭腦中出現過。她是個好母親嗎?她能充分滿足新鄰居的社交要求嗎？現在已不再需要她給嬰兒換尿布了，不需要她趕著去幹簿記活了，也不需要再給年輕的建築師打氣了，看來新的生活已經根本不需要她了。《華爾街》雜誌稱成功的經理們的太太為“成功的犧牲品”，並報道了她們很高的酗酒率。家庭中的孩子也被卷入這場伴隨成功而來的抑鬱困境。他們通常公開反叛，否定父母向他們灌輸的勤奮加成就的生活模式，寧願離家出走去“幹他們自己的事”。看到父母親沉溺於競爭及種種物質享受，並將此當作社會地位的象征，許多年輕人大不以為然。他們在懷疑的過程中掙紮著尋求自己的目標。他們否定父母的生活目標，並迫使父母們也對自己的成功痛加反思。引起抑鬱的原因不論是與孩子的衝突還是什麼其它事情，抑鬱通常都在人們經過奮力拚搏終於實現自己目標的那一刻降臨。正是在這一時刻，人們必須對自己是誰、生活是怎麼回事、從此該何去何從等一連串問題加以反思。
獲得內省力的機會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對認識自我總是抱抵製態度。在個人生活中，任何足以強迫人們打破這道防線的變故或事件，無論何種原因，都會帶來痛苦。體驗過一場急性抑鬱症，不僅能使人進一步了解自己，而且能使自己更臻完美。不僅抑鬱症能提供我們一次獲得內省力的機會，就連心理“崩潰”也能在一場嚴重危難，譬如蒙受重大損失之後，加速人們重新考慮今後生活的進程。當我們失去一個親人、一個職位，或者自我的一部分時，抑鬱症不可避免地隨之而來。一個人對此的依戀心越重，跟他的自尊心或依存需要關係越密切，抑鬱症反應就越強烈。由於蒙受損失繼而出現抑鬱症最常見的境遇有：親人的死亡，以及與深深摯愛的情人斷絕關係等。弗洛伊德在題為《悲哀與抑鬱症》的論文中試圖區分這種悲哀性反應與抑鬱症。他認為，失去親人時，悲痛是正常的反應，而抑鬱則是異常的反應。他提出兩者之間差別的根源在於有關雙方原先相互關係的親疏程度，尤其是對死者是否懷有某種潛意識的敵意和愧疚。事實證明，這樣的區別隻會把問題引入歧途。將悲痛看成是急性抑鬱症的一種形式更有用。倘若患者對損失高度敏感，或者該損失的某種性質使患者如不接受專家治療便無法處理激烈的感情，這種抑鬱症就更加複雜。而蒙受打擊時，體驗不到抑鬱感則病情要嚴重得多。未產生抑鬱隻會使應急反應潛伏下來，在一段時間之後不知不覺地影響患者的生活。我們的文化壓製了人們體驗與表達感情，期望每個人都能掩飾自己的七情六欲，最好對自己也這麼做。無論精神壓力的性質如何，除非他身體出了毛病，人們總指望他繼續有效地發揮作用。因此每逢遇到精神壓力時，人們情願肉體上出現病症，如心血管疾病，或者消化係統疾病，使他能心安理得地依賴別人，也不必掩飾自己的無能，從而不致招來非難。然而，如果誰蒙受重大損失，卻不能對痛苦的心情作出反應，那正是這個人，今後會在不知不覺之中倍受慢性抑鬱症的摧殘，這種摧殘總是以肉體疾病的麵目出現。當處境確實不幸，當損失的確無法挽回，即使精神崩潰一次也無可非議，而且不無助益。急性抑鬱症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處在我們這樣日新月異的社會，事情說變就變，而且往往毫無先兆，誰也免不了蒙受損失。精神病專家們在研究文化對於各種精神狀態的影響時指出，明顯的抑鬱症在結構緊湊、高度組織化的社會中發病率較高，因為這種社會的價值觀念係統一目了然，抑鬱症幾乎無法躲避。他們的研究還顯示，一個動蕩社會的特征則是隱蔽的抑鬱症發病率極高，因為那裏價值觀念係統混亂，有時甚至到這種地步：人們幾乎弄不清去何處尋找衡量自尊心的標準，此外在一段不長的時間內，一個人可能遇到多次環境變動。由於在這樣一種結構鬆散的社會，人們除了患抑鬱症之外，還可以有許多其他選擇作為對生活中精神壓力的反應，從沉涵於反社會的暴力到終日吸毒酗酒；在處理人際方麵問題時，常常簡單地采取斷絕關係的解決方式，譬如離婚。這樣一來，抑鬱症往往被掩蓋起來了。任何形式的變動，如果涉及對個人十分重要的人或事，便可能成為抑鬱的催化劑。孩子長大成人及成人步人老年的過程都包含著一係列變化。一生中的每個轉折關頭，從童年到結婚到衰老，都要放棄或失去某些東西。為了順利地從一個階段進入下一個階段，一個人必須以直接的、有意義的方式來體驗抑鬱。孩子也能患抑鬱症，這時他們情緒上的變化很可能原原本本地在其行為中顯示出來。當一個人首次意識到自己內心情感及生活的內涵，並能如實認識與體驗抑鬱情緒時，青春期便開始了。他第一次體驗到作為一個獨立個人的自我，並開始決定自己對別人的影響以及與別人的關係。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分離的時期，第一次真正地與自己的父母親分離。14歲的少年開始感到需要脫離，需要獨立，需要和自己同齡人相處。但他對家庭仍有持續的依戀，對於自己抗拒父母的表現，感到不同程度的內疚。當今世界對青春期少男少女們特別艱難。精神病理學家彼得?布勞斯曾將青少年形容為社會的脈博。如果十多歲的青少年處於迷茫與混亂的狀態，那麼可以推測他們所反映的那個社會也是動蕩不安、缺乏自我意識的。美國的氛圍特別使青少年難以承認抑鬱和對付抑鬱。麵對大量形形色色的道德準則，許多人感到困惑、幻滅。他們無法抵製性、吸毒、酗酒、冷漠的誘惑，企圖以此來緩解精神壓力。青少年偶然罹患明顯的抑鬱症，無論對本人還是對社會都不算大問題；如果不能容忍或悲傷或失望，那才是成問題的。他們與自己的情感之間存在隔膜，不理解自己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有些人很可能將抑鬱感強壓下去，而以逃學、未婚先孕等自暴自棄的行為取而代之。婚姻是另一類容易導致抑鬱的大變動。無論夫妻雙方在此之前認識多久，即使他們已同居一段時間，婚姻仍然要求雙方的態度作大調整，並重新評價各自的前途。這時已不再是互相愛慕、卿卿我我的一對情人了，除了以夫妻這一新的角色共同應付生活的種種瑣事之外，還必須以新的身份來接待親朋好友。經濟方麵該考慮的事也不同了。因此，隨著放棄舊的自由——即使這種自由已經受到一定約束——承擔起一項新的更永久的義務，一定程度的抑鬱也便隨之而來，這不足為奇。如果急性抑鬱情緒淬然出現，而又未被正確認識，或者這種情緒被頭痛、泌尿係統失調或疲勞等心理性生理疾病的表象所掩蓋，那麼抑鬱症便可能開始吞噬夫妻關係的核心。意識到自己自暴自棄的行為模式，並設法改變這一模式，通常也會引起抑鬱。十有八九這種行為模式本身就反映了深層的未經覺察的慢性抑鬱症。急性抑鬱症是一次真正的機遇，使患者能解除長期的、未意識到的慢性抑鬱症，它潛伏多年，一直起著破壞作用。一位五十五歲的婦女，在女兒得了風濕性關節炎之後，抑鬱症急性發作。這時她才不得不承認自己患了慢性抑鬱症。在此之前，她從未考慮過自己會得抑鬱症。她長期以來一直神經過敏，性功能失調，厭惡社交活動。但是，無論是她自己，還是家人都將此看成性格上的“怪癬”，而不是潛伏的抑鬱症症狀。日常生活中的壓力與緊張誰也免不了要碰上。遇到這種挫折最好的對付辦法是避免衝突，要是事情太棘手，那就喝上一兩杯。而她遇到這種情形，簡直像換了個人似的。她女兒的風濕病誘發了抑鬱症的急性發作，迫使她就醫，使她第一回意識到慢性抑鬱症剝奪了她更充實的生活。最後，抑鬱症的急性發作還有一個更複雜的作用。它能使患者在抑鬱症治愈之後有機會變得更有人情味，更敏感，更具有創新精神，效率更高。抑鬱症使活力衰退，抑鬱的情緒即使尚未使患者完全喪失解決問題的能力，也給他造成重重困難。然而，對大部分富有創造精神的人而言，無論“創造”這個詞用的是狹義的、藝術方麵的含義，還是廣義的、即能以新眼光觀察事物、或用獨創的方式組合概念，這些人都會證明這一事實：他們全都經受過嚴重的抑鬱症急性發作，但他們從抑鬱中奮爭而出，創造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這是什麼緣故？為什麼一時的抑鬱體驗與絕望的痛楚，反而會成為創造意識空前高漲的前奏？答案就在創造精神的本質之中。無論按創造這個詞的哪一層意義上講，一個有創造精神的人必須能夠揚棄過時的成見，因為它們隻會妨礙我們重新評價形勢。例如10年以前人們認為女人的陰柔氣質取決於早婚、多子。過了幾年又出現了一種成見，宣揚女人應該攻讀研究生，事業上有所追求，即使這意味著排斥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在所不惜。無論哪一種要求都向青年女子施加了沉重的壓力，迫使她們在時尚的偏見前就範。由於缺乏克服這類影響的能力，許多青年女子不能正確地選擇前途，也無法運用想象力與知識為自己創造出最合適的生活。人類不可避免地以各種方式接受家庭與社會的製約。這樣的製約對統一人格起著重大作用。然而許多與此無關的，過時的、甚至有破壞性的模式也同時變得根深蒂固。這一製約越刻板、越強烈，特別當一個人缺乏安全感時，人格就越固執。人格越是僵化，他就越是缺少精神恢複能力與想象力來適應新的意外形勢。急性抑鬱症是一種必要的媒介，使人從這樣的製約中解放出來，使創造力中最富有生氣的部分得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