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瑞士皇家科學院諾貝爾化學獎評委會主席本特·諾登回答說，諾貝爾獎的宗旨是獎勵那些率先提出可啟發和改變其他人思維方式及觀念的人，而田中耕一正是開啟生物太分子新研究領域大門的第一人。看起來此話倒也無懈可擊，無論是社會生活還是自然競爭的法則都是，世界隻認第一，其他都不重要。正如競技體育，即使最快的那個人僅快了0．0001秒，冠軍也非他莫屬。按諾登的回答，田中耕一該不該獲獎似乎不是問題。
但是，如是再聽聽另一位比較有名望的科學家佛朗西斯·達爾文（1848年1925年，英國植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之子）的話，也許就有了問題。他說：“在科學中，功勞歸於說服世界的那個人，而不是首先想到點子的那個人。”顯然諾貝爾獎的評選原則與佛朗西斯·達爾文的觀點有點針鋒相對。退一步講，即使不這麼理解，佛朗西斯·達爾文的觀點也涉及另一個問題：有了一種發現或發明創造並獲獎後該怎麼辦？佛朗西斯·達爾文的看法不難理解，卻可能含義多多。
無論發現什麼，能否堅持科學真理和事物的本來麵目，並以各種方式宣傳和讓人們信服，這才是科學和一個探索者的重要功勞。從這個意義上講，要讓人信服，首先得有堅持真理的科學工作者精神，並且敢於以身家性命為代價，無論是堅持自己的正確發現和主張，還是他人的正確發現與主張。
前者如布魯諾，堅持自然為“上帝”；後者如哥白尼，堅持和完善阿裏斯塔克的“日心說”。“說服世界”的含義還在於，一種發現和創造能否很快地轉化為生產力。這也分兩個方麵，一是有新產品，二是武裝生產者，包括從科學素養和人的全麵發展上武裝人以及從知識技術的普及上提高勞動者的技能，由此獲得最大的社會與經濟效益。前者可以表述為，田中耕一的發現能不能迅速轉換成一種簡單易行而又準確無誤檢查癌細胞的診斷手段，而後者則比較複雜。在我國，許多人都要看得到並認同的一種現象是，每年都有很多發現和創造，但是論文評獎或論證（答辯）一結束，就束之高閣或鎖進櫃子，轉變成生產力的微手其微。這樣的發現和創造實際上等於沒有發現。
比如，以色列人設計出分為大小便衝水的馬桶的創意非常有益，但是要把這個創意拿來說服中國人並實行之，這個功勞更了不起。有多麼了不起？以北京為例，每年至少可節約潔淨的生活用水兩億立方米以上，相當於北京年用水量的一半。可惜，迄今沒有人勸說北京普遍用這樣的抽水馬桶，更不用說全國。
至於讓科學技術武裝勞動者，其效益和功勞就更為巨大了。舉個典型的例子：同樣的飛機設計和零部件，如是由中國工人來安裝，這樣的飛機隻能飛400小時；如果讓俄羅斯工人來安裝，則可以飛800個小時；再由美國工人來安裝，卻可以飛1200個小時。而作為科學技術和科學精神最重要的功勞——從整體素質上武裝人，也是一個小小的統計就能說明問題。美國人的科學素養早在1990年時就達到69％。由此也可以明了，為什麼美國可以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和富國。
所以，在諾登的觀念與佛朗西斯·達爾文的理念之間，我寧願傾向於後者，但這並不是說我不讚同田中耕一獲獎。如果非要兩全其美，也可以用一種現代時尚來解釋，就像對一個企業而言，產品與銷售如同一個啞鈴的兩端，同樣重要。
種植春天
隻要有付出，就會有收獲。播下愛心的種子定能收獲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