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定義隻是對名稱的解釋，有助於與其他事物區別開來。這種職能可由通常的樸素語言方式來完成，而無需複雜、牽強的贅述。伊本·泰米葉描述邏輯學家的語言時說：“他們用贅述的方式去闡釋事物，而這些事物經他們的闡釋後反而不如從前那樣明朗了。”實際上，伊本·泰米葉與哲學家們（特別是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分歧主要在於，哲學家們把想象的獲得限於“定義”，而伊本·泰米葉強調認知的獲得有賴於經驗及與事件本身的直接接觸，而不是限於“定義”和“界說”的話語表達。這種現實主義的認識論訴求的，是經驗和存在的實體之間的必然聯係。伊本·泰米葉說：“定義的目的是把被定義者與其他事物作出區分。那麼，這一職能可以通過對被定義者的必要描述來完成，不管這種描述是普適的還是個別的，由這種描述的可信度來認定被定義者的斷然與否。這便是穆斯林思想家們的方法。”③因而把事物的認知歸結於自明之理和現實經驗，而不是文字式的定義。
至於第一個肯定命題，即“定義是想象的前提”，伊本·泰米葉反駁說，事物的內涵不是從文字中汲取；純粹的定義不足以產生對內涵的認知，而是要訴諸經驗和與外在實體的感性接觸。伊本·泰米葉說：“真主賦予人外在和內在的感覺，以此去感覺事物和認知事物。人通過自己的聽覺、視覺、嗅覺、味覺和觸覺去認識許多事物，同時也通過洞徹精神和心靈的感觸去認知超乎前者的領域。這些便是用以認知事物的途徑。”這些途徑在創立邏輯之前和之後都普遍為所有的人用來獲取知識。所以，僅僅使用邏輯定義，不足以認知事物。伊本·泰米葉說：“對事實的外在感覺和內在感覺，由此產生的想象無需話語的定義。如果對事實未曾想象，那麼就不可能通過話語定義去想象它。這是不難感知的。如果一個人知道一些可以品嚐的具體事物，如蜂蜜，那麼，定義無助於他去想象蜂蜜；沒有見過蜂蜜的人，不可能通過定義去想象它。因此，盲人不會通過定義去想象顏色。所以，誰主張定義足以產生對事物的想象，那麼，他在張揚一種謬論，無論對於外在感覺還是內在感覺，這種謬論都是昭然若揭的。”
關於第二個否定命題，即“不通過歸納推理，就不可能實現確信。”伊本·泰米葉反駁道：“凡是用歸納推理得知的，也可以用演繹推理得知，即把大前提與小前提的結合作為推理的中段。演繹推理的特點是其中有類似於小前提的大前提，而歸納推理卻不是這樣。那麼，演繹推理包括了歸納推理中的一切成分，以及其他成分。這就推翻了他們所謂不通過歸納推理就不可能獲得確信認知的說法。”
因此，有另一種作為替代的推理方式，這就是演繹推理。鑒於歸納推理兩個前提中的一個必須是整體，所以基於兩個局部前提的推理不會得出結論。故它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推理可以基於兩個局部前提，這就是演繹推理。伊本·泰米葉說：“用太陽升起的具體位置來證明白天的特定時間，屬於局部證明局部；用白晝證明日升屬於整體證明整體。同樣，用星星證明天房的方向屬於局部證明局部。”因此，有另外一些獲得確信的方式和途徑，而不限於歸納推理，那麼，“沒有歸納推理，就無法實現確信”的命題是不成立的。
第四個命題是“歸納推理是確信的前提”。伊本·泰米葉在反駁這一命題時指出，“由兩個前提構成的推理可以得出結論，這一命題本身無可厚非”，但是，“凡是通過他們的邏輯推理得知的一切，可以不通過他們的邏輯推理而得知；不通過他們的邏輯推理無法得知的，以他們的推理也無法得知。所以，他們的推理對認知的有無並沒有直接影響，而隻不過是勞神費舌的贅述。它不僅無益於認知，而且使人費解，枉費時間，胡話連篇。證據和論據的作用是闡明知識，闡明獲取知識的途徑，但他們的推理無助於實現這一目標。”
由此可見，伊本·泰米葉的批判集中於形式邏輯，指出它無助於確立客觀現實中的命題，它包含的隻是證據的形式，卻沒有說明證據成立與否。那麼，確定證據成立與否的是其他的一些途徑，如天賦論、經驗論、必然論等。一位學者評價伊本·泰米葉的這一批判工作時說，要建立實現真正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不能不批判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後來的經驗主義哲學家們無不延續伊本·泰米葉的這一批判和重建工程。洛克說：“在我看來，可以懷疑這（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就是最好的方法。我認為它不是唯一的方法，而且也不是非有不可的。”“人的理性並不是由推理原則而學會論證的；人的理性本身有一種天然的能力，去掌握思想的融和與衝突，而且可以不通過那些複雜的贅述而組合自己的思想。”弗朗西斯·培根指出，古希臘哲學家的最大過失是耗費在理論上的時間太多，花費在觀察上的時間太少。哲學自亞裏士多德以來缺少發展的原因是，它一直用的方法都是亞裏士多德給出的那套方法。“想借亞裏士多德之光來超越亞裏士多德本人，就像想從光源借光來增強光源本身。”洛克、培根等人的方法論，是否受到比他們早300多年的伊本·泰米葉的影響了呢？
伊本·泰米葉對亞裏士多德哲學批判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對所謂“概念”的批判。“概念”的客觀實在性體現為多種哲學主張和觀點，包括畢達哥拉斯及其學派的抽象的數的實在性，柏拉圖主義者的理想國的實在性，亞裏士多德及其追隨者的抽象本質的實在性，柏拉圖及其門徒的流溢說的實在性，等等。這些學說直到伊本·泰米葉的時代裏仍然不乏影響。
伊本·泰米葉說：“這些哲學家的錯誤常常體現於，他們把內心中的理性思維作為客觀實在，如畢達哥拉斯派主張抽象的數存在於現實；柏拉圖主義者肯定‘理性國’；亞裏士多德派肯定抽象的理性本質，對應於感性的客觀本質。如質料、形式，超乎客觀實在的範疇等。”因為客觀現實中根本不存在抽象的“概念”。
在伊本·泰米葉看來，這些哲學家的錯誤在於，“他們以為意識的假設和估計意味著它們的可能性。”意識可以假設許多事物，而且也可以假設許多不可能的事情，那麼，就等於讓不可能的事情存在於抽象概念，如因與果，本質與現象，等等。其實，這些“概念”以及類似的“概念”並不是客觀現實中存在的實體，所以，對它們的認知不等於對實際存在的認知。它們隻是一些意識層麵的假說，不足以去認知客觀現實中的某個具體事物。真正的認知隻是立足於客觀中存在的事物；這些客觀事物是具體生動、活靈活現的。
伊本·泰米葉之所以批判整個希臘哲學，原因在於它們的基石就是類似這樣的一些形而上的問題，由此去建立它們的整個哲學大廈。伊本·泰米葉談及哲學家時說：“他們的知識充其量就是抽象的理性產物。如絕對存在及其分類，因與果，實質與現象，實質的分類，現象的分類，等等。這在他們看來是最高智慧、第一哲學，是僅限於形而上的抽象存在知識的峰巔。”因此，“哲學家們所謂的思想幸福的頂點便是有一個對應於外部世界的理性世界，在這個世界裏，隻有一些抽象的假定的知識，而沒有特定存在的知識，既沒有關於真主、天使等方麵的知識，也沒有關乎喜愛真主、敬拜真主的學問。所以，其中既沒有有益的知識，也沒有優秀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