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建世界秩序：全球主要觀點回顧
後冷戰以來，由美國“一超獨霸”主導下逐漸“失序”而走向混亂的世界令稍有理性的世人極度擔憂，全世界所有熱愛和平的政府和人們不斷地大聲疾呼要重建一個合理公正的世界秩序。邁入新世紀的人類世界，盡管出現了新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三大惡勢力交互博弈的局麵，但世界政治多極化，和平主流化，文化多元化，經濟全球化和發展共享化的時代趨勢也勢不可擋。值此風雲激蕩的新世紀，人類社會將作何抉擇，所有的哲學體係、所有宗教和思想學說都競相開出自己的濟世良方，大家都在積極探討如下的幾個重要命題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人道”（夫婦人倫、家庭關係、民族關係、國家關係、社會公德、職業道德等）與“天道”（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的關係），“現世與來世”（人的精神信仰體係），人類和世界宇宙何以生、何以終、又終於何所等終極問題。
麵對這些人類社會必須共同麵對的重大命題，當今世界各國的政治家，各大宗教的領袖，各民族的文化精英們都紛紛見仁見智，積極獻計獻策。在各方給出的濟世良方中，大家都毫無例外地回到人類各主要民族、各大宗教和各大文明體係裏尋求拯救世界的和平與安寧的“普世價值”，其中提出的主要理論有以下幾種：
“文明對話論”（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首倡文明對話論的代表性人物中，政治家以伊朗前總統賽義德·穆罕默德·哈塔米博士為代表，1997年時，他針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率先提出開展文明對話的鮮明主張，嗣後又於2000年9月在出席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提出把2001年確定為“世界文明對話年”的倡議，得到與會各國首腦們的一致讚同。主張文明對話的學者中以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華裔主任杜維明教授為翹楚。自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者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以來，同樣是哈佛大學著名教授的杜維明先生則針鋒相對，倡導發起並積極推動世界範圍內的文明對話論壇。其中尤以總結東亞地區“回（伊斯蘭）儒文明對話”的普世價值與經驗為主，已先後在哈佛（2000年），馬來西亞（2005年），中國南京（2002年）、銀川（2005年）和昆明（2006年）舉辦了五屆“回儒文明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受此啟發，羅馬梵蒂岡天主教廷與世界穆斯林聯盟，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之間，已先後在亞洲、北美和歐洲各地聯合召開了多輪以增進各大宗教之間的了解和互信為目的的理性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目前世界範圍內開展的各類“回儒對話”、“回耶（基督教）對話”和“儒-佛-回-耶對話”論壇此起彼伏，方興未艾，日益受到世界政界和學術界的關注。這些對話產生的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也日益增加，對地球村未來的和諧穩定，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文明共存論”（Coexistence between
Civilizations）。這是中國當代思想理論界對亨廷頓氏“文明衝突論”的理性回應。中國學者認為，迄今為止的人類曆史反複證明，世界上不同的文明或文化，從古至今沒有發生過衝突，而是發生了親密的交流、融合、借鑒和涵化，儒家的“仁學”、道家的“道論”都為“文明的共存”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資源。①曆史上以和平方式先後傳入中國的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三大外來宗教及其文明，都能夠在華夏大地上與中國本土的儒、道文化相互借鑒並和諧共存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和諧構建論”（ConstructionofHarmoniousSociety/W
orld）。這是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代表中華民族向全世界鄭重提出的嶄新理念。這個宏偉的思想包含國內和國際兩大維度：國內我們主張各民族要團結一心振興中華，必須積極推進各民族、各階層、各群體關係的團結和諧與健康發展，共同分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經濟快速發展的成果，實現健康有序的和諧社會；在國際上，我們從中華民族傳統的儒家、道家的“和合”、“中庸”、“仁者愛人”等思想出發，積極主張構建一個政治多極化、文化（文明）、社會製度和發展模式多元化、生態良性化的“和而不同”的和諧世界。如何實現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呢？已故的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積畢生研究中外政治、社會、文化和民族結構的心得，曾經做出過這樣精辟的總結：“美己之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先生的這四句心得，通俗而言，就是主張每個個人、每個民族、每個國家、每個文明首先都要懂得去熱愛和讚美自己的優良傳統和燦爛文化，同時也要學會去尊重和讚賞別人的優良傳統和燦爛文化，並在此基礎上學會相互的學習、借鑒、吸納、涵化與共存。惟其如此，我們的社會和世界才會和諧，才會“和而不同”，隻有承認“和而不同”，才能最終實現中西古代先哲們所期盼的人類“天下大同”的理想。與此同時，我們還須明白，“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和而不同”和“天下大同”中的“和”、“同”與“不同”三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密的辯證邏輯，即“和”中有“異”，“異”中存“同”，而這種“同”就是各個文明、各大宗教裏麵所蘊含的“普世價值”。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理念提出後，已經贏得了中華各民族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越來越多的讚譽和認可。
三、中國“回儒”文明和平共存的昭示
文明之間可以共存。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後與儒家主流文明和平共存的事實值得我們總結和關注。眾所周知，伊斯蘭教是緊隨佛教之後和平地傳入華夏的第二大域外宗教，公元7世紀初進入中國至今，曆時已有1300餘年。在此期間，她與中國的儒家文明、道教文明、佛教文明等主流文明與主流社會和諧共存，和諧包容，和諧借鑒，和諧發展，和諧繁榮。在世界文明史上，伊斯蘭教及其文明沒有威脅過其他文明，而是秉持寬容、包容、平等的博大心態，積極保護過希臘羅馬文明，為歐洲的文藝複興奠定了資源基礎，並作為中介傳遞過華夏和印度文明的成果進入歐洲和非洲大陸，供所有不同信仰的人們分享。上述伊斯蘭教在世界文明交往中的貢獻和在中國經曆的本土化經驗非常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它至少給我們兩點積極的啟示：其一，不同的文明可以共存。明清時期以王岱輿、馬注、劉智、馬德新為代表的一批學貫“儒、回、道、佛、耶”五教的回族伊斯蘭學者，他們被學術界親切地稱之為“回回大儒”或簡稱“回儒”，曾從學理的層麵對伊斯蘭教的中國本土化進行了全麵的理論總結。他們的著述活動正是“回（伊斯蘭教）、儒”兩大文明間首次開展的成功對話，流傳至今的數十種用古典漢語撰述的中國伊斯蘭典籍，正是這場持續達三百年之久的“回儒文明對話”後留下的豐富文化遺產，對於今天的全球範圍內方興未艾的文明對話具有廣泛的參照意義。其二，從古至今的大量事實證明，“回”“儒”兩大文明圈的崛起不僅不會威脅到西方和其他文明的存在，而是恰恰相反，中國的和平崛起與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和平穩定，對當今世界不是威脅，而是機遇。與此同時，從比較宗教學角度來看，伊斯蘭教還是三大宗教中最具“與時俱進”品格的一大宗教，《古蘭經》和“聖訓”中始終積極鼓勵穆斯林精英“烏裏瑪”們（al-Ulemah）通過正確的哲理性思辨，努力去實現“伊智提哈德”（創智）——即要善於結合時代的進步和發展，不斷地從天啟的經文中去領悟真理，去開拓自己認識真理的智慧，努力去認識真理和接近造物主安拉，從而去能動地求得並享受現世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完美，同時獲取來世的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