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對話視野下的伊斯蘭和諧理念
——一種國際的觀察和思考
雲南大學姚繼德
伊斯蘭教與佛教和基督教並稱為世界性的三大宗教。從宗教哲學的角度而言，世界各大宗教裏都蘊藏著關於人類和諧、和平、博愛的豐富思想和積極主張，這些思想和主張正是宗教與現代社會能夠相互適應而得以共存的價值基礎。伊斯蘭教也不例外，它作為一種具有深厚普世價值的世界性宗教，不僅是全球18.8億穆斯林的共同信仰、價值體係、文明形態、生活方式和社會製度，而且也是世界50個伊斯蘭國家憲法、法律和政治製度賴以確立的根本。本文從中國“和諧”理念提出的時代背景出發，站在全球化與文明對話的角度，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範圍內的思想理論界對西方世界（基督教文明圈）與伊斯蘭世界（伊斯蘭文明圈）和東亞世界（儒家文明圈）未來關係走勢的探討，進行一個扼要的述評，在此基礎上，就伊斯蘭文明中的和諧、和平價值如何在當前的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構建中發揮積極作用，發表幾點自己的看法。
一、和諧理念提出的時代背景
構建和諧社會（國內）與和諧世界（國際），是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麵對當前國內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關鍵的攻堅階段，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凸現，當今世界一方麵是全球化進程正在加快且不可逆轉，另一方麵是以美國為首的霸權主義和新帝國主義思潮甚囂塵上，由此引發的國際恐怖主義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危機四伏，嚴重威脅著全人類的和平、發展、繁榮和穩定的嚴峻局勢下，結合中國古代儒家中庸、和合思想精髓，向全國各族人民和全世界提出的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思想。這個戰略思想的提出，具有特定的國際和國內時代背景。
從國際上來看，冷戰終結，以意識形態為分野的相對平衡的世界格局，被迫讓位於全球化進程加快和由美國主導的“一超獨霸”的新世紀，世界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大格局都發生著急劇變化。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9·11”襲擊，將剛剛邁入新世紀的人類社會迅速推入了一個急劇動蕩的時期，其特點集中表現為世界進入一個以“王道VS霸道”、“和平VS衝突”、“有序VS無序”、“傳統VS現代”、“霸權主義”（Hegemony）遭遇“恐怖主義”（Terrorism）挑戰的狀態中。在這些對抗和較量博弈中，曾經主宰人類社會絕大部分曆史階段的“弱肉強食”、“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叢林規則”，再度支配著國家之間、民族之間、宗教或文明之間的博弈與互動。叢林規則的實質就是唯實力論。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實力由硬實力和軟實力組成，具體表現在其綜合實力上，而綜合實力等於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軍事實力、文化實力（包括話語權，即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資源實力和教育實力等六大方麵的總和。
麵對這樣的時代大背景，經過對冷戰之前的世界曆史的深刻反思，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世界（亞非兩洲）及拉美絕大部分國家和民族都一致渴求和平、發展、繁榮與現代化，大家追求的是和平與發展事業，也就是中國古代儒家所力倡的“王道”，這是世界的主流思潮。而以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為首的西方則奉行一種典型的新帝國主義行徑，也就是中國古代儒家所說的“霸道”。以新帝國主義和新霸權主義為特征的“霸道”思潮，成為違背世界和平主流的主要障礙和不和諧因素。因此，進入21世紀後的當今世界的政治格局，不論局勢如何紛繁複雜，風雲如何變化，其本質都可以歸結在“王道”與“霸道”的對決之中。其中，支撐新帝國主義和新霸權主義的主要理論就是所謂的“文明衝突論”（Clash
between
Civilizations）。“文明衝突論”的始作俑者是美國哈佛大學奧林戰略研究所資深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他於1993年美國的著名雜誌《外交事務》秋季號（Foreign
Affairs，No.3，1993）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又於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站在西方中心論的立場上，把人類社會現存的文明隨意地劃分為中華文明（或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等八種文明，提出了所謂的威脅世界未來穩定的將不是來自意識形態的差異或其他因素，而是在不同文明的“斷裂帶”上發生的“文明之間的衝突”，其中尤以能夠對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發起挑戰的伊斯蘭文明與儒教文明的結合最為危險，西方基督教文明將在伊斯蘭和儒家文明的聯合挑戰下而迅速衰亡。因此，他認為目前和今後相當一段時期裏影響世界穩定的主要矛盾，將會集中爆發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文明圈）與伊斯蘭世界（文明圈）和東亞的儒家文明圈（實際指中國）三者之間。
“文明衝突論”出台之後，總體上受到了全球思想理論界的激烈批判。但在西方也有一定的市場，尤其是美國和西方的一些反華、反伊斯蘭政客借“文明衝突”謬論大肆攻擊同處於發展中國家的伊斯蘭世界和專心致力於現代化建設的中國。許多正直的東西方學者在批評中坦率地指出，亨氏的“文明衝突”謬論，一方麵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新十字軍情結”的重新抬頭，另一方麵則是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無端恐懼。在亨氏“文明衝突論”的誤導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開始利用“9·11”恐怖事件肆無忌憚而非理性地醜化、攻擊、誣蔑、褻瀆作為世界文明構成重要部分的伊斯蘭教及其文明。在憑借其強大的輿論工具和話語霸權對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文明進行攻擊的同時，美國和西方也借著所謂的人權、民主、宗教信仰自由等借口，以人權衛士、民主楷模自居，實行雙重或多重標準，公開幹預他國內政。譬如他們在西方和中國周邊尋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不停地變換花樣叫囂販賣各種版本的所謂“中國威脅”論，企圖挑撥離間中國與周邊友好國家的傳統友誼和睦鄰關係，最終實現其阻礙或推遲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圖謀。
在此背景下，新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新殖民主義、單邊主義、恐怖主義、新興宗教、邪教等紛紛粉墨登場，加之諸如艾滋病等全球惡性疾病的肆虐，生態環境的惡化，局部衝突不斷，毒品的泛濫，傳統和非傳統安全的形勢日趨惡化，所有這一切嚴重地威脅著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美國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後，在新保守主義和鷹派的主導下，美國的對外政策徹底走上了新霸權主義軌道，美國與西方右翼政府沆瀣一氣，在處理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時，赤裸裸地公開奉行“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新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當前的新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具有以下共同特點：極端保守性、盲目排他性、唯我獨尊和傲慢性。其中，盛產石油天然氣的中東地區成為後冷戰以來新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新殖民主義、單邊主義、恐怖主義較量角鬥的主戰場。美國偏袒支持下的以色列恩將仇報，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執政的猶太右翼集團表現得十分健忘，他們隻服膺昔日的施害者、今日的強者——古羅馬帝國疆域裏的後裔們（西方和美國），反而趨炎附勢、為虎作倀，甘願充當美國在中東的馬前卒，把猶太人古代慘遭埃及法老奴役、希臘馬其頓王朝虐殺、羅馬帝國流放、11世紀直到近現代以來歐洲長期反猶排猶迫害和當代納粹屠殺的所有曆史積怨，都統統轉嫁到曾經解救和接納了他們的波斯人和同根共祖的阿拉伯穆斯林身上。在“9·11”事件後，美國和以色列推行的單邊主義走上了極端發展的道路，他們對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領，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公開屠殺，事實上就是繼納粹法西斯之後由國家機器主導下實施的典型的國家恐怖主義行為。②冷戰以後，由西方的新帝國主義還衍生出一種新殖民主義思潮，仍以美國和歐洲部分右翼勢力為代表，他們打著維護人權、民主、公正和經濟援助的幌子，變換著花樣地對第三世界國家或地區實行新的資源掠奪和壟斷。與此同時，冷戰期間的意識形態對壘終結，地球村村民們的精神生活麵臨著嚴重的信仰缺失真空，於是各種新興宗教、邪教學說蜂起，群魔亂舞、亂象紛呈。這一切導致了人類價值體係的嚴重紊亂，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嚴重失序，各種衝突和局部戰爭此起彼伏，地球村裏硝煙彌漫。其中尤以中東伊斯蘭世界受害最深，處境最慘。“9·11”事件後，整個伊斯蘭教和伊斯蘭世界成為西方基督教世界攻擊、醜化甚至褻瀆的主要對象，在美國政府和西方輿論裏，十惡不赦的國際恐怖主義幾乎被完全等同於作為世界一大文明體係的伊斯蘭教或穆斯林。麵對如此險峻的國際局勢，在冷戰的基礎上，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為了抗衡美國主導下的新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維護各自國家或民族的核心利益，催生了“新地區主義”思潮的蓬勃發展，歐盟、東盟、獨聯體、南亞聯盟、阿盟、海灣合作委員會、歐佩克（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亞太經合組織（APEC）、伊盟、非盟、上海合作組織等區域性組織紛紛誕生或升級換代。大家或以地緣政治和軍事結盟，或以經濟貿易結盟，或以民族宗教的同構結盟，目的都是想借助地區合力來求得新的國際均衡，推進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極化，在亂世中求生存、求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