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那個電影結尾的場景，是道光皇帝帶著他的兒子、女兒、孫子、曾孫，一大堆，其中還有那一歲的，在地上爬的，在大清的祖宗牌位前哭成一團——說對不起祖宗。
這個整個的，我稱之為一種文化焦慮，就是我們由文化的優越感一下子墜入到文化焦慮的深淵。
挫折、焦慮、失敗、救亡變成了這一時期文化的主題，在這個時候呢，當然也仍然有一些老爺子，說我們的文化很好啊，很精致啊，我們的漢字很美麗啊，我們的瓷器燒得好啊，我們是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啊。西方那些國家連什麼叫孝都不知道，他們是一群禽獸啊，他們是畜類啊，是畜生啊。但在大的時代背景下，這樣的調子，被認為是昏聵、腐朽。那個階段，這種觀念被延續到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如果一個人熱衷於古書，還在那裏搖頭擺尾於文言文，簡直是人人得而誅之。
晚清以來，中國的有識之士，一方麵是憂慮自己的傳統文化突然暴露出千瘡百孔，難以應對陌生的異己的世界，是否氣數將盡；一方麵是怕挾著軍艦大炮的強勢的西洋文化會把自己的文化傳統戰勝、吃掉。各種對於文化問題的討論，充滿悲情、激動人心、爭執不休。這樣的緊張性，使人進退都不好掌握。學西方（包括蘇俄）學多了，怕是丟了祖宗；學少了，怕是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繼承傳統，多了，怕是複古封建；少了，怕是丟了民族特色。
你們看曹禺根據巴金先生的《家》改編的話劇，那裏麵最壞的人就是馮樂山，馮樂山是一個糟老頭子，糟到什麼程度呢？他五十六七歲，怎麼個壞法呢？他看上了伺候覺慧，並與覺慧產生愛情的鳴鳳，要娶鳴鳳當妾，逼得鳴鳳自殺了。這個馮樂山是怎麼表現的呢？他在自己的客廳裏放了一副對聯：上聯是“人之樂者山林也”，下聯是“客亦知夫水月乎”。上聯是從歐陽修《醉翁亭記》那裏來的，下聯是從蘇東坡《前赤壁賦》那裏來的。話劇中，馮樂山一上來就搖頭擺尾，“人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一副麵目可憎的樣子。真是死有餘辜，老朽不堪。觀眾在底下就一片嘩然，一片笑聲，覺得這世界上有此妖孽出現，這能對國家有什麼好處？除了殘害未婚女青年以外，還能對社會起什麼作用？
可以和這個有一比的是，解放後優秀的革命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我記得這個話劇裏有一個林小姐，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她對解放軍的到來非常歡迎，她還邀請幾位戰士到她家去做客。那時她正在家裏聽舒曼的《夢幻曲》，有一個戰士問道：“你聽的是什麼？”她用很嗲的聲音說“夢——幻——曲”。當時你就覺得這“夢幻曲”三個字所代表的那種可笑、那種幼稚、那種格格不入、那種距離革命十萬八千裏、那種毫無用處，讓你聽著感覺非常可笑。而《夢幻曲》它本身是不是這麼可笑？肯定不是。但是在劇場裏，觀眾一聽到林小姐說《夢幻曲》，就笑成一團，覺得荒謬、空虛、無聊、愚蠢、神經質，達到了極致。就是文化焦慮會形成人們一種什麼樣的想法，一種什麼樣的反應。
三
在這種文化焦慮當中呢，我又引出第三個範疇來，叫文化激進主義——一種高強度的文化焦慮必然會推進選擇一種文化激進主義，把已有的文化成果視為毒藥，視為垃圾。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已經夠激烈的了，在猛烈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上一個賽一個，不管是“左派”“右派”，都是批判傳統文化的。當然後來都有變化。胡適等一些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要跟歐美特別是美國一比較，便知道我們的中國事事不如人，隻能誤國誤民。吳稚暉，國民黨的元老，提出來把線裝書扔到茅廁裏去。魯迅答記者問，給青年推薦什麼書，他說：“我以為要少或者就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他有一個解釋：“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現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人是提倡靜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你一定要心靜下來。莊子的口號是“虛靜”；孔子的說法是“仁者靜，知者動。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更激烈的還有錢玄同，說什麼“人過四十，一律槍斃”呀，“廢除中文”呀。“廢除中文”的說法，一直堅持到解放以後。那不是開玩笑的人，那不是“憤青”，那是呂叔湘先生。呂叔湘先生的名言就是，我們中國一定要讓漢字加封建專製主義被民主加拉丁化拚音文字所取代。毛澤東同誌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提出過一句名言，叫“漢字的出路在於拉丁化”。到現在沒有人提這個事。國務院有沒有正式的文件，我估計有，我找不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