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年輕人已不能想像那一代人的話題。其時也如眼下青年的說劉德華、張國榮，有幾個時時掛在口頭的名字。掛在我們口頭的，是一兩位年輕而筆勢淩厲的批判健將的名字；其中的一位，即後來進了“四人幫”的姚文元。偶爾在晚飯後，有男生找我聊天，談的無非是這一類的大題目。我們繞著未名湖，有時竟繞著校牆一圈一圈地走——這已在當時的風氣之外。但我知道，那話題實在是很革命的。
這是“前文革”時期。充斥在空氣中的激情與暗示，令你時時有所期待，對於籠統的“變動”以及具體的“事件”，尤其“事件”。你的期待總不會落空，即使那隻是小小的事件。比如某家刊物的封底油畫中埋伏著幾條反動標語以及人像等等。晚間在寢室裏，一夥人仔細研究千方百計找來的這刊物，事件的神秘性令人興奮不已。這種期待此後更被“文革”所鼓勵，又被“文革”所消耗。持久的興奮與期待之後，多半是刻骨的疲憊。到70年代初下鄉插隊，心境已一片冷漠。那兩年裏像是很少讀報紙。那地方缺紙，大字報一上牆，就被農民一塊塊撕下來卷煙抽了。無所期待，也不大有好奇心——除非有關再分配或回城的消息。直到1971年9月那個爆炸性的事件輾轉傳遞到偏僻鄉間，才重又具體地感覺到了“政治”。此刻的北京怎麼樣了？
“前文革”之為“文革”的前奏，或許隻有在北京且北大這樣的所在，才能令人感知。身處此境，你才相信一切順理成章，水到渠成。那張大字報正屬於你所期待的，雖然你的期待並不這樣具體。你等著那終究要來的，你等著有什麼炸開那布滿虛偽的平靜。你等來了。
而我自己卻在“等來”之前先已崩潰。這是另一回事，先不去說它。
我不能假惺惺地說我有什麼“先覺”。事實是，我體驗了那浪漫的“革命”對一個心性柔弱、決無革命氣概的女孩的吸引，此後更有對於這種與其說是“革命”毋寧說是知識者的“革命想像”的持久迷戀。這似與我的性情不合，但這是真的。還記得1964年的“一二·九”，班裏開晚會，我請求熄了燈，在黑暗中朗誦了高爾基的《海燕》。革命實在是“青春事業”。十幾年後重回北大，讀現代文學的研究生，由30年代文學中，讀到的就是青春浪漫的“知識分子的革命”，盡管文字粗率，那屬於年輕人的熱烘烘的氣息，是我所曾經熟悉過的。五四則是北大的青春時代，生機淋漓。我一再覺察到北大人保有青春的魅力，卻相信大校亦如大國，也會衰落的。這樣說或如梟鳴，隻讓人厭惡，不說也罷。
1978年考回北大，實非我自己所願。“文革”中期離開北大時，我曾打算和這個鬼校永別的，卻如魯迅《在酒樓上》所說，蒼蠅般繞了個小圈子，又飛了回來。人的想到所謂的“命”，多半也在這種時候的吧。
剛回北大時，我甚至怕走某些太熟悉的地方，比如原中文係辦公室所在的二院（或是五院？）。那一帶在我，有種冷酷的味道。但我還是漸漸安下心來。這一趟“重來”，使我有機會進入另一個北大，是我已往疏於了解的。我隻是到這時，才注意到燕南園的西式住宅，留心彌漫在燕南園、朗潤園一帶的不易描述的氣氛。而我十幾年前進入北大時，也如我的同學，眼光總是由這種所在漠然地掠過的。後來我更走進王瑤先生的客廳。我與師長輩打交道一向局促，但這間客廳影響於我此後的生活是這樣大，從我第一次走進它時就注定了。由遙遠的事後看來，不也是“命”？
我仍然不大能和老先生來往。讀研究生的三年裏，曾因人之托，去過一趟宗白華先生家。宗先生的家陳設似乎極簡陋，兩個老人（？），在室內昏暗的光線下。全不記得當時問了些什麼，隻記得宗先生正如通常形容的那樣，很“慈祥”。臨畢業時，送碩士論文，又去了一次吳組緗先生府上。當時天氣已熱，我被他的家人請進屋時，吳先生正穿著背心短褲，於是便手忙腳亂地穿衣服，有點狼狽。我倒因此而鬆弛下來。我看到的是一個普通的老人，像我的父親那樣。直到我畢業，其他老先生，隻是遠遠地看到過。大家合影，王力先生到得稍遲。笑嘻嘻地迎著大家走過來。還有一次，和同伴們一起，見到林庚先生打不遠處大步走過，外衣被風吹開，覺得很飄逸，目送著，議論了好一陣子。三年下來，我所熟悉的，隻是王瑤先生的客廳。
但在我，這才是北大。我終於進入了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