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讀馮友蘭先生的《三鬆堂自序》，覺得其中寫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的幾章很可玩味。雖然我個人的經驗不同，卻無端地以為馮先生的三校比較極精彩：或許正是這一類的前在經驗，把我的個人感覺淹沒了。
1964年我考入北大時，北大大而無當的校園裏全無浪漫氣氛。那正是“四清”時期，校內一派革命景象，隻令我感到不適。倒決非不想革命，隻是覺得吃力而已。我的同學的姿態氣概，以往都隻在電影小說裏看到過。我這才知道，我所讀過的中學，在我的家鄉也近於“貴族學校”的，比起京城或其他南方大城市的學校，實在隻能算作鄉村中學，我自然是十足的鄉下人。記得當時喜歡穿農村婦女式的大襟衣服，中學畢業照也是穿這種衣服拍的；報到那天，先到的同學半開玩笑地說，看了照片，以為是個很老實的農村婦女。又說，人還沒到，信倒是來了。那是同考到北京的中學同學寫來的，無非約著一起玩玩。但我不久後就知道，我們那所“鄉村中學”在男女交往方麵，又似乎風氣超前了。而那正是革命時代，即使年輕的男女革命者，也不便隨意往來的。至於“文革”期間風氣一變，則是後話。
尤其令我敬畏的，是大城市且名校出身的同學，那些器宇軒昂的男生和風度不凡的女生，他們的見識、口才，都更令我自慚形穢。“儀態”這玩藝兒是難以描述的，但就有那麼一種味兒。今天叫做“派兒”的，我隻有羨慕的份兒。到很晚的後來，我才看穿了那種“北大作派”，或者說“派兒”。大言，大姿態的後麵，也許竟是一無所有的。但大校的確能造出這一類的“派兒”，令你即使到了陌生的遠方，也能憑著那味兒，辨認出你的校友來。
你很難將大言的“大”，與大氣魄的“大”剝離。大校的大，確也係於氣魄。我疑心那“大而無當”的校園，也參與了氣魄的製造——誰說得準呢？風氣因陶染而成。至於我自己，雖在進入北大前已習慣了抑製，也似有某種情欲被喚醒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也是“後來”，我又相信了北大的“大”對其間人物的致命影響。那種對大境界的渴望很可能就此悄悄地伴隨了你一生，即使最終隻落實於大話，隻成為對你的純粹嘲弄。其實不唯北大，通常名校學生，都有幾分狂。我所讀過的中學也如此。其積極效果，是有可能使你逃脫委瑣。縱然落到了極不堪的境地，骨子裏的那點傲氣，也夠你撐持一陣子尊嚴，所謂“倒驢不倒架”。消極處卻也在此：你或許要為你的不肯趨附付一點代價。這令人約略想到貴族的命運，雖然明知有點擬於不倫。我的確發現我的校友在北大北京之外，比起別個更難於生存。當然這或許隻是由於我觀察的粗疏。其實道理很簡單，這個民族留給狂狷者的生存餘地從來狹窄。至於校園文化，與“社會”向有疏離，純粹的校園動物，很可能永遠地失去了對“社會”的適應能力。當然這多少也屬危言聳聽。
話說得遠了，再回到前“文革”時期我所在的北大。我還得承認，對新環境的適應不良，自慚等等，多少也因了女孩子在那個年齡難免的虛榮。最初一時，我的那些女伴在我眼裏是那樣耀目，即使因風氣所限，她們不得不將美好的軀體裹在簡陋的衣著裏，也能令人感覺到美的輻射似的。美而革命，實在是一種幸福。
令我傾倒的還有高班學生。記得曾有一位沈姓女生領我們做操，那自信與幹練，就令這一群中學女生羨慕不已。其實她並不美，吸引了我們的，是所謂“風度”。這沈姓女生已不在人世，是“文革”初期自殺的，我並不確知原因。聽到這消息時，似乎也並不震驚。隻是恍然記起那身姿，悵然了好一陣子。
“浪漫”與“革命”向有宿緣。倘若浪漫而又封閉，“革命”幾乎是激情的僅餘的出路。我至今還能清楚地回憶起“文革”前夕北大校園中躁動不安的氣氛。剛進入一年級，我所在的班裏就組織了批判小組，“靶子”是遊國恩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當時我們叫它“藍皮文學史”，以區別於那本“破字當頭”的紅皮文學史）。遊先生不可能對此氛圍無所感覺，否則他不會在每次課前先將毛主席語錄一絲不苟地寫在黑板上。也有照舊用了響亮的京腔講他的宋詞元曲，且在李清照的“愁”字上回旋不已的，隻是這位先生肯定不知道，他的學生正格外起勁地記筆記，以便備足批判材料。即使已入老境，我也不想說這隻是些兒童遊戲。
當時的我們是十足莊嚴的，雖然未見得真以為天下興亡在此一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