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係於人物。我得說，我的“進入”北大，多半因於當初偶爾（也一半是不得已）選擇的專業。第一次打動了我，喚起了某種“驕傲”的，是蔡元培長校的北大，魯迅、周作人等等執教的北大。這北大在我三年讀書期間愈重愈大，終於將我原來的那個“北大”遮蔽了。後來我又仔細地讀了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中的《北大感舊錄》，對其中人物、由“人物”構成的人文環境更不勝神往。那即使算不上最稱輝煌的學術文化時代，也是一個其人物最富於魅力的時代。而“魅力”由知識背景更由性情造成。這也是我所要研究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第一代人的魅力所在。
當著文獻資料不再能使我的想像饜足，我即自然地在王瑤先生、吳組緗先生們那裏搜尋“那個北大”。他們畢竟是距蔡元培的北大更近的一代人。應當承認，我是在這些先生處境最狼狽時，開始注意到他們的。我看到了他們的被羞辱，被公開批鬥，排列在階梯教室的講台上示眾，聽說過他們的或軟弱或頑強，現在也還記得流傳在學生中的笑料趣聞。卻正是這些故事，最終使他們的形象生動起來，以至我1978年因研究生複試而重返北大麵對王瑤先生時，那些舊事並未使我有什麼不敬，倒是有一點因熟識而來的親近之感。但你大概想像不出，初回北大時，甚至稱呼“先生”也有點別扭。這稱呼像是廢止已久；“文革”期間，我們是直呼“王瑤”的。
此時我們已是中年人，自以為有了充足的世故與閱曆。研究老師從來是學生的一種功課。二三好友在一起，不免將其先生作為話題，以至未曾親聆那先生教誨的，也似在想像中熟悉起來。在“文革”後寬鬆的環境中，我們首先恢複的，似乎就有對於人的鑒賞力；而我們的老師，則提供了最適於鑒賞的對象。吸引了我們的，首先是“性情”；而這性情保存之完好，甚至令我們迷惑——它們是怎樣避免了戕害的？這種避免怎麼可能？我還記得“文革”“清隊”期間被安排在班上接受“群眾監督”的林濤先生。即使在那個野蠻時期，林先生的優雅風度，也像是有某種感染力，比如令人不忍粗暴。去年冬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裏遇到了林先生夫婦。那是一個晚飯後，我走在由食堂回賓館的路上。路燈與樹影下，穿著白色西服的林先生笑容可掬。我在那一瞬，想，大陸出席所謂“國際學術會議”的，豈不正應是這等人物！
“鑒賞”也包括了對弱點的鑒賞：即使這些先生顯而易見的弱點，也有著更為深厚的人性內容似的。這大約因為那性情幾乎始終未被柴米油鹽等世俗瑣屑所消磨；在其形成中，也不曾像其後人那樣，被置於無休止的摩擦爭鬥中。此外當然還有早年置身的人文環境。文人的“性情”從來賴教養、習染而成，所謂個性魅力中巳包含了知識學養的魅力。
“文革”之後人們想到了彌補。但有些東西的缺失，是無從彌補的。比如那不可名狀的所謂“氣象”，以及境界等等。貧窶會令人猥瑣，無休止的摩擦爭鬥則有可能讓人忮刻褊狹。這還是一些最淺層的。我還不敢及於某種政治文化造就的人格。在這種時候你所想到的“命運”，就不再隻是純粹個人的，那是一代人，一代知識者，一代文人的命運。可歎的是，還不止於一代。至於文化荒蕪學術荒落的後果，將在更長的時期顯現出來。你難道不認為，這裏有整個人文的劫運？
於是在這個大校裏，我有了一種蕭條之感，想到了“大校的衰落”。北大是越來越被作為象征了，在“衰落”這意義上，不也可以被視為象征？
1989年底，在上海，我目擊了王瑤先生的死。那在我，是重回北大以來最黯淡的一段日子。似乎不止先生，還有一些東西，在我心中死滅了。我突然感到了衰老——在這之前，“老”還隻是我喜歡的話題而已。我自知某種狀態，某種心境，已永遠離我而去。我的生命中的有些東西，永遠地流走了。
近幾年，仍時而聽到某位老先生病倒或去世的消息，已不再如王先生的死，有那樣刻骨銘心的痛感，隻感到一種茫漠的悲哀，不知這流逝與衰蛻將伊於胡底。
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在北大的校園裏，引人憑吊與追懷。那是北大校園內最美麗的所在，卻非北大而是燕京大學的舊址。不知蔡先生在那裏感到安適否？
1993年11月
注釋：①選自《散文與人》第4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趙園（1945-），學者。著有《艱難的選擇》、《北京：城與人》、《獨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