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社會轉型的未來
特別報道
作者：劉建華
“新莞人”政策是東莞社會轉型、城市升級的重要舉措，它逐步消除了外來人口心理上的障礙，讓很多外來人才在東莞實現了身份認同。但這一切僅僅才是開始，從身份認同到心理認同，再到社區認同，東莞社會結構的轉型任重而道遠
每年的元宵節過後，東莞都會準時地迎來返工的高峰。但今年“該回來的人沒回來，不該走的人卻又都走了。”一位老板告訴《小康》記者，“該回來的”是指本該正常返工的工人，“不該走的”則指當地色情產業的從業人員。
“一個月招工三百二十人，離開二百八十五人，鐵打的廠門流水的工人。”這是對東莞外來人口最真實的寫照。在這個外來人口是本地人口近4倍的城市，如何讓他們建立歸屬感，把東莞當成“家”，是當地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但，他們是否把這裏當成了“家”，則尚存疑問。
“遊民社會”向“移民社會”過渡
“掃黃風暴”後，越來越多的年輕男女聲稱要逃離東莞。對這座產業城市來說，這才是真正的考驗。
在中共東莞市委黨校社科教研室主任孫霄漢看來，東莞正在從一個“遊民社會”向“移民社會”過渡。
2007年11月6日，東莞市政府新增設了一個機構——“東莞市新莞人服務管理局”在這天正式掛牌辦公。這是全國第一家、也是唯一專為外地務工創業人設立的政府機構。服務局一掛牌便著手探索為外來人口服務的方式。包括為新莞人培訓技能、提供維權，計生、社保、入籍、子女入學等多方麵的服務。
“新莞人”的稱謂意味著東莞想要化解外來與本土之間相互融合的困局，消除了本土與外來族群之間的隔膜。這一政策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希望就地入學的打工者子女。在此後幾年中，東莞政府在基礎教育上投入巨資，先後承接了60多萬異地戶籍的打工子女就地入學，無論在時間和數量上都領先於全國。
“一個移民社會應該使流動人口在城市享有完整的公共服務的權利。”孫霄漢對《小康》記者說，但目前流動人口能享受到政府帶來的公共服務還是很有限的。在他看來，目前我們國家這種公共服務體製基本上是一個地方政府顧及地方固定人口，而像東莞這樣一個城市外來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供給壓力大過於北京上海深圳，這應該在政策層麵有頂層設計，國家應該統籌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責權。
東莞是一個包容型的城市，什麼人都可以在這裏生存，但人口的結構還是以中低端為主，相對於廣州、深圳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是明顯的。孫霄漢認為，東莞每個時期出台的政策對於東莞的影響還是正麵的，東莞經濟沒有出現大起大落與東莞出台的政策有關係。從上世紀80年代“三來一補”到90年代的城市化進程，這些政策與東莞本身經濟發展的節拍是吻合的，而真正製約東莞發展的關鍵之處是怎麼樣提高東莞人的素質。
“新莞人”相關政策營造的公正公平環境，則使一群群優秀人才在這塊土地得以展露才華，並成長為東莞社會的中堅。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秘書長王偉舉在接受《小康》記者采訪時，對“新莞人”的各項服務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新莞人”政策是東莞社會轉型、城市升級的重要舉措，它逐步消除了外來人口心理上的障礙，讓很多外來人才在東莞實現了身份認證。隨著“新莞人”措施的出台，這些外地來東莞工作的人都已經本土化了，這不僅是指戶籍，而是他們在思想感情上已經與東莞融為一體。
“隻有讓800多萬人在東莞都有高度的歸屬感，外來人口從遊民變成移民，才能實現和諧東莞。”孫霄漢說。
在“沙漠”裏種文化
去年東莞政府投入巨資打造的東莞城市形象片，並沒能徹底改變“性都”的公眾印象。
“政府想刻意通過某件事去改變公眾長期以來形成的印象，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東莞市民主促進會副主席梁聚鋒對《小康》記者說，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執政者的工作重點太偏向於經濟建設，對於精神、文化建設的漠視形成現在這種必然結果。
千分一公益服務中心負責人張坤去年被評為“東莞市十大慈善人物”，當他向《小康》記者講述這件事情時，卻沒有感覺到獲此殊榮的自豪感。“獲獎的十個人中，隻有兩個人是真正做慈善事業，而其他都是土豪。”張坤認為，他近十年來，用“一對一”的扶持模式資助了近千個貧困孩子上學，獲獎是理所當然。“在宴會上，沒有人跟我說話，地方官員都圍著企業家了。”官員們漠視精神文明建設的態度令張坤很失望。
但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秘書長王偉舉卻認為這是對東莞的一種偏見。
從2013年4月14日到27日，王偉舉先後在東莞市區、厚街、長安、虎門、大朗、鳳崗、鬆山湖作過調查，他對張坤等人的看法並不一致。他發現，最近幾年，東莞對文化投入非常重視。為了建設“東莞文化工程”，財政一次就投資了20多億元。這些工程包括東莞市文化廣場、展覽館、圖書館、玉蘭大劇院、文化中心、嶺南畫院等核心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