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的父親莊襄王（嬴子楚）是個知書不多的人，因為他被父親質於趙國，處境艱難，讀的書自然很少。回國後，安國君嬴柱叫他去讀書，他坦然承認自己“少棄捐在外，嚐五師傅教學，不習於誦”。莊襄王嬴子楚即位後，從自己知書不多的切身體會中，不能不著力加強對嬴政的教育。而嬴政也深知僅靠匹夫之勇、單逞血氣之剛不行，欲做一番事業就要有真才實學。他認識到了這一點，於是在兩朝宰相呂不韋的輔佐和教導下，開始博覽群書。
此時嬴政年方十歲左右，正是人生旅途上求知欲望強烈、對天地萬物都想窮其究竟的年紀。他於亂世之中生在異國他鄉，從小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父母熏陶，但兒時艱苦環境的諸多磨難卻促使了他性格和心理上的早熟。他雖然有時為人乖張，脾氣狂躁，但常常在遊移不定的目光裏隱藏著成人難以察覺的幾縷深沉和些許持重。他雖然體質單薄，聲音尖細，但在凸起的胸膛裏卻是一腔奔騰的熱血，洶湧澎湃著一個遠大的誌向。也許古往今來再也沒有別人更比小小的嬴政懂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人生哲理了。作為當時天下最強大的國家的儲君也就是法定王位繼承人，嬴政猶如一隻等待出巢的雛鷹一樣，急切期望著以知識學問來豐滿自己的羽毛，期望著有朝一日能展翅翱翔，搏擊長空。
而大政治家呂不韋，不僅在經商、為政上精通其道，而且在治學上也有一套，充滿智慧的呂不韋用言傳身教影響了秦王政。呂不韋特別重視學習，他認為人的認識能力、知識水平都不是生來就有的，而是從學習中來。因此，他在《呂氏春秋》中反複強調學習。如：“不知則問，不能則學。”（《謹聽》）；“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聽言》）；還說：“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尊師》）。這就是說，不學習，有耳朵也等於是聾子，有眼睛也等於是瞎子，有嘴巴也說不出清楚話，有心也不開竅。呂不韋這番話就是說給秦王政聽的。
在《呂氏春秋》裏，呂不韋特別強調了君主的學習。他認為君主的天挺英才是通過後天的學習得來的，而非生而即有。學習的途徑有兩條：一是自我反省法，即通過公與私兩把尺子去衡量自己的言行，這一點類似於儒家的修身治國平天下。由此而觀法家、儒家，兩者都體現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反求諸己的精神。二是尊敬老師，無論貧富貴賤，有德有能者均可師之。呂不韋批判了當今的君主們“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的不良風氣，強調了君主要以禮求師，以禮問學，才能使“身成”，“弗疆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
在呂不韋的引導下，秦始皇在青少年時代博覽群書，既開闊了視野，又學到了豐富的從政經驗。
秦王政有了學識，有了自信，又有了不斷積累的治世經驗，似乎是可以坐大於天下了，但他由於從小飽經磨難，經曆了無數次鐵與火的洗禮，因而對儒家的仁義之道興趣不大。他雖然有了一定的學識，還在苦苦尋覓一種符合自己性格、更加簡捷實用的理論。
這就是法家理論。先祖利用商鞅變法開了一個先河，而商鞅推崇的是法術，以法治國，其變法的一套理論和實踐成果都保留了下來。而商鞅的理論正好與嬴政相合，符合他暴戾恣睢的性格特點，符合他作為一個偉大君王的胃口。於是，秦王嬴政開始孜孜不倦地攻研法家學派的理論著作。他之所以選擇法家理論作為治世理論，原因主要在於：他認為凡正確的理論都必須實用，凡實用的理論都必然正確，而這種實用首先是對作為國君的他個人實用。因此在他看來，法家理論是惟一正確的、實用的理論。由於感覺對路，於是他又找來法家學說的代表作《韓非子》，開始如饑似渴地研讀這部巨著，並非常欣賞其中的《孤憤》和《五蠹》。韓非子的法家理論深刻地影響了嬴政，並成了他日後施政的思想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