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參聽後，知道莊王心中有數，非常高興，就又趁機進言道：“還是大王的見識高，一猜就中，隻是此鳥不飛不鳴，恐怕獵人會射暗箭哪！”楚莊子聽後身子一震，隨即就叫他下去了。
伍參回去後就跟大夫蘇從商量，認為莊王不久即可覺悟，沒想到幾個月過去後，楚莊王仍一如既往，不僅沒有改過，還越發不成體統了，蘇從見狀不能忍耐，就闖進宮去對莊王說：“大王身為楚國國君，即位三年，不問朝政，如此下去，恐怕會像桀、紂一樣招致亡國滅身之禍啊！”莊王一聽，立刻豎起濃眉，露出一副暴君的形象，抽出長劍指著蘇從的心窩說：“你難道沒聽到我的命令，竟敢辱罵我，是不是想死？”蘇從沉著從容地說：“我死了還能落個忠臣的美名，大王卻落個暴君之名。如果我死能使大王振作起來，能使楚國強盛，我甘願就死！”說完，麵不改色，請求莊王處死他。
楚莊王等待多年，竟無一個冒死諍諫之臣，他的心都快涼了。這時，他凝視了幾分鍾，突然扔下長劍，抱住蘇從激動地說：“好哇，蘇大夫，你正是我多年尋找的社稷棟梁之臣！”莊王說完，立刻斥退那些驚恐莫名的舞姬妃子，拉著蘇從的手談起來。兩人竟是越談越投機，竟至廢寢忘食。
蘇從驚異地發現，莊王雖三年不理朝政，但對國內外事無巨細都非常關心，對朝中大事及諸侯國的情勢都了如指掌，對於各種情況也都想好了對策。這一發現使蘇從不禁激動萬分。
原來，這是莊王的韜光養晦之策。他即位時十分年輕，不明世事，朝中諸事尚不明白，也不知如何處置，況且人心複雜，尤其是若敖氏專權，不明所以，他更不敢輕舉妄動。無奈之中，想出了這麼一個自掩人耳目的方法，靜觀其變。在這三年中，他默默地考察了群臣的忠奸賢愚，也測試了人心。他頒布勸諫者死的命令，也是為了鑒別哪些是甘冒殺身之險而正直敢言的耿介之士，哪些是隻會阿諛奉承，隻圖升官發財的小人。如今，三年過去，他年齡已長，經曆已豐，才幹已成，人心已明，他也就露出了廬山真麵目了。
第二天，他就召集百官開會，任命了蘇從、伍參等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大臣，公布了一列的法令，還采取了削弱若敖氏的措施。並殺了一批罪大惡極的犯人以安定人心。從此，這隻“三年不鳴”的“大鳥”“一鳴驚人”了。
韜光養晦
韜光養晦是指暫時斂藏自己的才能，隱匿蹤跡，等待時機而動的計謀。韜光，即把才華掩藏起來；晦，隱晦，即瞞人耳目，不讓人知道蹤跡。韜光養晦一詞出自清朝文人鄭觀應《盛世危言·自序》，雲：“自顧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擬獨善潛修，韜光養晦。”然而，在我國曆代典籍中，有許多相近的表述。如南朝梁人蕭統《靖節先生傳序》有“聖人韜光，賢人遁世”之說；金人馬鈺《滿庭芳》中有“懷美玉，便韜光隱跡，二十餘年”的語句：《隋書·薛道衡傳》則提出：“韜神晦跡則紫氣騰天。”
韜光養晦作為政治生活中的應變術主要是應付個人所處的不利的政治環境，保全自身性命，以圖他日東山再起。由於隱藏了自己的本來麵目和真實意圖，可以迷惑自己的政敵，解除對手對自己的戒備，當時機合適時，就可一層個人宏圖。三國時，劉備在沛城被呂布打敗後，失去了棲身之地，隻好投曹操麾下。後來，曹操移師許昌，也帶著劉備，目的是要控製劉備。劉備既不甘居於人下，又怕曹操謀害自己，因此裝出胸無大誌的樣子，還在住處後院開了一塊地種菜，親自澆灌。一天，曹操請劉備小酌，煮酒論英雄。酒至半酣，曹操說：“方今天下，英雄隻有使君與我。”劉備以為曹操看出了自己的心思，心裏一驚，手中的匙箸都掉在地上。正巧霹靂雷聲，大雨驟至，劉備隨機應變，說：“聖人雲‘迅雷風烈必變’。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曹操聽後說：“雷乃天地陰陽擊搏之聲，何為驚怕？”劉備接著道：“我從小害怕雷聲，一聽見雷聲隻恨無處躲藏。”曹操聽罷，一聲冷笑，認為劉備是個無膽、無識、無用之人。從此放鬆了對劉備的戒備。劉備用韜光養晦之計，才得以從曹操的忌恨中平安脫身，日後方才造就三國鼎立之勢。
韜光養晦也有用作處世之道，人生應變之術的。其主要目的是在於免得鋒芒畢露，招惹是非。洪應明先生在《菜根譚》中說：“君子之才華，玉韞珠藏，不可使人易知。”不露鋒芒，並不是銷蝕鋒芒，不是改變操履，而是指人應隱其鋒芒，不要恃才恃權恃財而咄咄逼人，從而使個人更容易被社會、被他人所接受。其實，這也是一種強化自己的學識、才能和修養的過程。學會以此來應變人生，有利於培養自己處理好各種人際關係的能力和技巧，也是放棄個人的虛榮心，踏踏實實地走人生旅途的表現。
《史記·滑稽列傳》雲：“三年不鳴，一鳴驚人。”凡事沒有取勝的把握，就不必四處張揚，與其使人早有預聞而有準備，不如突然製勝而使人驚愕不已。這樣做，一來可以減少取勝的障礙，特別是人為的障礙；二來可以造成驚人的心理效應，增加勝利後的影響力。自古道：識時務者為俊傑。所謂時務，就是客觀形勢或時代潮流。認清客觀形勢和時代潮流，才是聰明能幹的人。人的一切活動都需要借助客觀條件，並且受客觀條件的製約；人要想建立功業，取得出色的成就，更要認清和善於利用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因時製宜，待時而動。落後於時勢，見識狹窄，處處受阻，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反之，客觀條件不具備、不允許的情況下，不講究策略，不善於韜光養晦，一味地硬拚蠻幹，英雄倒是英雄，然而卻可能一事無成，或於事無補。這也就是韜光養晦在應變中的積極意義。鋒芒勿太露《老子·洪德》章說：“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意思是最聰明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雖然有才華學識，但平時像個呆子，不自作聰明；雖然能言善辯，但好像不會講話一樣。你有才華，那隻是一方麵的才華，我們必須把保護自己也算作才華之列。一個不會自我保護的人有才華，卻過早地埋沒了才華，不能為社會做更多的事，這樣的才華有什麼用呢？這樣的才華仍然是小聰明啊！
秦朝的李斯祖先是楚國上蔡人。他後來歸順秦始皇，被當作客卿。開始當廷尉，後來做了宰相。他上書要燒書，在一起討論《詩經》《尚書》的都要殺頭。於是他把儒生活埋，焚燒經書、術數書籍。李斯曾和宦官趙高造偽詔而殺了公子扶蘇。後來他與趙高發生了矛盾。趙高對二世挑撥說：“李斯大兒子李由是三川守衛，同盜賊陳勝私通，而且丞相身居在你之外，權力卻比你還大。”秦二世認為他說得對，於是把李斯關進牢房，用完五刑，在鹹陽把他腰斬了。李斯臨刑的時候，回過頭對二兒子說：“我想和你再牽著黃狗一塊出去，到上蔡東門去追野兔，怎麼能夠做到呢？”於是父子相對痛哭，他被滅了三族。所以胡曾詩說：“功成不解謀身退，直待雲陽染血衣。”
張居正，明隆慶元年入閣，後為首輔（宰相）。萬曆初年，神宗年幼，國事都由他主持，前後當政十年。當時軍政敗壞，財政破產，農民起義此伏彼起，危機嚴重。他以“得盜即斬”的手段加強鎮壓，並進行一些改革。萬曆六年，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隱瞞的莊田；三年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一條鞭法，改變賦稅製度，把條項稅役合並為一，按畝征銀，使封建政府的財政情況有所改善。但他排斥異己，結黨營私，生活腐化墮落，喜愛聲色犬馬，家中財物珍玩無數，還和妃子勾搭成奸，名聲很糟。終於以“奪情”（即他貪婪權勢而怕為父奔喪時權力被人剝奪，終於沒有奔喪）為清禮所不容，等萬曆皇帝長大後，就沒收了他的財產，還扒了他的墳墓，為他所排擠的人逐漸恢複了位置。
明代魏大中在42歲時才走完了科舉道路的最後一步，進士及第並被授予官職，當時是萬曆四十四年，朝廷一片烏煙瘴氣。他官階八品，在朝廷中尚無發言的地位，卻對人對事都看不慣，看不慣還愛說，結果到處遭人白眼。他到哪裏，哪裏的官員便失去撈到好處的機會。而他自己卻一點兒好處也不要，甚至不與人交往，這在官官相護的時代真是不可原諒的錯誤。他結交的幾個人都是東林黨人，與當時權勢顯赫的魏忠賢為敵。結果，他上疏彈劾溫體仁、魏忠賢奸黨，反遭誣陷時，天啟皇帝因為知道他過分廉潔而放過了他，但他終於還是被抓進獄中，被折磨至死。
海瑞，以正直廉潔而著名，到處主持公道，廣侵害大官僚地主的利益，克扣下屬，連紙張都不許多領多用，甚至要求必須寫滿——不能浪費，結果，一生被人排擠，到處碰壁，鬱鬱不得誌。他仗著一身正氣，誰都不放在眼裏。結果是既無能力扭轉世俗，也沒有過一天舒心的日子，最終還被罷了官，遭貶謫。
如果這些人收斂一下鋒芒，學會保護自己，一邊為天下黎民著想，為社稷著想，一邊實施自我保護，哪裏還有這麼多悲劇發生呢？實際上，兩者完全可以兼顧，並不一定非要顧此失彼。曆史上事業成功而且下場很好的人多得是，他們或者歸隱，或者仍身居高位，這不是取得了雙份的成功嗎？事業成功而個人生活失敗，怎麼能算完全的成功呢？怎麼能是大智大慧的人所為呢？
所以，無論是初涉世事，還是位居高官，無論是做大事，還是一般人際關係，鋒芒不可畢露。有了才華固然很好，但在合適的時機運用才華而不被或少被人忌，避負功高蓋主，才算是更大的才華，這種才華對國對家對人對己才有真正的用處啊！這方麵，荀攸是一個絕好的榜樣。
曹操是個難侍候的主兒。他有過人的才華，下手快，出手狠，疑忌心重，氣量極狹，把“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作為信條。他殺了在危難中款待他的呂伯奢一家九口人，殺了能摸透他心思、鋒芒外露的謀士楊修。可是他手下有一位謀士荀攸，卻與他相處融洽，前後為曹操謀劃十二奇策。曹操玩弄權術，想讓手下的人怕他，荀攸未必不知道，但他不露聲色。而楊修，總是想表現自己的聰明，說破曹操的目的，終為曹操所不容。荀攸對曹操執禮甚恭，讓曹操感到自己的重要和特殊，平時對一些小事，總是裝聾作啞，順水推舟，想來“丞相英明”之類的話是不會少說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博得曹操的信任和欣賞，每到關鍵時刻，他的計劃就總能為曹操所接受，從而使自己的才能得到了極大程度的發揮，又給自己創造了一個寬鬆和諧的環境，把人臣的藝術發揮到極致，所以曹操說他“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其智可及，其愚（其實是大智）不可及。”
周公（姓姬名旦）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曾佐其兄周武王伐紂滅商。武王死後，成王年幼，由他攝政。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等人不服，聯合紂王子武庚和東方夷族反叛。他率軍兩次東征，經三年苦戰，終於平定了叛亂。東征勝利後，成王把殷民六族和舊奄國地，連同奄民，分封給他，國號魯。周公因需在朝中輔助成王，於是派兒子伯禽去魯。在兒子伯禽臨行前，他告誡伯禽道：“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險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周公的這些諄諄家訓，對今天我們這些後人不是仍有很大的警戒和教益嗎？
洪應明在其傳世名著《菜根譚》中也認為，富者應多舍，智者亦不炫耀，操履不可少變，鋒芒不可太露。他指出“富貴家宜寬厚，而反忌刻，是富貴而貧賤其行矣！如何享？聰明人亦斂藏，而反炫耀，是聰明而愚懵其病矣！如何敗？”這段話的意思是：一個富貴的家庭待人接物應該寬宏厚道，但有的人反而刻薄無禮，這種人雖然身為富貴之家，可他的行為跟貧賤之人卻完全相同，這樣又如何能夠長久享有富貴呢？一個才智超群、博學聰明的人，本來應該隱匿其才華而有的人反而到處炫耀自己，這種人表麵上看起來好像很聰明，其實是很愚昧的，這樣的人如何會不失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