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吟完了，羅先生說現在我們處在何種境地呢？敵騎深入，平津淪陷，我們大家都流亡到南嶽山中……先生低聲歎息，課堂鴉雀無聲，窗外刮著陣陣秋風……”[16]
1944年秋，羅常培赴美講學，聯大中文係主任由羅庸代理，直至西南聯大解散北返。按常規，北大複校後，羅庸本人應隨校遷平，繼續當他的北大教授或代理個係主任什麼的。但蹊蹺的是他沒有隨大隊人馬回平，而是悄然留在由聯大師範學院改製的昆明師範學院（現雲南師範大學）任國文係教授兼係主任。這一打破常規的抉擇究其原因若何？羅氏本人沒有公開披露，外界人士包括聯大中文係學生也多有不知，公開出版的聯大校史等書籍與紀念文章，在提到這一令人疑惑的轉折點時，也隻是一筆帶過。或許羅庸留昆的隱秘尚沒有揭開，或許本屬正常——但從兩年之後即離開的事實推斷，恐怕又非其本意。最有可能的一個解釋是，羅與抗戰後出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不甚合拍，此點從前述傅斯年於1945年10月17日寫給尚在美國的胡適信函中可以窺出一點蛛絲馬跡：“二羅皆愈來愈糟……此係絕對有辦法，但主任無人。”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載，聯大中文係教職編製如下：
教授十人：羅常培、羅庸、楊振聲、唐蘭（以上屬北大），朱自清、聞一多、劉文典、王力、浦江清（以上屬清華），遊國恩（由聯大直聘）。
副教授二人，陳夢家、許維遹（皆屬清華）。
另有陳寅恪（清華，與曆史係合聘）、魏建功（北大）已先後離校，未計在內。[17]
以此推斷，傅斯年信中所說的“二羅”應是羅常培、羅庸。當時羅常培尚在美國講學未歸，而就昆明的羅庸而言，屬於沉默寡言的一類，為人處世保持低調、謹慎，很少顯山露水，性格沉穩堅毅，絕不像劉文典那樣張牙舞爪地容易遭人嫉妒忌恨（南按：劉氏除了被聞一多一個點射踢出門外，後來在評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時又被傅斯年借機敲了一棒，自此倒地不起。見後文）。
如前所述，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為北大辦文科研究所事向遠在美國的胡適稟報，內中有“湯公公道盡職，指導有方，莘田大賣力氣，知無不為，皆極可佩。此外如毅生、公超、膺中皆熱心，隻有從吾胡鬧”。信中說的莘田是指羅常培，膺中自是羅庸。想不到幾年之後，在傅斯年眼裏“二羅”竟成為“愈來愈糟”的人物了。這一變化，除了抗戰後期各自的政治觀點發生了變化，連帶地在處世態度與性格脾氣上使傅與他們不能合拍外，很難從其他方麵找出更堅硬的理由。羅庸既然在聯大後期能代理係主任，返回北平後，在羅常培尚未回國的情況下，主持北大中文係事宜亦在情理之中。但掌握予奪大權的傅斯年顯然沒有這樣考慮，而在他心目中一個“愈來愈糟”的人，也不可能委以重任，甚至當個教授都很勉強。當然，羅庸對傅斯年其人也未必服膺，或許還有些反感和輕視。正是緣於這樣一種表麵上平靜，暗中卻急流湧動的糾葛，自尊心頗強且有點倔強的羅庸就此遠離了北大，北大失去了羅庸。
1949年，羅庸離開昆師赴重慶，在梁漱溟創辦的勉仁文學院任教，1950年病逝於重慶北碚，終年51歲。一生著有《中國文學史導論》《陶詩編年》《陳子昂年譜》《魏晉思想史稿》等多種，其中在昆明期間闡發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講演稿十篇彙集而成的《鴨池十講》，深受讀者熟悉和推崇，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為羅庸研究生的逯欽立，原居住昆明靛花巷史語所租賃的樓上，後躲避日機轟炸隨北大文科研究所搬到昆明北郊龍泉鎮龍頭村寶台山彌勒殿。1940年，逯欽立研究生畢業，為駐所研究助教。同年9月，因課題研究需要遂申請就讀史語所，旋赴南溪李莊在傅斯年指導下繼續從事學術研究。1942年以學術研究成果《詩紀補正》十六冊通過畢業論文答辯，獲教育部核發碩士學位，同時轉任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為當時史語所文學組唯一一位駐所專任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據逯的同屆同學周法高回憶說：逯在史語所期間，“曾在該所集刊發表了一篇《古詩紀補正敘例》。明代馮惟訥的《古詩紀》，搜羅唐以前的古詩，相當完備，（近人）丁福保的《全上古三代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這部書，就是根據《古詩紀》加以補充的。逯欽立找出很多丁書的疏漏錯誤的地方，而把其中比較顯著的若幹例子放在這篇文章中，所以寫得非常精彩”。[18]周氏所說的這篇文章，隻是逯欽立對這一專題研究生涯中的牛刀小試，但隻這一試就足見其用功之勤，考據之精深。如漢詩樂府古辭《孤兒行》有詩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