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進北大不久，即顯示了他的出眾才華和深厚的曆史文化功底，開始以“祝本”筆名在文學刊物上發表小說、詩歌，才子名聲隨之傳遍校園。翌年，逯轉入中文係就讀並出任《北大周刊》主編，以本名和筆名“胡蠻”（Human）等發表雜文和小說，宣傳抗戰。同時，在夜校教工人識字讀書。1937年抗戰爆發後，逯氏隨校遷長沙，旋又隨曾昭掄、聞一多、袁複禮等教授步行3000多裏抵達昆明，繼之赴蒙自，在西南聯大繼續就學。1939年畢業後，考入傅斯年為代理所長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羅庸（字膺中）、楊振聲二導師攻讀碩士研究生，自此開始了幾十年尋尋覓覓，專題研究“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及同時期文學史的學術曆程。
據逯欽立的同學周法高回憶：逯的導師羅庸是北京大學出身，學問、人品非常令人敬佩，“對於三禮和宋元理學都有研究，學問非常廣博，尤長於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著作不多，對於儒家的學說頗能身體力行。記得1940年他所居的地方失火，一時烈焰衝天，蔣夢麟校長曾經當場拍照證明曾經有某機關存貯了大量的汽油而引起火警的。羅先生遇到這種不幸的事，仍能苦撐下去，弦歌之聲不絕，可以想到他的修養了”。又說：“西南聯大中文係裏，北大和清華的老師和學生在初期相處得並不太融洽，小的摩擦總是難免的。記得1940年秋季聞一多先生本來是開《楚辭》的，這一年要開唐詩。而唐詩本來是羅庸先生開的，於是羅庸先生說：那麼我就開《楚辭》好了。由此也可看出羅庸的博學。”[15]
周法高所言不虛，當羅庸接手《楚辭》課業後，所顯示的博學與研究功力深受同行讚譽，而受學生歡迎的程度不下於杜詩。當時西南聯大中文係有羅常培和羅庸兩位羅姓教授，師生們稱為“大羅先生”與“小羅先生”。因為二人非但年齡稍有大小，身材也略顯出高矮。兩位羅先生都京音純正，善於講課但風格不同，大羅先生又被尊稱為“羅長官”，蓋因一度執掌聯大中文係之故。羅常培講課條理明晰，論述曉暢，把音韻學中一些晦澀模糊的問題，用現代語音觀點予以剖析，使人有渙然冰釋之感。小羅先生聲音洪亮，節奏分明，跌宕起伏，收縱自如，有“羅叫天”之美譽（比況京劇泰鬥“小叫天”譚鑫培），很令聯大師生敬佩。有一天晚上，羅庸要講《楚辭》中的《九歌》，海報一出，連住在昆明城東的聯大工學院的同學都紛紛跑到城西的聯大聽講。一間差不多可容百人的教室，坐滿了聽眾，窗外還站著一群外校學生。羅一氣講了三個多小時，直到夜深才結束，中途很少有人退場。據早些時候聽過羅庸杜詩課的聯大外文係學生趙瑞蕻回憶，羅講杜詩的情景比講《楚辭》還要引人入勝，其感情的投入和聲情並茂的演講，令人陶醉，浮想聯翩。趙說：“羅先生是《論語》《孟子》和杜詩專家，有精湛的研究。他聲音洪亮，常講得引人入勝，又富於風趣。那天，我去聽課，他正好講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一詩。教室裏坐滿了人，多數是中文係同學，我與外文係幾個同學坐在最後邊。羅先生一開始就讀原詩：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先生來回走著放聲念，好聽得很……。羅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詩人在長安慈恩寺塔上所見所聞所感深沉地一一傳達出來；用聲音，用眼神，用手勢，把在高塔向東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見的遠近景物仔細重新描繪出來。他先站在講台上講，忽然走下來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著眉毛做外眺狀，凝神，一會兒說：‘你們看，那遠處就是長安，就是終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國京城就在窗外下邊，同學們都被吸引住了。羅先生也把杜甫這首詩跟岑參的《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作了比較，認為前者精彩多了，因為杜甫思想境界高，憂國憂民之心熾熱，看得遠，想得深。羅先生接著問，詩的廣度和深度從何而來？又說到詩人的使命等。他說從杜甫這首詩裏已清楚看到唐王朝所謂‘開元盛世’中埋伏著的種種危機，大樹梢頭已感到強勁的風聲。此詩作於七五二年，再過三年，七五五年（唐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叛亂，唐帝國就支離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詩是最好的見證。羅先生立即吟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