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樂煥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濟南著名的耆紳張英麟。自傅氏家族於晚清趨於破落後，傅樂煥的父親攜家離開聊城，來到濟南投靠嶽父張家謀生。可惜好景不長，隨著整個國家政局崩潰，張家也一步步走向沒落。樂煥的父親雖在先人的餘蔭下躋身於紳士階層，然而隨著家庭破敗和生活的拮據，再也沒有紳士風采與派頭了。當時在濟南的傅家可謂上有老下有小，不僅樂煥有胞弟樂炘、妹妹樂淑，另外還有孀居的嬸娘與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當時的社會風俗和道德理念，那些所謂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頓沒下頓，也不肯把困難透露給外人，隻有悄悄變賣家中的衣物維持生活，更不肯赧顏向親友借貸求援。——這與半個世紀之後“文革”結束，特別是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世人為“求生存、圖發展”，皆如春天出洞之蛇鼠爭相從親友或國家銀行想方設法賒金借銀，且越多越榮耀光彩，而一旦折本便不想還貸，溜之乎也，讓對方呼天搶地滿地亂滾莫之奈何的道德觀念與行事準則大不相同。像當時的傅樂煥家族，更多了一層顧慮，怕家人出麵借貸，有失傅家和樂煥的外祖父張家家族的體麵。在這種處境下，樂煥的父親既不能仰事俯畜，盡當家人的責任，又無法周旋於親朋好友之間以引橋補路渡過難關。在長期窮困潦倒而看不見點滴希望與光明的境況中，樂煥的父親終於忍受不住物質與精神雙重擠壓與煎熬，對人生徹底絕望，遂於1929年年關即將到來時，在雪花飄零的夜晚，獨自來到濟南火車站旁一個小賣店，用兜裏僅有的三元錢打了二兩白酒，買了一袋平時最愛吃的鹽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進肚中，而後借著酒勁，迎著刺骨的寒風和飛舞的雪花，踉踉蹌蹌爬上了碎石與木樁鋪就的路基，臥軌自殺。
噩耗傳出，傅家老小悲慟不已。時年16歲、正在初中讀書的傅樂煥，突遭如此慘痛打擊，心情更感苦痛，待堅持讀完初中，已無力繼續升學。此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已遷入北平北海靜心齋，傅斯年聞訊，顧及同族親情，於1930年把傅樂煥叫到北平，以勤工儉學的性質讓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語所抄寫員（南按：時傅尚未與俞大綵結婚）。與此同時，為了弟弟妹妹能夠繼續讀書和維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傅樂煥主持把濟南濼源門外好一點的住宅賣掉，全家遷居城裏曆山頂街南頭大灣街一個小巷的貧民窟艱難度日。
身兼管家和抄寫員的傅樂煥在北平的日子並不輕鬆，對於一個初中剛畢業的學生而言，置身於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同事、朋友之間，就需頭腦靈活，事事加倍小心謹慎，處理好各方麵的關係。否則飯碗不保，未來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設想。好在樂煥是個聰明伶俐又有誌氣的青年，除了把工作與人事關係處理得井井有條，還擠時間刻苦自學，終於得到了傅斯年的賞識和信任。1932年寒假後，在傅斯年支持下，樂煥得以到北平私立立達學校高三年級就讀，並於暑假前拿到了高中畢業證書，同時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其時，傅樂煥在濟南時一個叫嚴薇青的初中同學也考入北大曆史係，兩個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平時傅樂煥還要經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務，以便取得經濟上的資助。據嚴薇青回憶：“從一些生活細節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氣可能不小。比如有一個初冬下午，我和樂煥約好，跟他到西鐵匠營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樂煥原來的房間。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樂煥屋裏頭坐了一會兒，他帶我去看傅的書齋兼客廳。那是三大間北房（樂煥住的就是最西頭的一間耳房），房內雖是舊式的方磚鋪地，沒有地毯，但是打掃得非常幹淨，寫字台上也是一塵不染。書櫥裏絕大部分是外文書，而且是物理方麵的。據樂煥介紹，傅斯年出國最初學的是物理。等我看過出屋的時候，樂煥小心翼翼地又仔細檢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進屋的痕跡，而後才把門關好。傅斯年的衛生間在院內西南角上一座小屋裏，也是抽水馬桶。由於沒有暖氣設備，屋裏生著爐子。在我用過並衝洗之後，樂煥又重新衝洗、檢查一遍。從樂煥這些細心檢查的活動來看，傅斯年對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過去為這些瑣事發過脾氣，所以樂煥才不厭其煩地一再查看。同時也說明過去樂煥住在他家，大概總是提心吊膽，看來這家主人並不是好伺候的。”[11]嚴薇青還說：“有一次，一個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學來看我們，當我談到想家、想濟南時，他說：‘你不過是想家，樂煥卻是“掛家”，掛著家裏如何生活。’”這一說法在嚴薇青看來“是十分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