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娶李莊姑娘的五人中，逯欽立（字卓亭）、汪和宗、楊誌玖均為山東人，與傅斯年同鄉。逯於1910年出生於山東巨野大義集，介於今濟寧與菏澤之間。此地古稱巨野澤，《史記》所載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麟，孔子見之，嗟號“吾道窮矣”，遂停止《春秋》寫作。此大野即後來的巨野澤，亦逯欽立所出生的巨野縣，今地處巨野城東七公裏，仍有獲麟古塚，或稱獲麟台、麒麟台，舊址遺存供人憑吊。
大野澤位於魯西南地區，一望無際的沼澤湖泊與北部的鄆城和號稱八百裏水泊的梁山連成一片，向東南更有浩如煙海的微山湖相通。特殊的地理環境形成了曆史上著名的“響馬文化圈”，隋唐時代的程咬金、秦瓊等造反鬧事者，皆在此攻城略地，與官軍周旋；唐末那位“屢舉進士不第，以販私鹽為業。家富於財，善擊劍騎射”，後來引軍造反起事的黃巢就是該地曹州冤句（今菏澤西南部）人。而宋代號稱“及時雨”的宋江率眾弟兄扯旗造反，聲勢更是浩大得氣壯山河，有“梁山一百單八將，七十二名出鄆城”之稱，鄆城屬古曹州，其大的範圍就包括逯氏的家鄉，其他的好漢或著名人物多出自曹州北部聊城所屬的陽穀、東阿一帶，如武鬆、西門慶、武大郎、潘金蓮等，至於孟州道上賣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孫二娘那家小飯館，離這個圈子也不算遠，否則武鬆不會自動送入孫二娘的懷抱而差點被剁成肉餡包了姑紮（餃子）。由於曆史地理的原因，逯欽立與同樣出身梁山周邊“響馬文化圈”的傅斯年有著天然的、非同尋常的關係。
當然，魯西南這塊地盤兒，不隻是產生隋唐時代的程咬金之類響馬和後來的梁山好漢與晚清的大刀會、義和拳（南按：義和拳的演化自1897年曹州大刀會殺德國教士引發）等草莽英雄。同時它又是孔孟的故鄉，儒家文化產生盛行之地。因此是強盜俠義文化與儒家文化雜糅並存，既張揚又保守，能忠義隱忍又敢於行俠仗義、痛快造反的人物鑄造地。傅逯二人自小就受這種雜交文化的浸淫，如坊間流傳的多是些黃巢、程咬金、宋江、李逵、武鬆等俠義造反，西門大官人與小潘、瓶兒、春梅如何淫亂，以及鄭來旺、孫雪娥聯手盜財私奔又被官府“一條索子拴了”等等類似諜案故事。同時在學堂與家中又深受孔孟思想之教化與熏陶，如“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文武兼備的思想與浩然之誌。就性格而言，傅的血液裏流淌的俠義、張揚、霸蠻的文化因子較多，逯欽立則多了一些儒家文化精神中的謙遜、溫雅、“悠悠乎，文哉”的氣度和風範。這種不同，除了地理文化上的差異，與各自的門風家世有重大關係。
逯欽立家族在魯西南算得上是家業興盛的大戶，祖上雖沒有出什麼高官顯宦，但資財的宏富卻聞名鄉裏。逯的父親是當地一位有名的私塾先生，飽讀經書，信奉儒家學說，家教甚嚴。受其熏陶，逯欽立自幼勤奮好學，尤對舊詩文、策論等用功最勤，十歲開始與當地秀才、舉人對詩作賦，往往引得眾座擊掌稱奇，在當地具有“神童”之譽。
1935年，逯欽立由著名的山東省立菏澤六中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這在魯西南“獲麟之地”的鄉親們看來，是逯家祖墳冒了青煙。當時京師大學堂的餘韻還在民間殘存，仍把北大當作培養翰林與官僚的場所。一個“神童”登堂入室，自是前途無量，套用山東話說，日後升官發財、治國平天下是手到擒來把攥的事兒。有點出乎眾鄉親意料的是，逯氏一生未能坐上高官顯宦那寬大厚重的太師椅，而是坐了幾十年冷板凳，成了一位命途多舛的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