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傅樂煥於北大曆史係畢業，進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曆史組工作。抗戰爆發後，陪傅斯年的母親先入安徽鄉下避難，而後轉長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親沒有逃出來，在暴跳如雷的同時，當場扇了兩個侄子耳光事，其中一個就是傅樂煥（南按：另一個是傅樂成，後去台灣成為著名曆史學家）。史語所遷昆明，樂煥隨往，並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讀碩士研究生，與逯欽立、楊誌玖、張政烺、鄧廣銘等友善。後來楊誌玖在南開大學任教時曾對他的弟子們提及在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讀書時的情景，說昔日眾所推服的同窗中，傅樂煥不苟言笑，鄧廣銘（字恭三）頗恃才傲物，張政烺則書生氣十足。為此，同學們則取笑說：“樂煥不樂，恭三不恭，張政烺不懂政治。”每講到這些在弟子們看來並“不太逗樂”的往事時，楊氏的臉上就會蕩起孩子般的笑容，且還“嘿嘿”地笑出聲來，眼睛也在鏡片後眯成一條縫，似乎又回到了那難忘的讀書時代。
當史語所遷李莊後，傅樂煥以副研究員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從事宋遼金元史的研究。1942年發表了著名的《遼代四時捺缽考》，以遼帝春山、秋水等行跡為主線，對有關地名進行了全麵考察，這篇文章的問世，對了解遼代的疆域和地理狀況具有重大價值。由於這項研究成果在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貢獻，榮獲中央研究院頒發的楊銓獎金。
傅樂煥在李莊時，他的老母仍在濟南，妹妹傅樂淑則在昆明西南聯大曆史係讀書。樂煥掙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寄往昆明與濟南，以盡家中長子之責。時濟南已淪陷，連寄款的線路都成了問題。據樂煥的同窗好友、時在濟南一所中學高中部任教的嚴薇青說：“這時樂煥的母親來找我，說是樂煥來信，讓商量一個從後方寄錢來濟南的辦法。以後通過我父親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親戚，讓樂煥設法把錢交給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數送錢給柳老親戚家，柳老在濟南接信後再如數把錢給我，我再轉交樂煥家裏。這個撥款的辦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戰勝利。”[12]
1944年秋，國民政府鑒於抗戰勝利有望，為在日軍投降前進入山東，掌控政局，乃任命曾任山東省教育廳長的何思源為山東省政府主席，到敵後發展組織。何思源上任後，有一次與傅斯年在重慶見麵，傅想起侄子傅樂煥一家在濟南的窮苦，便托這位北大與柏林大學同窗、五四運動時代的好友，就近照顧一下傅樂煥的家人。何思源自是應承照辦，遂經常派人探望一下，到了過春節的時候，又派人送傅家麵粉兩袋。後來感到傅樂煥家中日子過得實在艱難，何思源又以“主席私人所送”及“抗屬某某之費”的名義，撥給傅樂煥家20萬元以示救濟。消息傳到李莊，傅樂煥深感不安，特於1945年3月27日致函傅斯年，說明情況並擬請何思源的堂弟何茲全代為轉還這筆錢。[13]
因李莊醫療條件缺乏，加之長期焚膏繼晷攻讀著述，傅樂煥患上了嚴重的心髒病，以致到了返京之日，由於病情極其嚴重而無法隨返。唯恐耽誤全所集體回遷，傅樂煥於1946年4月9日致函傅斯年，說明病況，並表示“侄如能走，自將隨同東返，如事實上必不可能，止有暫留。如果暫留，擬請研究所改發半薪”[14]。幾個月後，傅樂煥的心髒病並未好轉，當傅斯年最後一次回到李莊時，探視傅樂煥病情。望著侄子蓬頭垢麵、骨瘦如柴的病相，念其早年喪父，命運多蹇，流徙西南而隻能翹首北望，家有老母卻不能即行相見，不禁潸然淚下。確認在短時間內無法回京，萬般無奈中，隻好托李莊鄉紳羅南陔在鎮內找了個稍好一點的房子，為其日後養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轉。
有情人終成眷屬
李方桂飛赴美國弄錢，傅樂煥心懷巨大悲傷與無奈留在了李莊，其他史語所同人卻要攜家帶口踏上返京之途。與遷來時的景象有些不同的是，原來的光棍漢們大多已娶妻生子，並在李莊成家立業，栗峰碑銘中碑文下方署名的逯欽立、汪和宗、楊誌玖、李光濤、王誌維等五人，分別娶了李莊的姑娘而成了李莊的女婿，從另一個層麵上，外來的“下江人”與李莊結下了割不斷、理還亂，血脈相連的深厚情誼。此次眾人離別，真可謂“最難將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