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崇鈜接到吳晗轉入聯大清華的請求，當場回道：“清華方麵以規程關係，隻能聘為副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元。”[7]吳晗聽罷，如同挨了一記悶棍，自己原已是教授的身價，想不到一入清華就貶值為副教授了，而“舊時學侶多已在清華任教授，今如以副教授回去，相形未免耿耿，雖所差不過二十元（清華教授三百元起薪），然自高就卑，亦難釋然也”[8]。
麵對這種“降格減薪回清華”的結果，吳晗自是心中不服，他以特有的“自信與驕氣”再度找到劉崇鈜理論，毫不隱諱地指出劉氏居然不把自己這位清華才子放在眼裏，且把自己降為副教授，不但於情理不合，實乃大逆不道。劉崇鈜聽罷，態度強硬地回擊說，此為清華規矩，不管誰來都要遵守這一規矩，若清華的條件不合心願，可另選高枝，劉某絕不阻攔雲雲。吳晗見對方並不把自己當一盤大菜看待，隻看作小菜一碟，頓時火起，遂“將回清華事作罷論”。[9]但此前的吳晗因過於自信，已魯莽地拒絕了雲南大學“年底加薪及另行調整相挽”的好意。[10]在進退兩難中，吳晗思慮再三，決定來個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的突圍方法，拋棄雲大與清華，設法鑽入北大，以教授的身價在西南聯大群英會上亮相，讓有眼不識泰山的劉崇鈜看上一看。主意打定，吳晗吸取了上次找劉崇鈜碰壁的教訓，不敢貿然向北大曆史係主任姚從吾求請，乃轉向胡適的愛徒傅斯年寫信求助，企圖借傅的力量迫使姚從吾等北大曆史係掌權者就範，信中說道：“聞北大史係方麵，缺人尚多，先生能再為吹噓否？”[11]傅斯年接信後如何看待和處理此事，史料無證，不得而知。世人看到的結果是，吳晗最終還是以副教授的身價於1939年年底由雲大轉入清華建製並在西南聯大曆史係任教。因了這一機緣，吳晗與陳夢家的接觸逐漸多了起來。
吳晗是浙江義烏人，陳夢家是浙江上虞人，吳比陳大兩歲，吳畢業時，陳開始在燕大讀碩士研究生，兩年後畢業。盡管史學與文學屬兩個不同的科係，但畢竟皆屬人文科學範疇，且陳夢家的古文字等研究與吳晗的史學走得更近。陳氏當時的學位和在文壇、學術界的聲名，與“新星”吳晗不分伯仲，且陳夢家在社會上的名聲，憑借他新詩的感召力與新月派詩人的名頭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則比吳晗要響亮得多。[12]如此的聲名加碩士學位，一進清華就爭取戴頂副教授的帽子也在常理之中。遺憾的是陳夢家沒有“放洋”的背景與洋人聘發的學曆——哪怕是如錢鍾書《圍城》中描述方鴻漸教授那個假冒的“克萊登”大學的學曆，或若幹年後號稱“將所有人欺騙了，就是成功”的西太平洋大學畢業的唐駿的博士學位。盡管燕京大學本身屬美國教會出資創辦且相當美帝國主義化，但畢竟校園在中國本土，培養出的學生仍擺脫不了被時人所輕的“土鱉”命運——土和洋是地理的分別，不是知識的武裝。按照外來的和尚才會念經的思維定勢，燕園的學生即如孫悟空者流，具有一蹦十萬八千裏的能耐，仍無法與從太平洋西海岸或西太平洋大學爬過來的或大或小、或真或假的“海龜”抗衡。據一位研究者統計，先後在西南聯大任教的179名教授（含副教授）當中，有97人留美，38人留歐陸，18人留英，3人留日，總計156人，占總數的87%。在26名係主任中，除中國文學係外，皆為留學歸來的教授，5位院長皆為留美博士。[13]或許，這樣的陣營，就是梅貽琦所倡導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具體體現吧。從另一個側麵也可看出，短短八年的西南聯大，居然產生了如此眾多的世界級科技英豪與文史大家，與其具有雄厚強勁的師資力量和謹嚴剛毅的校風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