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得羅莘田先生轉來尊函，敬悉種切。關於下年聘約一節，蓋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駕亦已於春間離校，則上學期聯大課業不無困難。且聞磨黑往來亦殊非易，故為調整下年計劃以便係中處理計，尊處暫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鑒原。[52]
梅氏的一封信，算是徹底定了劉文典不能回返聯大的命運。清華大學校史研究者黃延複認為，素以“愛才如命”見聞於全校上下的梅貽琦，如無特殊困難和考慮，是決不肯輕易從自己手裏放走像劉文典這樣蜚聲中外的大師的。梅所說的“事非得已”，除了劉氏在操守方麵有失檢點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他嚴重地違反了清華和聯大的規章製度，加之聞一多堅持的態度，梅貽琦隻能“揮淚斬馬謖”了。[53]
另有人謂，當時劉文典還有一個可能翻盤的機會，這就是請自己尊敬且關係密切的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向梅聞二人施加影響與居中調和。遺憾的是，馮此時正在美國講學未在聯大，終致劉文典回天乏術，徒歎奈何。1938年畢業於清華社會學係的鯤西，在後來談到劉文典被解聘一事時說：“據我所聽到的緣由是劉先生長期曠課。劉先生確也曾在雲南土司家為上客。但解聘的事也正是發生在文學院院長馮芝生先生去美國講學期間。馮先生若在，以馮先生的地位和持重，不會同意發生這樣的事。所以積怨正是乘這樣一個空當發難的。”[54]據鯤西所了解的內情，聞劉二人之積怨，發生於一次課間休息之時，在教授休息室內，劉文典直指聞一多讀錯了古音，當時在學界引起了較大反應。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令人難堪的羞辱。由羞辱而積怨，終於導致報複，賢者在所不免”。[55]
鯤西所言並非空穴來風。劉文典之張狂和目中無人在聯大眾人皆知，他不僅大罵沈從文“該死的”與“四塊錢也不值”，還曾不止一次地公開宣稱聯大文學院隻有三個教授，即“陳寅恪先生是一個，馮友蘭是一個，唐蘭先生算半個，我算半個”。[56]什麼聞一多、朱自清、羅常培、羅庸、金嶽霖、鄭天挺、姚從吾、吳宓，連同小一號的吳晗等輩，在他眼裏皆不值一提，與沈從文一樣連“四塊錢”也不值。既然在他心目中學美術出身的聞一多連個教授都不配，自然看輕，對其偶爾念錯古字古音不分場合地指責批評也就成為一種可能。而聞一多借此機會反戈一擊，也是男子漢尤其是詩人型的熱血男人所為，即毛澤東所謂“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魯迅所堅持的“一個都不寬恕”是也。馮友蘭在撰寫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時，如果不是親身體驗，難有“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之慨歎。當然，如此感慨者並非僅馮氏一人，西南聯大組建時，中文係主任由清華教授朱自清擔任。1939年底，朱由於身體健康原因辭職，中文係主任改由北大的羅常培繼任。1943年12月22日，朱在給老友俞平伯的信中，曾這樣披露自己的心境：“在此隻教書不管行政。然爾來風氣，不在位即同下僚，時有憂讒畏譏之感，幸弟尚能看開。在此大時代中，更不應論此等小事，隻埋首研讀盡其在我而已。”[57]教授之間確也不能免俗，而在西南聯大時期尤甚，處於激烈競爭的學界，相互攻訐排擠亦不是什麼新鮮之事。
當劉文典被聞一多強行解聘，欲逐出清華之際，與其友善的外文係教授吳宓挺身而出，為其大鳴不平，並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四處奔走呼號，同時致函陳寅恪，請其設法予以挽救。當時陳氏逃出香港尚在桂林，正準備轉赴成都燕大任教。得到吳宓的求救信後，權衡再三，感到大局已不可挽回，乃快函雲大校長熊慶來，力薦劉文典轉雲大任教，以挽狂瀾於既倒。
在磨黑的劉文典經此事變，心靈備受打擊，當然不願按聞一多說的“長為磨黑鹽井人”，而是迅速抽身攜家眷離開磨黑中學趕回昆明。[58]當他在昆明郊外那幾間租住的土屋寒舍剛一落腳，顧不得鞍馬勞頓，立即來到司家營聞一多的住處找聞氏理論。此時聞一多正在家中吃飯，劉一步闖進來，暴跳如雷，對聞大加斥責。聞一多見狀，自以為真理在握，不甘屈居下風，於是起身在飯桌旁與其吵鬧起來。雙方你來我往各不相讓，眼看將要揮動老拳，或動板凳腿，來個我以我血濺飯桌。多虧朱自清恰巧因事到場，乃奮力勸解，才避免了一場流血的惡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