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大幕在黃昏中落下(1)(2 / 3)

14日下午5點,梅貽琦特約聞一多談話,想從側麵摸清“罷聯”與中共地下組織方麵的反應。二人交談後,梅對聞的言行頗為失望,當晚在日記中寫道:“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8]

15日晨,蔣介石侍從室幕僚唐縱奉命電話昆明梅貽琦問學潮情形,“如果不能如期複課,其不上課之學生一律開除,政府無解散學校之名,而貫徹處理學潮之決心”。[9]梅得電後不敢怠慢,迅速與常委會全體召集學生代表在清華辦事處談話,先由梅說明學校規定17日上課之緣由,及屆時不上課後果之嚴重。繼由傅斯年、馮友蘭、潘光旦、陳序經、周炳琳等名重一時的大牌教授發言,強調學生不僅應顧及為死難學生申冤,而且亦應為學校前途著想的道理。會後,耐不住來回拉鋸之痛苦的教育部次長朱經農離昆返渝彙報。

朱家驊為打消傅斯年的焦慮,防其一怒之下做出立即宣布“解散聯大”的下策,在聽完朱經農彙報後,於當日(15日)向傅斯年拍發電報,雲“李事照弟看法,早已不成問題,主席似亦深知其人此次事件,亦知其處理失當,言行不妥,唯因當時不能全昭真相”。但處理李宗黃之事“似不能於複課以前再有舉動”。同時強調,此“亦屬情理之常故”,隻要“能按期複課,此後問題均能順利解決,因其他重要各方亦如此看法,並都主張將來李應必去”。又,“此事已與月涵兄言之,日來觀察,更證明李去稍緩,無甚難處,兄可將此意暗示教授以解其憤”。[10]

然而,朱家驊的看法隻能是他自己隔衣撓癢、瞎子摸象般琢磨猜測得出的判斷,與蔣介石內心所想,還隔著一個雖有些幹癟但尚鮮活的肚皮,所謂人心隔肚皮是也。在政治鬥爭中,蔣畢竟比朱與傅等輩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視野更加博大宏闊。他清晰而明了地意識到,無論現在還是將來,在何時何地,共產黨才是他真正的心腹大患。遙想當年,在“九一八”沈陽事變爆發前的1931年8月22日,蔣介石在南昌發表講話,謂:“倘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11]蔣處理國內一切紛爭的基本立場,從來都是以是否有礙於其統治權威作為衡量的標準。昆明學潮爆發,他斷定肯定是共產黨陰謀所致,因而在處理李宗黃問題上,除了私人交情與當初的許諾,還有一個不便向外人道的隱秘情結,那就是絕不能讓共產黨撈到便宜。

於是,12月15日下午,蔣介石電諭朱家驊,聲稱“此次昆明學潮情形複雜”,責令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將“其中主謀及領導分子希速查明具報為要”。[12]在國民黨中樞混跡多年的朱家驊自然掂得出這個電諭的分量,遂立即將此電轉發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待弄清基本情況後,於當夜電複蔣介石,報告說:“學潮主謀及領導分子,聞各校教授中態度激烈者為聯大教授聞一多、潘光旦、吳晗及雲大教授潘大逵、尚健庵、楚圖南等,整個首要分子名單,已電令各校當局密查具報,除俟查明立即呈報外,謹先電陳。”[13]

就在聯大主持者與教授們慌亂之時,突然又接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派人轉來的蔣介石給傅斯年的電報,電文稱:“亥文電誦悉,昆明學潮賴協力疏導漸趨好轉,良以為慰。中在平無時不以學生為念,至盼本既定方針加倍努力,務求如期複課,中正亥。”這封電報表明,對於此次學潮,蔣介石也是顧慮重重,搖擺不定,目前采取軟硬兼施的策略,並不想把事情做絕。傅斯年與梅貽琦等稍感寬慰的同時心中也更有了一點底,對學潮處理亦提高了信心。

就在重慶與昆明之間密電頻傳過程中,遠在延安窯洞的毛澤東,於12月15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明確指出:“目前我黨一方麵堅持解放區自治自衛立場,堅決反對國民黨的進攻,鞏固解放區人民已得的果實;一方麵,援助國民黨區域正在發展的民主運動(以昆明罷課為標誌),使反動派陷於孤立,使我黨獲得廣大的同盟者,擴大在我黨影響下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14]自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對昆明學潮地下組織者和領導者加強了聯係與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