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夾縫中突圍
就在傅斯年電報發出的當晚，梅貽琦抵達昆明，這讓在夾縫中掙紮突圍的傅氏大為驚喜，由此長籲了一口氣。
12月2日，正在北平辦理清華複員事務的梅貽琦接到了促返的電報，因事務纏身，遲至11日才得以飛返重慶，住進上清寺中央研究院招待所。時李濟、梁思成、林徽因等幾人皆由四川李莊來到重慶。李濟是辦理公務，梁陪林於重慶中央醫院治病，在這多事之秋，幾位師友相見自是一番感慨。梅發現“徽因甚瘦弱，但精神猶甚足”[1]。（南按：此時亦有人傳說林因肺病不治，在重慶一家小旅館裏死去，作家李健吾還專門寫了悼文。）安頓之後，梅貽琦趕到教育部向朱家驊彙報北平事宜並聽命，朱對此講述了昆明方麵的情況，要其盡快赴昆處理。晚上，朱家驊設便宴為梅貽琦接風洗塵，陪坐的有中央研究院同人薩本棟、李濟與營造學社的梁思成、林徽因等，席間再次談及昆明學潮，朱得知蔣介石當天下午又萌發了解散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各校的念頭，因而“似甚緊張”[2]。見此情形，梅貽琦借著酒勁當麵向朱保證，明日即赴昆明，到周末一定爭取複課，倘“本周末不能安定複課，則與其經政府解散，毋寧自請停辦耳”[3]。聯大本來就準備解散複員，隻是按原定計劃要在明年春夏之間，現在既然政府為平息學潮強行解散，那就幹脆由校方提出，這是梅貽琦為顧全上下左右各方的麵子而出的下策。
12日上午，梅再度與朱家驊晤談後告別，由於當日沒有去昆明的客機，隻好搭乘一架貨機於當天晚上8點抵達昆明。梅下機顧不得回家，匆忙“搭公司車至才盛巷，晤孟真、今甫、枚蓀、廉澄，以湯麵一碗作晚餐，且食且談，乃詳知半月以來之經過。十二點後始返寓，家人驚起開門，略話北平情形，一點半睡”[4]。梅在日記中的寥寥幾語，形象生動地勾勒出當天緊張忙碌情形。
12月13日，盧漢在不知梅貽琦已到校的情況下，致函傅斯年和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措辭強硬地指出：“務請約束貴校學生，自明日起，停止一切校外活動。否則此一責任應由校方負之。”[5]
同日上午，梅貽琦先後約見葉企孫、錢端升、馮友蘭、傅斯年、朱經農等人會談，朱進門後說自己剛從盧漢處歸來，重慶密電告盧，有“十五日以後如不複課（蔣）即準備舉動”[6]之語。梅聽後未做表示。談話會結束後，至雲大醫院慰問受傷未愈的學生，隨後又拜訪了盧漢與新上任的昆明警備總司令霍揆彰等軍政大員，對各種情形有了較為詳細的了解。
與梅貽琦的冷靜沉著大為不同的是，傅斯年在接到盧漢措辭強硬的函件與朱經農的報告後，心情又見焦慮，脾氣顯得異常暴躁。由對學生的哀其不幸，演化成了怒其不爭，並懷著對“罷聯”的憤怒與怨恨在致朱家驊電文中稱：“彼等隻是以四個棺材拖延日期，似有所待。兩大學當局已明白表示，十七日非一律上課不可，月涵到與談，認為以後我輩當積極行使職權。如近日（仍做）不到，（即）自請解散。”[7]
主意打定，傅與梅聯合起來開始對主張繼續罷課的師生進行夾擊行動。因得到重慶密電，15日是最後期限，故二人在14日緊急召集聯大常委會，確定把複課期限拖到17日。選定這一日期，是因為15日恰逢周末，隻有周一的17日才能看出是否複課。此舉既與蔣介石要求不相衝突，又為校方從中周旋延長了時間，同時這個時間正好也是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抵達中國的日子。倘學潮即此結束，不啻對馬特使獻上了一個不是禮物的禮物，對國民政府的形象亦分外增添光彩。
有了這一計劃，傅斯年又鼓起信心，經過反複思考琢磨，與梅進行沙盤推演，共同製訂了一套攻防戰術。第一步，先由聯大、雲大兩校當局出麵發布必須複課之最後期限；第二步，如學生違命不遵，則傅與梅宣布辭職，逼教授會走上前台；第三步，教授會全體出麵做學生工作，不成，亦全體辭職，以向學生施壓；第四步，學生若再不聽，則可斷然采取“自我解散”之措施，來個樹倒猢猻散，各奔東西，幹脆又利索地徹底解決問題。
就在傅、梅等人急如星火召開常委會之時，盧漢、霍揆彰聯名於14日上午向蔣介石拍發密電，謂：“處理昆明學潮，職等與朱次長、傅校長等已盡最大努力，期早平息，照常上課，經過情形，曾由職漢以亥元（十二月十三日）密報電詳呈。昨又由漢函雲大、聯大兩校負責，使學生停止一切校外活動，並限校長於十七日複課，如果無效，決遵鈞示為最後之處置，刻已準備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