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此時的蔣介石卻另有打算,眼看預定的國民參政會開幕之期日益迫近,中共方麵強硬反對,其他各色人等也趁機跳將出來說三道四、煽風點火,向自己使氣撒嬌,不時鬧點小別扭,或幹脆興風作浪,弄得自己心煩意亂又一時無可奈何。如今有這麼一幫熱心功名的策士儒生自動找上門來,要做“中間人”或馬前卒,為國民大會的召開清除障礙、掃清道路,此舉正合“朕意”。於是,蔣不動聲色地聽畢,環視眾位,突然滿麵帶笑地以“偉大的、懇切而坦白的精神”答複道:“國家的事,隻須於國家有益,都可以商談的。”[18]停頓片刻,又說:“中間人,公道話,原來最難討得雙方的喜歡。”遂當場慨允。當黃炎培等領命告辭時,蔣介石又和顏悅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19]眾人見狀,受寵若驚,各自瞪著直勾勾的眼睛,伸著舌頭悄然退出。
回到參政會的七參政員如得尚方寶劍,在謁蔣時勾頭耷背、戰戰兢兢的頹喪畏縮模樣一掃而光,一個個精神煥發、豪情萬丈,議論不止,說到激動處,一個個麵紅耳赤並有熱淚盈珠者。身穿藍布長袍,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老褚也被蔣介石剛才的話語深深打動,哆嗦著身子猛地一拍案板道:“走一遭算什麼!這老命還得一拚!”[20]延安之行就此決定,眾皆歡呼。
就在七參政員即將起程的6月29日,唐縱在日記中做了這樣的記載:“陳主任為這等事晚上失眠。餘曰,大局是好轉的,宋子文往莫斯科,我看會有結果的。中蘇邦交的改善,對於共產黨是一個解決的途徑,陳主任不敢相信。”[21]唐氏畢竟是蔣介石身邊的二流謀士,在政治識見上,與他的上司、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號稱國民黨“領袖文膽”與“總裁智囊”的陳布雷相比,還欠火候,不久的事實就證明了陳布雷的預見遠比唐縱高明、透徹。
1945年7月1日發上午9時35分,在王若飛的陪同下,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等一行六人,於重慶九龍坡機場乘美國專機飛往延安。老謀深算的王雲五自知此行將無功而返,遂稱病打了退堂鼓,因而隻有六位參政員前往。下午1時,飛機抵達延安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然後乘車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共進午餐,再乘車轉至瓦窯堡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下榻。
7月2日早晨,工作人員向六位參政員各送一份請柬,內容相同,隻是姓名有別。其中給傅斯年的請柬如下:
茲定於七月二日下午六時在中央辦公廳潔樽候教,敬請光臨為盼。
此致
孟真先生
毛澤東謹訂
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參政員,雙方做了初步溝通。傍晚,按照預先布置在中央辦公廳餐廳設宴招待,從前方到延安出席會議尚未回防區的中共軍事將領賀龍、劉伯承、陳毅、聶榮臻、鄧小平、彭真、高崗、陳雲等出席了宴會。毛澤東、周恩來分別作了歡迎詞和祝酒詞。酒席上,傅斯年緊挨毛澤東就座,毛風趣地對傅說:“我們是老相識了,在北京大學時我就認得你,你那時名氣大得很,被稱做孔子以後第一人哩!”
傅斯年聽罷,手舉筷子,張開大嘴笑著說:“毛先生過譽,那是同學們的戲謔之詞,何足道哉。”
毛澤東微微笑道:“不要客氣嘛!”隨後麵向眾人說:“今天的宴會,菜沒有好菜,酒也不夠好,都是我們延安的士兵自己生產出來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嘛!”[22]
毛的一席話讓在座者心情輕鬆了許多,眾皆一邊飲酒一邊無拘無束地相互交談起來。麵對毛澤東的談笑風生,幾位參政員在打著哈哈敷衍的同時,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
此次訪問延安的六人中,褚老漢是老牌國民黨員,左舜生乃青年黨人,章伯鈞為農工民主黨人,黃與冷自稱無黨派人士,但與民主同盟關係密切,用黃炎培的話說便是“立場雖有小異,主張卻是大同”[23],完全可看作是民盟成員或盟友。隻有傅斯年屬於真正的無黨派人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學術界重量級大腕。盡管老褚是國民黨員,但因年老體衰,又是讀書人加老實人,國民黨高層並無意讓他拋頭露麵為黨國事業折衝樽俎,他與傅斯年加入這個草頭班子,是黃、左、章、冷等四位活躍分子極力蠱惑拉攏的結果,在總體結構中屬於摻沙子性質,主要目的是起到虛張聲勢,給外界造成一種多黨派、多團體的民主氣氛和色彩。對這一把戲,羅家倫洞若觀火,曾略帶諷刺地多次勸說過傅斯年,讓其“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24]意思是不要跟著黃炎培等一班人瞎鬧騰,天下事不是靠黃、章等幾名策士就可以捭闔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