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此時的蔣介石卻另有打算，眼看預定的國民參政會開幕之期日益迫近，中共方麵強硬反對，其他各色人等也趁機跳將出來說三道四、煽風點火，向自己使氣撒嬌，不時鬧點小別扭，或幹脆興風作浪，弄得自己心煩意亂又一時無可奈何。如今有這麼一幫熱心功名的策士儒生自動找上門來，要做“中間人”或馬前卒，為國民大會的召開清除障礙、掃清道路，此舉正合“朕意”。於是，蔣不動聲色地聽畢，環視眾位，突然滿麵帶笑地以“偉大的、懇切而坦白的精神”答複道：“國家的事，隻須於國家有益，都可以商談的。”[18]停頓片刻，又說：“中間人，公道話，原來最難討得雙方的喜歡。”遂當場慨允。當黃炎培等領命告辭時，蔣介石又和顏悅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19]眾人見狀，受寵若驚，各自瞪著直勾勾的眼睛，伸著舌頭悄然退出。
回到參政會的七參政員如得尚方寶劍，在謁蔣時勾頭耷背、戰戰兢兢的頹喪畏縮模樣一掃而光，一個個精神煥發、豪情萬丈，議論不止，說到激動處，一個個麵紅耳赤並有熱淚盈珠者。身穿藍布長袍，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老褚也被蔣介石剛才的話語深深打動，哆嗦著身子猛地一拍案板道：“走一遭算什麼！這老命還得一拚！”[20]延安之行就此決定，眾皆歡呼。
就在七參政員即將起程的6月29日，唐縱在日記中做了這樣的記載：“陳主任為這等事晚上失眠。餘曰，大局是好轉的，宋子文往莫斯科，我看會有結果的。中蘇邦交的改善，對於共產黨是一個解決的途徑，陳主任不敢相信。”[21]唐氏畢竟是蔣介石身邊的二流謀士，在政治識見上，與他的上司、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號稱國民黨“領袖文膽”與“總裁智囊”的陳布雷相比，還欠火候，不久的事實就證明了陳布雷的預見遠比唐縱高明、透徹。
1945年7月1日發上午9時35分，在王若飛的陪同下，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等一行六人，於重慶九龍坡機場乘美國專機飛往延安。老謀深算的王雲五自知此行將無功而返，遂稱病打了退堂鼓，因而隻有六位參政員前往。下午1時，飛機抵達延安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然後乘車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共進午餐，再乘車轉至瓦窯堡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下榻。
7月2日早晨，工作人員向六位參政員各送一份請柬，內容相同，隻是姓名有別。其中給傅斯年的請柬如下：
茲定於七月二日下午六時在中央辦公廳潔樽候教，敬請光臨為盼。
此致
孟真先生
毛澤東謹訂
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參政員，雙方做了初步溝通。傍晚，按照預先布置在中央辦公廳餐廳設宴招待，從前方到延安出席會議尚未回防區的中共軍事將領賀龍、劉伯承、陳毅、聶榮臻、鄧小平、彭真、高崗、陳雲等出席了宴會。毛澤東、周恩來分別作了歡迎詞和祝酒詞。酒席上，傅斯年緊挨毛澤東就座，毛風趣地對傅說：“我們是老相識了，在北京大學時我就認得你，你那時名氣大得很，被稱做孔子以後第一人哩！”
傅斯年聽罷，手舉筷子，張開大嘴笑著說：“毛先生過譽，那是同學們的戲謔之詞，何足道哉。”
毛澤東微微笑道：“不要客氣嘛！”隨後麵向眾人說：“今天的宴會，菜沒有好菜，酒也不夠好，都是我們延安的士兵自己生產出來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嘛！”[22]
毛的一席話讓在座者心情輕鬆了許多，眾皆一邊飲酒一邊無拘無束地相互交談起來。麵對毛澤東的談笑風生，幾位參政員在打著哈哈敷衍的同時，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
此次訪問延安的六人中，褚老漢是老牌國民黨員，左舜生乃青年黨人，章伯鈞為農工民主黨人，黃與冷自稱無黨派人士，但與民主同盟關係密切，用黃炎培的話說便是“立場雖有小異，主張卻是大同”[23]，完全可看作是民盟成員或盟友。隻有傅斯年屬於真正的無黨派人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學術界重量級大腕。盡管老褚是國民黨員，但因年老體衰，又是讀書人加老實人，國民黨高層並無意讓他拋頭露麵為黨國事業折衝樽俎，他與傅斯年加入這個草頭班子，是黃、左、章、冷等四位活躍分子極力蠱惑拉攏的結果，在總體結構中屬於摻沙子性質，主要目的是起到虛張聲勢，給外界造成一種多黨派、多團體的民主氣氛和色彩。對這一把戲，羅家倫洞若觀火，曾略帶諷刺地多次勸說過傅斯年，讓其“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24]意思是不要跟著黃炎培等一班人瞎鬧騰，天下事不是靠黃、章等幾名策士就可以捭闔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