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訪問
就在各地報名參軍的知識青年沉浸在抗日愛國熱情之中時，國民黨將領胡宗南指揮的大軍加緊了對陝北的包圍和封鎖。1944年11月7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私人代表赫爾利自重慶飛抵延安，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與其進行了三天會談，共同擬定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主要內容是：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國民黨；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蔣介石在接見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時，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強硬口氣，對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與其擬定的草案提出了三點反建議：中共立即無條件地交出軍隊；接受國共及美方組成的三人委員會負責整編，並委托美國人指揮。隻有做到了這一切，國民政府才能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參加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會議。最後蔣介石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強調“政府的尊嚴不能損害”。中共代表周恩來聞聽，一口咬定國共與其他黨派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並說：“政府是內閣，並非國家，不稱職，就應該改組。”[1]由此引起了聯合政府問題的國共之爭。
同日晚，蔣介石宴請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國民參政員，在宴會上公開宣稱：“中共要求聯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我不是波蘭流亡政府。”[2]
12月下旬，蔣介石前往軍政部招待所探望赫爾利，赫爾利說：“最近接到華盛頓兩通電報，美國政府很盼望委員長對中共問題做出決定。怎樣才能統領共產黨的軍隊，求得全國軍事統一，是目前的首要問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政治上讓步，請委員長對此早加考慮。”蔣介石聽罷，很有些不耐煩地對這個稀裏糊塗、完全不通中國人處世哲學的美國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現在還不能做出決定，看局勢怎樣發展，以後再說。”[3]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後勝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窯裏的中共領袖毛澤東，於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兩個中國之命運》為開幕詞，指出“中國人民麵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在隨後所做《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毛澤東提出立即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並要求：“為著討論這些事情，召集一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動手去做。”[4]這一建議很快遭到國民黨方麵的拒絕。同年5月，隨著歐美盟軍打垮並占領了德國，取得了歐洲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日本的全麵崩潰已指日可待。在老大中華這塊地盤上，關於聯合政府的國共之爭，也到了不是魚死，就是網破，或者魚網俱滅，總之是兩個中國之命運何去何從，到了徹底攤牌的時候了。
在國共兩黨各不相讓，劍拔弩張欲抄家夥動武的曆史轉折關頭，突然從草莽中蹦出了一群自稱綠林好漢的第三黨——在抗戰後期組建的中國民主同盟。此同盟成員大多是由散落於社會各界的儒生與策士組成，首領如章伯鈞、羅隆基、黃炎培、左舜生等，皆為一時較有名頭的知識分子與不肯安於現狀的謀僚策士。在這一充滿機遇的大動蕩、大變革、大整合的曆史性時刻，此輩儒生術士產生了一種希望，認為春秋戰國爭雄的蘇秦、張儀時代再度來臨，整個列國的興衰存亡可以受到辯士們的三寸不爛之舌，施展揣摩、捭闔、鉤鉗、合縱、連橫、轉圜等“陰道陽取”的遊說權變之術的影響。遙想當年，鬼穀子的門生蘇秦僅憑一項縱橫捭闔之術，一躍而為六國縱約長，身佩六國相印，名動天下。隨後“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穀關十五年”。[5]各路諸侯皆聽命於蘇秦，形成了蘇氏“所在國國重，所去國國輕”，“一怒而天下懼”的戰略格局[6]。
往事可鑒，民盟的策士們認為，既然當今天下格局已成三分之勢，抗戰勝利的果實就應由三家或大家共同分享，豈能聽憑蔣氏勢力或與陝北黃土高原上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平分天下？無論如何，作為中國的其他在野黨，特別是漸成氣候的民盟黨派，也要爭取政治權力。按照這一思維方式，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均認為當前的機會瞬息萬變，稍縱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江山將永不可得！於是，諸儒生策士的興奮點很快集中在“怎樣把握住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實現中國的民主”[7]。也就是要盡力促成由各黨各派共同參與、掌控的聯合政府這一現實行動。在國共兩黨為即將產生的新政府是聯合還是獨裁問題爭吵不休、各不相讓的間隙，黃炎培等公開發表言論，希望“國共問題可由其他黨派出任調解”[8]，並以各種輿論和方法向蔣介石施壓，並對中共施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