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周恩來 巳巧
從以上電文可清楚地看出，中共對此事的態度既積極又慎重，這是因為七參政員“大都是舊知識分子或黨派領袖，同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有著廣泛的聯係”，不僅“在社會上有地位、有影響”，而且“政治立場上屬中間派”。[14]對於這樣的代表人物，中共沒有理由拒絕他們來訪，但為了防止為國民黨做說客，或者以國民政府觀察團的名義自居，在政治事務上對延安不識時務地指手畫腳，甚至胡言亂語，說一些不著邊際、令人討厭的妄語。按照毛澤東的意圖，電文先是綿裏藏針地指責一番國民黨當局的不是，接著警告性地回敬，倘“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延安方麵當“樂於商談”並請親臨“賜教”。如果不圍繞這一主題，或搞什麼小動作，甚至與共產黨耍布袋戲，對不起，你們就在重慶那花花世界裏待著，不要跑到陝北這條山溝裏來揚風紮猛地瞎折騰了。
黃炎培、章伯鈞等見電後驚喜交加，並意識到電文中對方那軟套包裹下的針刺，幾人經過緊急磋商，搞出了三條合縱連橫的應對方案：一、由政府召集政治會議；二、國民大會交政治會議解決；三、會議以前，政府先自動實現若幹改善政治之措施。
方案既定，七參政員認為，隻有蔣介石認可，方能起程。否則將是三大皆空，一切都是瞎扯淡的事。
6月27日，七參政員與王世傑、邵力子再次聚議，並欲請王把三條方案送達蔣介石。王世傑認為此事由黃炎培挑頭，十有八九會引起蔣的反感並把事情弄黃了。作為長期在國民黨中樞和蔣介石身邊周旋的高級謀士兼政客王世傑，對蔣的秉性脾氣與好惡是深有了解的，蔣對黃炎培等策士幾年來的吵吵嚷嚷大為頭疼兼深惡痛絕，激憤時曾幾次當著謀僚的麵破口大罵黃氏不仁不義，屬於見風使舵、騎牆賣笑之輩。此種發泄甚至責罵，從蔣介石日記中可以看到，如1940年4月4日，蔣在日記中責罵道：“政客梁漱溟、黃炎培等對共黨之騎牆投機之可恥，殊堪鄙棄。此種政客之為害國家，其無形罪惡，甚於共匪與漢奸也。”[15]1940年9月6日記：“王炎培等政客，以誹謗為直諒，並自示公平勞苦，當麵毀人而不自覺。此乃中國一般政客士紳之惡習，非王一人而已也。”（南按：王應為黃）1941年9月13日“上星期反省錄”記：黃炎培“其言其行，幼稚卑汙，形同妓女”。1945年1月3日又記：黃炎培等“中國士大夫階級重外輕內，有私無公之劣根性”。——盡管當時的王世傑沒有看到蔣介石日記內容，但從平時的言行舉止和察言觀色中，完全可知蔣對黃氏等一群“騎牆”策士的厭惡態度。因而，當王世傑接到這份策士們弄出的合縱連橫的三條方案後，當頭棒喝道：“如送領袖，必大遭拂怒。”[16]
眾策士一聽，頓感灰心，如惹得介公為此拂怒，這還了得？遂提出幹脆散攤兒，不要再做這些費力不討好的無用功。幾人中唯黃炎培頗不甘心，覺得事情仍有可為，遂施展鉤鉗之術捭闔道：“撞壁須撞到壁，今壁尚未見，僅憑旁人預測勢將碰壁，便放手了，豈為合理？”[17]
在他的一再堅持下，眾位參政員決定於27日下午鼓起勇氣麵謁蔣介石，並推舉時年73歲高齡的國民黨老牌黨員褚輔成代表報告。
老褚年輕時候曾是大清朝的監生出身，留學日本東洋大學高等警政科，在日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時追隨孫中山領導起義，一度出任眾議院副議長、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等高官，算是風雲一時的人物。但今非昔比，或者是人已成老朽，血性消融不再，或者是王世傑的棒喝使其喪失了底氣。見到蔣時，年老體弱的老褚未敢呈函，好像做錯了事一樣，談話中支支吾吾、含含糊糊地說了原定的前兩條，最後一條方案憋在肚中與殘存的餃子一起咕咕嘟嘟煮燜了好一會兒，始終未能端上台麵。麵對老褚畏頭縮腦的表現，同來的幾位策士震於蔣的聲威，隻能麵麵相覷，未敢上前言及，場麵頗為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