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各地與各色人等的角力和施壓，蔣介石采取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的態度不予理睬，同時斬釘截鐵地對前來勸說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表示：如同意成立聯合政府，就等於承認國民黨被中共“徹底打敗了”，等於“把對政府的控製交給共產黨”[9]。對這一說法，迷迷瞪瞪、不知中國這碗老湯深淺鹹淡的赫爾利表示不能理解，認為中共參加聯合政府，最多不過是“插進一隻腳趾”，何以會扯到敗與不敗？望著這個老家夥幼稚但真誠的憨樣，蔣介石不得不告訴他“插進一隻腳趾就會全身擠進來”，一旦擠進來，後果不堪設想。赫爾利仍搖頭表示不懂和不解，但國民黨高層和內部有識之士，卻清楚地意識到複雜而不妙的時勢以及國民黨麵臨的險境。蔣介石侍從室六組組長兼軍統幫辦唐縱，在1945年5月31日的日記“上月反省錄”條中做了這樣的“反省”：
國民黨黨員大部分為公務人員，此種黨員在十餘年來一黨專政的長時期中，地位提高了，財產增大了，生活優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與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動搖其自己之地位。
一、國共問題日益嚴重化。
二、國民黨的革新希望甚微，而日唯設法保守勢力掙紮；但共產黨的攻勢甚銳，氣勢迫人，令人惶恐不安。
三、在今年反攻的時期，可能發生國共兩黨正式戰爭。共產黨在華中、華南必歸失敗，但在華北、東北可能另成局麵。
四、共產黨準備召集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以與國民代表大會相抗衡。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欲以此號召不滿現狀之各黨派共同奪取國民黨之政權，聯合政府即為瓦解國民政府之手段。
五、各黨派本身力量不足與國民黨相抗衡，欲利用共產黨之聲勢以自抬身價，故無形中各黨派已成為共產黨之尾巴！[10]
盡管以上內容是唐縱私人日記所載，屬於隱秘的內心獨白，但除第三條蔣介石可能未能清醒認識，或過於自信而不以為然外，其他諸條的思想觀點與蔣介石的言論基本相同、相通。正因為蔣介石對時局和各色人等如此認識並表現出強硬態度，中共領導層才認為國共商談已陷於無法轉圜的境地，事情越陷越僵。而這個時候對夾在中間的黨派來說，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從中斡旋，而自己的身價尚未增加一分一厘，國共雙方又甩手反目，更體現出第三黨的身價之輕，必須想法再找些理由轉起來。於是，各路豪傑、策士再度集結力量共同上陣展開攻略。經過一番水煮火燎般的上下折騰，終於得到蔣介石在“轉圜”方麵的默許和暗示，於是便有了黃炎培等參政員與延安方麵的直接溝通與訪問。
6月2日，褚輔成、黃炎培、傅斯年等七位國民參政員，聯名草擬了一份致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
延安毛澤東、周恩來先生惠鑒：
團結問題之政治解決，久為國人所渴望。自商談停頓，參政會同人深為焦慮。月前經輔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繼續商談。先請王若飛先生電聞，計達左右。現同人鑒於國際國內一般情形，惟有從速完成團結，俾抗戰勝利早臨，即建國新猷實基。於此敬掬公意，佇候明教。[11]
6月6日，電報由參政會秘書處發出，列名者為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雲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等七人。
當此之時，中共中央正在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幾位策士們的來電未予理睬。十天後的6月16日，中共首先聲明不參加四屆一次參政會，然後於18日，毛澤東、周恩來才勉強提起興致，聯名複電在重慶的中共代表王若飛，讓其轉告參政會並七位參政員，歡迎彼到延安一敘，並說“估計蔣得此消息後，不一定要他們來，如仍許其來，即使無具體內容，隻來參觀，亦應歡迎之，並爭取你陪他們同來”[12]等。
三天後，此電由孫科轉交給黃炎培、冷遹等人，電文如下：
褚慧僧、黃任之、冷禦秋、王雲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鈞諸先生惠鑒：
來電敬悉。諸先生團結為懷，甚為欽佩。由於國民黨當局拒絕黨派會議、聯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並以定期召開一黨包辦之國民大會製造分裂，準備內戰相威脅，業已造成並將進一步造成絕大的民族危機，言之實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團結，諸公熱心呼籲，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商組聯合政府，並立即實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則敝黨無不樂於商談。諸公惠臨延安賜教，不勝歡迎之至。何日啟程，乞先電示。掃榻以待，不盡欲言。[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