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天性具有的搗糨糊、和稀泥的處世哲學與“騎牆”性格，在戰前的清華園由於環境與政治氣候關係尚未全部顯露。到了西南聯大時代，空間縮小，人事紛爭增大，各方麵的矛盾相互尖銳與集中起來，馮友蘭的人格缺陷就暴露無遺。在許多問題處理上，馮往往出於自身名利的考慮，說一些模棱兩可、不著邊際的話。台灣馬逢華曾說當年他和蕭公權閑聊，說起清華舊事，蕭公權說，戰前清華園教授同人之間就流行這樣的說法：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這話翻譯成白話就是：（陳）岱孫怎麼說，事情就怎麼做；事情怎麼做，芝生就怎麼說（馬逢華《記西南聯大的幾位教授》，載台北《傳記文學》，第52卷第6期，1988年）。此語可謂一針見血地道出了馮友蘭的性格與人生哲學。當年西南聯大的學生，後為著名生物化學家、中科院院士的鄒承魯在答《科學文化評論》雜誌記者問時，記者問他：“西南聯大的先生裏您最欣賞誰，最不欣賞誰？”鄒承魯說：“最佩服的是陳寅恪，最不欣賞的是馮友蘭。”同是西南聯大學生的何兆武在評價鄒言時說：“這話說來似乎有點不敬，不過當年我們做學生的大多對馮友蘭的印象不佳，主要還是由於政治的原因。馮友蘭對當權者的政治一向緊跟高舉，像他《新世訓》的最後一篇《應帝王》鮮明地表現出想作‘帝王師’的心態。在我們看來，一個學者這樣做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上學記》，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三版）
此公後來特別是“文革”時期所做的一切，都可從他早年這些脈絡中尋出影子。
[26][27]《精神的雕像——西南聯大紀實》，李洪濤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據抗戰時期同濟大學畢業生、台北工程師王若奐《同濟校友對國家的貢獻》，打印稿。
[29]陶希聖《傅孟真先生》，載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23日。
[30]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載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
[31]《“九一八”一年了！》，載《獨立評論》，第十八號，1932年9月18日。
[32]傅斯年《日寇與熱河平津》，載《獨立評論》，第十三號，1932年8月14日。
[33]原載台北《時代追憶論文集》，轉引《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嶽玉璽、李泉、馬亮寬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4]《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號文山，南宋廬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國勢弱小，北方蒙古族於1271年結束了內部為爭奪皇位自相殘殺的局麵後，建立了元朝，繼而組軍南下，兵鋒直指南宋腹地。1273年，元朝丞相伯顏統20萬大軍攻下襄樊，以此為突破口，順江而下，攻打南宋首都臨安。1275年，南宋守將賈似道統率的13萬大軍被元軍殲滅，朝廷再無兵可用，首都臨安危急，南宋麵臨著亡國滅種的嚴重威脅。此時宋恭帝在位，年僅四歲，太皇太後謝氏臨朝聽政，發出“哀痛詔”，號召天下四方迅速舉兵“勤王”。
當時正擔任贛州知府的文天祥“捧詔涕泣”，立即應詔從命，在兩三個月內組織了一支近萬人“勤王”隊伍，幾經周折，趕到了臨安。而在成千上萬員朝廷命官中，帶兵勤王者隻不過文天祥和張世傑等三人而已，國運之衰微，人心之冷暖，局勢之危急，令人頓足扼腕。
1276年2月，臨安陷落，皇帝被俘。由文天祥、張世傑等將領先後擁立的趙、趙昺小朝廷轉戰於東南沿海地區堅持抗元鬥爭，後被元兵擊敗，隻好退至廣東，堅持抵抗。1278年11月，文天祥收拾殘軍，移兵廣東潮陽，不幸於12月20日兵敗五坡嶺（今廣東海豐北），被元軍俘虜。
文天祥被俘後，元大將張弘範將其押往元大都（今北京），並要他寫信招降宋將張世傑。文答曰：“我不能救國，難道還能教人叛國？”張弘範乃強迫就範。文天祥答應後，寫下了著名的篇章《過零丁洋》一詩。最後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為千古名句。張弘範讀畢，暗自搖了搖頭，隻好作罷。到大都後，元世祖忽必烈為了誘使文天祥投降，在生活上殷勤款待，並派投降元朝的南宋宰相留夢炎以“現身說法”勸降，未果。為對文施壓，元朝廷將他囚禁在陰暗潮濕、老鼠橫行、臭氣熏天的牢房裏。麵對非人的磨難，文天祥在獄中寫下了浩然正氣、千古傳頌的《正氣歌》，抒發了他堅守氣節、寧死不屈的悲壯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