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天性具有的搗糨糊、和稀泥的處世哲學與“騎牆”性格,在戰前的清華園由於環境與政治氣候關係尚未全部顯露。到了西南聯大時代,空間縮小,人事紛爭增大,各方麵的矛盾相互尖銳與集中起來,馮友蘭的人格缺陷就暴露無遺。在許多問題處理上,馮往往出於自身名利的考慮,說一些模棱兩可、不著邊際的話。台灣馬逢華曾說當年他和蕭公權閑聊,說起清華舊事,蕭公權說,戰前清華園教授同人之間就流行這樣的說法: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這話翻譯成白話就是:(陳)岱孫怎麼說,事情就怎麼做;事情怎麼做,芝生就怎麼說(馬逢華《記西南聯大的幾位教授》,載台北《傳記文學》,第52卷第6期,1988年)。此語可謂一針見血地道出了馮友蘭的性格與人生哲學。當年西南聯大的學生,後為著名生物化學家、中科院院士的鄒承魯在答《科學文化評論》雜誌記者問時,記者問他:“西南聯大的先生裏您最欣賞誰,最不欣賞誰?”鄒承魯說:“最佩服的是陳寅恪,最不欣賞的是馮友蘭。”同是西南聯大學生的何兆武在評價鄒言時說:“這話說來似乎有點不敬,不過當年我們做學生的大多對馮友蘭的印象不佳,主要還是由於政治的原因。馮友蘭對當權者的政治一向緊跟高舉,像他《新世訓》的最後一篇《應帝王》鮮明地表現出想作‘帝王師’的心態。在我們看來,一個學者這樣做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上學記》,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三版)
此公後來特別是“文革”時期所做的一切,都可從他早年這些脈絡中尋出影子。
[26][27]《精神的雕像——西南聯大紀實》,李洪濤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據抗戰時期同濟大學畢業生、台北工程師王若奐《同濟校友對國家的貢獻》,打印稿。
[29]陶希聖《傅孟真先生》,載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23日。
[30]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載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
[31]《“九一八”一年了!》,載《獨立評論》,第十八號,1932年9月18日。
[32]傅斯年《日寇與熱河平津》,載《獨立評論》,第十三號,1932年8月14日。
[33]原載台北《時代追憶論文集》,轉引《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嶽玉璽、李泉、馬亮寬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4]《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號文山,南宋廬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國勢弱小,北方蒙古族於1271年結束了內部為爭奪皇位自相殘殺的局麵後,建立了元朝,繼而組軍南下,兵鋒直指南宋腹地。1273年,元朝丞相伯顏統20萬大軍攻下襄樊,以此為突破口,順江而下,攻打南宋首都臨安。1275年,南宋守將賈似道統率的13萬大軍被元軍殲滅,朝廷再無兵可用,首都臨安危急,南宋麵臨著亡國滅種的嚴重威脅。此時宋恭帝在位,年僅四歲,太皇太後謝氏臨朝聽政,發出“哀痛詔”,號召天下四方迅速舉兵“勤王”。
當時正擔任贛州知府的文天祥“捧詔涕泣”,立即應詔從命,在兩三個月內組織了一支近萬人“勤王”隊伍,幾經周折,趕到了臨安。而在成千上萬員朝廷命官中,帶兵勤王者隻不過文天祥和張世傑等三人而已,國運之衰微,人心之冷暖,局勢之危急,令人頓足扼腕。
1276年2月,臨安陷落,皇帝被俘。由文天祥、張世傑等將領先後擁立的趙、趙昺小朝廷轉戰於東南沿海地區堅持抗元鬥爭,後被元兵擊敗,隻好退至廣東,堅持抵抗。1278年11月,文天祥收拾殘軍,移兵廣東潮陽,不幸於12月20日兵敗五坡嶺(今廣東海豐北),被元軍俘虜。
文天祥被俘後,元大將張弘範將其押往元大都(今北京),並要他寫信招降宋將張世傑。文答曰:“我不能救國,難道還能教人叛國?”張弘範乃強迫就範。文天祥答應後,寫下了著名的篇章《過零丁洋》一詩。最後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為千古名句。張弘範讀畢,暗自搖了搖頭,隻好作罷。到大都後,元世祖忽必烈為了誘使文天祥投降,在生活上殷勤款待,並派投降元朝的南宋宰相留夢炎以“現身說法”勸降,未果。為對文施壓,元朝廷將他囚禁在陰暗潮濕、老鼠橫行、臭氣熏天的牢房裏。麵對非人的磨難,文天祥在獄中寫下了浩然正氣、千古傳頌的《正氣歌》,抒發了他堅守氣節、寧死不屈的悲壯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