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倏忽人間四月天》，載《不重合的圈》，梁從誡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
[38]《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9][41]《跟費慰梅談生平》，載《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光謨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40]成都永陵，乃五代前蜀皇帝王建之墓。王建（847—918），字光圖，河南舞陽人，唐末五代時期傑出的封建統治者。其創立的前蜀政權是五代十國時期承唐啟宋重要的國家政權，對後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王建死後葬於成都，號為永陵。永陵未發掘之前，曆盡千年滄桑漸被後人忘卻，陵墓高大宏偉的土塚被後人附會為漢代大辭賦家司馬相如的“撫琴台”，並於其上修建了琴台建築。
1940年秋，為躲避日本飛機轟炸，天成鐵路局在撫琴台北麵修築防空洞。工程進行之中，突被一道磚牆所阻，當時人們誤以為是“琴台基腳”。四川省考古學家馮漢驥聞訊後，親臨現場調查，斷定其為古墓葬。1942年秋，四川省教育廳廳長郭子傑撥教育經費資助琴台考古發掘。9月至11月，馮漢驥率四川博物館籌備處部分員工進行了第一期發掘清理工作。1943年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吳金鼎、王文林，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王天木（振鐸）以及中國營造學社的莫宗江、盧繩等專家學者進行了第二期考古發掘清理工作，至9月方告結束。發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諡寶、玉大帶、玉冊等稀世文物證明“撫琴台”正是令曆代古物學家與考古學家苦苦追尋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此次發掘，使南宋以後即隱沒不彰的王建陵墓葬終於重見天日，揭開了流傳千古的所謂撫琴台之謎。從此，“撫琴台”在成都學術界被永陵或王建墓代之，但民間多數仍沿習舊稱。王建的永陵是20世紀中國首次科學發掘的古代皇帝陵墓，在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據主持琴台發掘的馮漢驥（1899—1977）所述：“1941年春，前四川博物館成立，才開始擬定琴台的整理工作。至1942年9月15日開始發掘。參加工作的有馮漢驥、劉複章、前華西大學博物館林名鈞等亦為協助工作。……在清理中發現玉冊，乃確知其為前蜀永陵。在清理期間，曾經當地流氓刁難破壞，停工一周，至11月底始將第一階段工作結束。第二階段的發掘工作，由前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和前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共同組織‘琴台整理工作團’，由吳金鼎領導發掘，參加工作的除第一階段工作人員外，還有振鐸（天木）、王文林（南按：中國營造學社為了解決職員的薪水問題，是時已歸並為中央博物院之一部，工作代表是莫宗江；史語所的代表為吳金鼎、王文林，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代表為王天木）。於1943年3月1日再行開工。……全部發掘工作至9月21日結束，所有出土文物皆運至前四川博物館進行整理。……王建墓的發掘原分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後室發掘）的報告由著者（馮漢驥）編寫；後一階段（前室和中室的發掘）的報告，則由吳金鼎先生編寫。吳先生的報告未編成即行離去，僅留下草稿，既未配圖，亦未對出土物進行複原和考訂。所以，吳先生的稿本僅係一種發掘經過的敘述（原稿現存四川省博物館檔案室）。吳先生在1948年去世後，編寫的任務則全部落到著者身上，內容之有今日者，亦全仗其發掘之科學與記錄之翔實。遺憾的是（吳）未能將其報告編竣，也不及親見此書之出版。”（《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馮漢驥著，文物出版社1964年出版）
[42]《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43]《日本帝國陸軍最後決戰篇》（衡陽戰役之部），趙慶升譯，轉引自《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曆記：國民黨將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附錄三），葛先才著，李祖鵬編，團結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