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據葛先才在他的回憶錄《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曆記：國民黨將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中說，城破之後，第三師周慶祥師長與葛先才商量，大意是：“戰，乃敵能殺我，我能殺敵，方稱為戰。如今處境，則不能稱之為戰，因我完全處於被動挨打被殺之地步，即將失去殺敵之能力。”後經與方先覺商量，決定與敵有條件地達成停戰協議，於8日12時雙方停戰，軍長、師長與參謀長作為人質，被日軍帶往一座天主教堂內囚禁起來，其餘官兵放下武器自動走出衡陽星散而去，敵人未做追殺。衡陽失陷後，蔣介石電令全國軍隊，於8月20日上午6時，在各軍集合全體官兵，為衡陽殉國守軍默哀三分鍾，借此敬悼。衡陽失守3個月後，國民黨中央特務人員把方先覺秘密接走，其他將領被日軍轉送到“聯湖書院”囚禁，並有一排武裝士兵看管。4個月後，在中央情報人員和地方人士冒險營救下，葛先才等幾位被囚將領全部逃脫回到重慶。1944年12月12日，方先覺於衡陽逃脫後首次在重慶拜謁蔣介石，蔣似乎忘了當年“不成功便成仁”的電囑，方也不再提當年那“來生再見”的電文，蔣在當天的日記中雲：“與之相見匪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秦孝儀主編）之後，方先覺、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饒少偉5位衡陽脫險將領相繼獲頒青天白日勳章。
據蔣介石侍從室六組組長唐縱日記載，1945年5月5日，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複興關舉行，10日上午會上，“王昆侖質詢方先覺既投降敵人又逃回後方，外麵頗有懷疑，究竟如何，請軍部答複。休息後，總裁訓話，對大會不信任主席團事，略加解釋，並責備喬鵬書態度不當，對王昆侖質問方先覺事，甚不以為然，此係共產黨造作遙言，何以代共產黨發言。王起而辯護，總裁大怒，拍桌而罵，其後指示本黨今後工作方針與黨員活動方式”（《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
1946年2月，葛先才奉蔣介石之命赴衡陽搜尋陣亡將士遺骸，集體營葬，建為烈士公墓，以慰忠魂。另據推測，可能因日本第十一軍橫山勇司令對衡陽戰俘的縱容，戰後他未判罪，能得以壽終；而南京大屠殺的元凶鬆井石根大將則被處絞刑。
[22][23]《日本帝國陸軍最後決戰篇》（衡陽戰役之部），趙慶升譯。據該文發表的數字，日軍衡陽之戰死傷亡共計19381人，內含軍官910人（死390人，傷520人）。
[24]《湖南會戰》（下冊）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轉引自《抗日戰爭時期的湖南戰場》，羅玉明著，學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25]《馮友蘭自述》，271頁，馮友蘭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當年聯大同學加入國民黨青年軍後，經過短暫培訓，大多數作為汽車駕駛員在印緬公路上奔波，對國民黨軍隊的腐敗有切身體會。據《聯大點滴》說：“聯大校方於七月二十九日開會歡迎回國從軍同學，席間被歡迎者無不牢騷滿腹，對精神上物質上的痛苦敘述得很詳盡，竟有高呼‘救救我們’的。理學院院長吳有訓對他們做了一個測驗，結果願繼續幹下去的很少，張奚若教授很感動地說：‘目前要改善你們的生活，簡直是不可能。’當馮友蘭教授閃閃爍爍的說什麼‘從這麵說政府是對的，那一麵是不對的’時，張老霍的站起來說：‘這種說法，簡直是胡說八道！’一時掌聲雷鳴。”（《新華日報》1945年8月9日，轉《聞一多年譜長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