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據葛先才在他的回憶錄《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曆記:國民黨將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中說,城破之後,第三師周慶祥師長與葛先才商量,大意是:“戰,乃敵能殺我,我能殺敵,方稱為戰。如今處境,則不能稱之為戰,因我完全處於被動挨打被殺之地步,即將失去殺敵之能力。”後經與方先覺商量,決定與敵有條件地達成停戰協議,於8日12時雙方停戰,軍長、師長與參謀長作為人質,被日軍帶往一座天主教堂內囚禁起來,其餘官兵放下武器自動走出衡陽星散而去,敵人未做追殺。衡陽失陷後,蔣介石電令全國軍隊,於8月20日上午6時,在各軍集合全體官兵,為衡陽殉國守軍默哀三分鍾,借此敬悼。衡陽失守3個月後,國民黨中央特務人員把方先覺秘密接走,其他將領被日軍轉送到“聯湖書院”囚禁,並有一排武裝士兵看管。4個月後,在中央情報人員和地方人士冒險營救下,葛先才等幾位被囚將領全部逃脫回到重慶。1944年12月12日,方先覺於衡陽逃脫後首次在重慶拜謁蔣介石,蔣似乎忘了當年“不成功便成仁”的電囑,方也不再提當年那“來生再見”的電文,蔣在當天的日記中雲:“與之相見匪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秦孝儀主編)之後,方先覺、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饒少偉5位衡陽脫險將領相繼獲頒青天白日勳章。
據蔣介石侍從室六組組長唐縱日記載,1945年5月5日,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複興關舉行,10日上午會上,“王昆侖質詢方先覺既投降敵人又逃回後方,外麵頗有懷疑,究竟如何,請軍部答複。休息後,總裁訓話,對大會不信任主席團事,略加解釋,並責備喬鵬書態度不當,對王昆侖質問方先覺事,甚不以為然,此係共產黨造作遙言,何以代共產黨發言。王起而辯護,總裁大怒,拍桌而罵,其後指示本黨今後工作方針與黨員活動方式”(《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
1946年2月,葛先才奉蔣介石之命赴衡陽搜尋陣亡將士遺骸,集體營葬,建為烈士公墓,以慰忠魂。另據推測,可能因日本第十一軍橫山勇司令對衡陽戰俘的縱容,戰後他未判罪,能得以壽終;而南京大屠殺的元凶鬆井石根大將則被處絞刑。
[22][23]《日本帝國陸軍最後決戰篇》(衡陽戰役之部),趙慶升譯。據該文發表的數字,日軍衡陽之戰死傷亡共計19381人,內含軍官910人(死390人,傷520人)。
[24]《湖南會戰》(下冊)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轉引自《抗日戰爭時期的湖南戰場》,羅玉明著,學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25]《馮友蘭自述》,271頁,馮友蘭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當年聯大同學加入國民黨青年軍後,經過短暫培訓,大多數作為汽車駕駛員在印緬公路上奔波,對國民黨軍隊的腐敗有切身體會。據《聯大點滴》說:“聯大校方於七月二十九日開會歡迎回國從軍同學,席間被歡迎者無不牢騷滿腹,對精神上物質上的痛苦敘述得很詳盡,竟有高呼‘救救我們’的。理學院院長吳有訓對他們做了一個測驗,結果願繼續幹下去的很少,張奚若教授很感動地說:‘目前要改善你們的生活,簡直是不可能。’當馮友蘭教授閃閃爍爍的說什麼‘從這麵說政府是對的,那一麵是不對的’時,張老霍的站起來說:‘這種說法,簡直是胡說八道!’一時掌聲雷鳴。”(《新華日報》1945年8月9日,轉《聞一多年譜長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