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為考古組前途人才計，本所目下應該請他。
三、本所經費，用得超過。弟久懷疾戾，此時不敢提請大薪水之人（要來當為副研究員，其薪當在三百以上），而路費浩大，亦一問題也。
有此情形，故乞兄直接與濟之商定，至感！[38]
這封信除說明無論是李濟還是傅斯年，對夏鼐的才學、為人和處事能力格外看重，同樣透露出吳金鼎由中央博物院轉到史語所，是李濟的安排，並非傅斯年的本意。盡管吳與傅均是山東老鄉，且吳氏在城子崖的發現、發掘中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在傅的心中，吳的學問與處事能力依然沒法與江南才子夏鼐相匹敵，多少有些輕視意味。李濟的心思與傅斯年不同，盡管後來李曾不止一次地對人說過：“自己認為生平有兩個在考古學方麵最得意的學生，一個是夏鼐，一個是張光直（南按：張乃李濟赴台後台灣大學的學生）。”[39]但此時李濟還是一直把吳氏作為自己學術上的繼承人來看待和栽培的，這從中央博物院在李莊期間進行的彭山崖墓與後來成都琴台永陵共兩次大型田野考古發掘，全為吳金鼎一人所主持即可證明。那麼，吳離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又做何解釋？據說，李濟當時之所以推薦吳金鼎入主史語所，並不是對吳的看輕，相反則是寄予了一片希望的。由於李濟擔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兼史語所考古組主任職，身心俱疲，研究工作大受影響。
自雲南昆明時期起，李就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殷墟出土的陶片上，且有過多次實驗並小有斬獲。而吳金鼎正是研究陶片的專家，對城子崖與殷墟出土物非常熟悉，此去史語所考古組，正好接替李濟難以顧及的一攤兒，把研究工作繼續做下去。至於彭山發掘的器物，已有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趙青芳等青年才俊予以整理。而繼彭山漢墓之後發掘的震動中外的中國首座帝王陵墓——成都琴台永陵之器物，則大部分留在了四川省博物館，運到李莊的隻是一小部分[40]。如此安排，吳金鼎雖以史語所人員的名義工作，但可兼顧兩邊，共同作為課題研究。
可惜事情沒有李濟想的那麼簡單。
夏鼐接受召喚，匆匆結束了休假生活，自溫州老家返回李莊，協助李濟為即將開幕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首次在重慶公開展覽會撰寫的《遠古石器淺說》初稿做進一步的加工潤色工作。其間，夏鼐“毫不客氣地對原稿提出了近四十處大小修改意見。李濟在該稿付印前曾參考夏的意見，並接受了其中多處意見對原稿作了修改。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們師生之間的學術情誼是不一般的”。[41]從李濟之子李光謨這段記述中可以看出，除了夏與李不一般的師生情誼外，亦可見夏“該出手時就出手”的老練、成熟、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和高超的處事能力。正是這種別人難以企及的特點，才得到了李濟與傅斯年的共同賞識。而夏鼐本人也在1948年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裏，在傅斯年赴美治病時，以年輕的身軀挑起了代理史語所所長的重擔。
1942年10月，夏鼐受傅斯年之聘由中央博物院轉入史語所考古組工作，職銜為副研究員。1944年2月，夏鼐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參加了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單位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離開李莊，對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進行將近兩年的科學考察。吳金鼎因其間代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持發掘成都琴台永陵王建墓，一直延續到1944年年初才正式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轉入史語所考古組工作。非常不幸的是，由於傅斯年對其輕視，加之各方麵複雜的人際關係，吳沒能像他的學弟夏鼐一樣被冠以副研究員的職位，隻弄了一個“技正”的帽子戴在頭上，而在科研機構，研究人員屬於正牌，“技正”卻是技術人員與管理人員同類，幾近於最為低級的勤雜人員。1942年10月21日，傅斯年在向中央研究院提交的《工作報告》中就明確注明：“本所設所長一人，研究員、副研究員各若幹人，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分專任與兼任。另設通信研究員若幹人……此外，並設助理研究員及助理員各若幹人，其不屬於研究人員者，則有技正、技士、技佐、管理員、事務員及書記。”[42]當時整個史語所屬於正式的研究人員總數達30人，除陳寅恪屬於兼任外，其他29人全為專任。而堂堂的留英博士吳金鼎卻不在此列，隻能與戴著非研究人員所有的一頂號曰“技正”的白皮小帽，混跡於二、三流的勤雜人員行列。在一貫重視儒家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看來，這個“技正”的頭銜，無論怎樣掩飾和打扮，內在的含金量與外部的光芒，都無法與研究員這一“頂戴”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