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傅斯年略為遺憾的是，當他在李莊史語所會議上鼓動青年學者們從軍時，竟出乎意料地沒有一人響應。傅見此情景，進一步鼓動道：“你們現在不參軍，將來抗戰結束後，你們的兒女要問你們，爸爸，你在抗日戰爭中做了些什麼？你們將怎麼回答呢？”這暗含激將之法，極富煽動性的言辭，仍然沒有在眾位青年心中引起波瀾，其尷尬的局麵，令傅斯年有些不快。靜默一陣，傅氏沒有再強行讓對方表態，隻是說了句“這樣的大事也不是一時就可決定得了的，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吧”。[35]言畢宣布散會，自此再也沒召集會議提及入伍當兵之事了。
或許由於研究曆史的緣故，或是經過無數風雨的吹打曆練，此時史語所的青年學者們對政治和國民政府的腐敗，以及政客們的所作所為有了較為明晰的理解，已完全不同於同濟大學的學生，甚或書呆子博士如楊寶琳者那樣幼稚了。他們對國家民族前途，心中自有一番更合乎現實，更經得起實踐檢驗的預見性方略。而這一切，傅斯年早已心知肚明，隻是不便擺到桌麵上提出討論，各自心照不宣罷了。
江水無語東流去
就在傅斯年勸說史語所青年人員參軍的時候，在李莊板栗坳大山那邊上壩月亮田中國營造社的土屋裏，身體尚未康複的林徽因正伏案寫著一首叫作《刺耳的悲歌》的詩，她在詩中以悲愴的筆調抨擊了那些被戰時後方艱苦、暗淡的生活腐蝕了意誌，因而動搖、彷徨，看見別人做了高官、發了國難財而眼紅心跳，甚至不惜放棄學術事業，奔走豪門，投機鑽營，溜須拍馬，一門心思夢想升官發財的青年人。同時，透過陰濕的格子小窗，林徽因仿佛窺視到在那可見的天際，又飄浮起內戰的烏雲。為此，她強烈地抨擊了國民政府不懷好意，借青年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騙取他們去參加所謂的“青年軍”，名義上共赴國難，參加抗日，實則準備暗中對付共產黨，為打內戰積蓄新生力量的卑鄙伎倆。——對國民政府這一深藏不露的陰謀，尚來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聰明絕頂如傅斯年者，自然深知個中況味。[36]而他手下的青年學者們，自然也不糊塗，隻是在這一陰謀麵前各自裝糊塗地保持了沉默而已。
沉默的青年學者們沒有想到，政府這一假公濟私的陰謀，被蟄居在偏僻小鎮中另一個醒著的才女林徽因以詩的形式披露出來，從而給世人留下了一個先知先覺的神奇印象。據梁從誡晚年回憶說：這是林徽因一生中所寫的唯一一首政治詩，“抗戰後國民黨利用‘青年軍’鎮壓學生運動，打內戰，證明了母親這個‘不問政治’的人政治敏感性”。[37]後來的事實大多證明了林徽因眼光銳利，政治敏感性的正確——當然，真正的悲劇是林徽因此時沒有想到的，有些意外插曲也超出了她想象的範圍，如吳金鼎的參軍即是一例。
吳金鼎是在傅斯年開過征召會議一個星期之後，突然主動提出參軍抗戰的。這一舉動令熟悉他的同事和朋友都大吃一驚，但吳氏還是決意把夫人王介忱留在李莊，獨自一人提著背包悄悄地隨“青年軍”遠去——盡管43歲的他此時已不再是青年。
作為一名留學海外的博士與成就斐然的考古學家，吳金鼎的半路“出家”，給後人特別是研究考古學史的史家留下了一串不解之謎。由於留存的材料稀少，加之吳氏本人離開李莊5年之後便撒手人寰，使他這次投筆從戎的心境和緣由更顯得撲朔迷離。不過，既然他生活在李莊知識分子的群體之間，且本身還是一個頗有些名聲的大字號“海龜”，總要在流逝的歲月中遺下一些稀疏的印痕。
1942年12月23日，傅斯年在李莊致信重慶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討論聘請夏鼐由中央博物院轉到史語所工作事宜。當時夏鼐正在家鄉溫州休假，傅斯年曾托中央博物院總幹事曾昭燏致函夏，促其早返。傅在致葉企孫的信中說道：
一、夏鼐之學問前途甚大，本所早有意聘他。但博物院亦重視之（濟之前雲，既要我辦博物院，我也要留個好的）。去年（三十年）1月，博物院鬧窮，弟正在李莊（病前），對濟之雲“可撥一位過來，自郭子衡至王孤鉀，隨濟之意，你我看夏鼐最好，不過仍由兄決定”。濟之決定撥吳金鼎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