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944年，李約瑟一行來到廣東坪石鎮，拜訪了流亡至此地的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王亞南。在坪石鎮一家小旅館裏，李氏兩度提出了他的“難題”，並請教中國曆史上官僚政治與科學技術的關係問題，王亞南聽罷，因平素對這一問題沒有研究，一時無以作答。李希望王從曆史與社會的角度來分析一下中國曆史上官僚政治與科技的關係。因了這一啟發，王亞南開始關注、研究這一問題。後來，王氏在上海《時與文》雜誌上連續發表了17篇論述中國官僚政治的文章，作為對李約瑟的答複。1948年，上海時與文出版社將王亞南的論文結集出版，書名《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對“李約瑟難題”算是做了一個初步解析。此書出版後曾轟動一時，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同時奠定了王亞南的學術地位，新中國成立後，王亞南被任命為廈門大學校長，後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
[35]《關於在中國如何推進科學思想的幾個問題》，載《安陽》，李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36]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編寫計劃的緣起、進展與現狀》，載《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1輯。據李約瑟的中國助手黃宗興博士（後任劍橋李約瑟研究所副所長、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生物資源應用組主任）說：自1943年夏到1944年夏秋的一年多時間裏，李約瑟及其在重慶建立的中英科學合作館成員，依靠一輛兩噸半的舊卡車，在日軍非占領區進行了四次長途考察旅行，整個行程達兩萬五千公裏，足跡遍布中國西部、西北部、東南部和西南部，共訪問了300多所大學及科研機構，贈送西方科學書刊6700餘冊，推薦100多篇中國科學論文至西方雜誌發表，並結識了上千位中國科學家及學者（《李約瑟畫傳》）。1945年年初，李約瑟出任英國駐華大使館科學參讚，是年秋，再赴中國北部考察旅行。
1946年3月，從中英科學館館長任上卸任，逗留南京、濟南、北平、上海等地，經香港回國，旋赴巴黎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自然科學部主任職。
1948年辭教科文組織職，返劍橋在中國學者王鈴協助下開始了浩瀚工程《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撰寫工作。
在李約瑟離渝返英時，中國學術界專門為其舉辦了歡送會，傅斯年在會上深情地說，李約瑟“來到中國不久就開始在《自然》上寫了若幹篇短文，報告他觀察的結果，描述著中國科學的動態。像這樣由一位公認的權威，在一個著名的雜誌上表現中國的科學工作，是前所未有的。去年他到莫斯科去參加蘇聯科學200周年紀念典禮，在那裏他又詳細而明白地報告了中國的科學工作。因此他已經做了一年以上中國學術界的一位出色而忠實的代表了”。又說：“同情我們但不了解我們的人，自然是我們的朋友，特別是在艱難困苦的時候；而了解我們但不同情我們的人所說的話是值得我們特別警惕的。然而最可寶貴的是又了解我們而又同情我們的人，尤其是他們的同情是由了解而來的。倪（李）約瑟現在到上海和北平去，然後回到英國。他深信他會回到中國來，但是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感到難過。誠如莊子所說：‘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傅斯年《倪約瑟博士歡迎詞》，載《戰時中國的科學》〔二〕，倪約瑟〔Joseph Needham〕原著，張儀尊編譯，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年11月出版）當時在重慶的中央研究院代理總幹事、心理研究所所長汪敬熙說：“這3年內，他在交通困難的情形之下，遍遊中國，自西北的敦煌到東南的福州。中國的學術和工業機構他看得極多。他十分了解我們的優勢與不足，他很坦白地告訴了我們這一切。當然，除了一些做客的人不便說的話之外。他對於我們的實際幫助是使我們從事科學工作的人永遠不忘的。”又說：“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生物學家，在民國三十三年年底來到中國幫助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先回英國兩個月，現在他也將離開重慶啟程回國，我們對於他們的離別，感到十分淒楚。我們覺得我們與他們像是一家人，不願意他們走。在困難的時候，‘雪中送炭’的友人，是最使人想念的朋友。”（重慶《大公報》，1946年3月7日）
1990年9月4日，李約瑟在第一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受獎紀念講演會上說道：“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任總幹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電報。電報上寫道：‘速歸，幫助我組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於是我回到巴黎，在這個組織工作了1年又6個月。魯桂珍後來也在那裏工作過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