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李濟認為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不是中國是否有過科學，而是在中國如何推進科學……（目前）我們所要的是科學的成績，不是科學的本身；我們對於科學思想的本身，除了少數人外，仍不感興趣。我們尚沒擺脫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假如我們要規規矩矩地提倡科學思想，我們應該學禪門的和尚；因為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科學思想的起點也在此；科學思想裏沒有世故的說法，也沒有官樣文章”[35]。
盡管李約瑟有些話沒有說，也可能在與中國官員、學者打交道的過程中“入鄉隨俗”地應用了一些“世故的說法”。但他在揚子江頭的李莊古鎮與傅斯年、陶孟和、李濟、梁思成，甚至王鈴等年輕學者的討論中，加深了對中國科技史料的認知與推測，堅定了此前的看法——也就是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特別是明清之後，中國的官僚體製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當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事實。但是，在這一越來越僵死的體製下，卻又暗伏著一股人民大眾不斷發明創造的潛流，即使在最嚴酷的冰凍時期，這股潛流也流淌不息，千百年流傳下來的文獻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珍貴資料，便是這一現象的明證。而對這些紛亂雜陳的彌足珍貴的曆史資料，作為現代學者，就需要進行嚴謹的鑒別、研究，從中抽釋出真正屬於“現代科學”的物質精神財富，才能促使那些傲慢的西方學者注意，並使這些資料轉化為真正現代科學的酵母和新動力。就東西方文化交流和李約瑟本身的收獲而言，令後來的研究者幾乎達成共識的是，如果李氏在這次訪華使命中，沒有得到蝸居在李莊的學者們啟發和鼎力幫助，他所主持的聞名於世的具有劃時代性質和裏程碑意義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大廈的構建，或許還要推遲若幹個年頭。
許多年後的1981年9月23日，當李約瑟重新踏上中國土地，並在上海做題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編寫計劃的緣起、進展與現狀”學術講演時，不無感慨地道：“說到‘緣起’，就得從四川的一個小市鎮李莊談起。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遷到了那裏。在傅斯年、陶孟和的主持下，我結識了一位正在研究火藥史的年輕中國學者。他名叫王鈴，號靜寧。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合作者。從1947年到1957年，他一共在劍橋住了九年，協助我工作。”[36]對於從李莊山坳裏走出、曾協助自己工作了9年之久的第一位合作者王鈴在劍橋的經曆，李約瑟同樣公開承認並坦誠地做了如下評價：“首先，他在中國史學研究方麵的專業訓練，在我們日常的討論中，一直起著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書第一次譯成英文的中國文獻，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譯的，然後我們兩人必定一同詳細討論校核，往往經過多次修改才最後定稿。別人的譯文，我們兩人必須核對中文原書後才加以采用。王鈴先生還花費許多時間去查找和瀏覽各種原先認為有用的材料，從這樣的探究中往往又發掘出一些資料，對這些資料我們再從科學史的觀點仔細地審查，然後確定他們的價值。許多煩瑣的圖書館工作，以及各種索引和編目工作，都由他負責。假如沒有這樣一位合作者的友誼，本著作即使能出版也將推遲很久，而且可能會出現比我們擔心現在實際有的甚至更多的錯誤。”[37]
李約瑟此說大致是不差和公允的，不能說沒有王鈴就沒有李約瑟日後輝煌的成就和不朽的聲名，但此成就要推遲若幹時日當是毋庸置疑的。因而，對王鈴這位長期合作者，李約瑟一直念念不忘，並從內心深處表示感激，二人的友誼一直保持到王鈴去世。[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