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黨國領袖白紙黑字寫得清楚明白，朱家驊與蔣廷黻也不敢明目張膽地耍布袋戲，以此來擺弄精明如猴的介公。陶孟和得知此情大感沮喪，但一時又想不出對策。正在幾人無計可施之時，此事被蔣廷黻譏諷為中央研究院“太上總幹事”的傅斯年聞知。傅未做深究，又以“太上總幹事”的習慣和派頭主動致信朱家驊，開始替這位交情甚篤的上司排憂解難。信中說：
……此事大可發愁，酒泉嚴格說僅一油棧，如何設社會所，其中既無經濟可以研究，亦無文化接觸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觸最好在西寧），社會所如在西北設分所，必以蘭州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點若不改，後患無窮。若名稱上在酒泉掛社會所之牌，必為空洞。以介公之熱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為空洞，非真遷也，恐本院整個蒙不良之影響。”又說：“本院似不當把社會所實際上放在李莊，分店在蘭，牌子卻掛在酒泉，而謂不在蘭州也。”[28]
傅斯年寫這封信的時候，的確有點“太上”的架勢，對朱家驊、蔣廷黻與陶孟和串通弄出的這個到西北創辦社科所的主張，表麵上熱心，實則心存芥蒂。傅意識到西北之重要，但隻是限於政治上之危局，至於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設和立國之本之類的說法，頗不以為然，並有輕視之意。在這樣的思想觀念指導下，傅斯年對陶孟和主張社科所搬遷西北的構想，曾戲謔道：“引當時報上一名詞雲‘陽奉陰違，貽誤要公’以為笑謔。”兩個月後，傅斯年綜合各種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頭不對，陶孟和如此熱心“進軍西北”，分明是和自己爭地盤的一個陰謀。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舊部時，滿身霸氣、嗅覺敏銳的傅斯年就曾專門找到陶訂了一個“君子之約”，其中有“近一百年史，即鴉片戰爭起，由社會所辦，其設備亦由社會所”。而鴉片戰爭之前的曆史，則由傅主持的史語所辦，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後來的行事中，確是實實在在地履行了這個君子協定。史語所研究人員全漢升“昔有誌治近代一問題”，被傅斯年及時阻止，傅命其研究範圍隻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窺視近代。傅氏如此，陶孟和也隻好號令手下弟兄不能窺視近代以上，兩所人員可謂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進軍西北”之機，已經暗中招兵買馬，擴軍備戰，開始了實際行動。據朱家驊透露，陶孟和欲把顧頡剛在重慶辦《文史雜誌》招聘的費孝通、韓儒林、李安宅等輩，全部弄到駐蘭州的社科所分所，以壯聲勢。李安宅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與費孝通亦師亦友；韓儒林雖畢業於北大哲學係，但後來任教於燕京，顧頡剛在重慶時，一度受中央大學校長顧孟餘邀請，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工作，則由顧氏推薦的這位蒙藏史專家韓儒林主持。
幾年前在昆明時，傅斯年就因吳文藻、費孝通鼓搗出一個所謂的“民族學會”，另立山頭與史語所相抗衡大為惱火，直至雙方幹戈相向，傅用奇計把吳、費等輩山頭推倒削平為止。現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攏集結費孝通等“燕大派”進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圖嘯聚山林荒野，與史語所抗衡對壘，這還得了？於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內有“恐有大規模之重複在後，未便再顢頇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和交涉之語。陶孟和正為“分店在蘭，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過關大傷腦筋，忽見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氣勢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橫加指責，自是不甘臣服，當場揮毫予以反擊：“……今又遭一再鞭撲，且警告以所請之人不得任為研究員（實際上現僅有一人），弟行能無似，如足下承認弟無資格進行西北工作，或須完全退出‘中央研究院’，尚祈坦白告我為幸。”[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