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情形的出現，除了社會各界人士的熱情，與最高領袖蔣介石的政治考慮與支持鼓動密不可分。早在幾年前，蔣介石就意識到西北在政治上的危險，特別是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公開對抗中央，屯兵新疆，對中央政府構成很大威脅。而盛世才與蘇聯關係過從甚密，強大的蘇聯或明或暗地打著新疆的主意，時刻準備將其吞並，劃入蘇俄紅色帝國版圖。麵對這種危局，蔣介石先是忍而不發，直到1941年德國進攻蘇聯，斯大林無力東顧，蔣介石才趁機出動，先派朱紹良統率重兵於河西走廊，對盛氏集團形成一種強大的威懾力。1942年8月，蔣親自乘機赴西寧、酒泉等地視察，以軟中帶硬的手腕解決了新疆問題，驕橫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
西北視察歸來，特別是降伏了盛世才之後，蔣介石精神振奮，同時進一步認識到西北對於中央和整個國家的重要性，遂提出“西北不但是我們抗戰的根據地，而且更是我們建國最重要的基礎”的主張。
蔣的演說，立即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開發西北、建設西北’等口號風起雲湧，頗有雨後春筍之勢”。[26]
在這股大浪高潮聲中，作為中央大員的朱家驊不甘落後，為了迎合蔣介石的主張，他突發奇想，提出了一個“進軍西北”的計劃，讓李莊的陶孟和把社科所辦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華大學曆史係主任、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蔣廷黻的讚成，二人一拍即合。
朱家驊找來陶孟和協商，陶當即表示同意，並慷慨激昂地表白道：“當此之時，有可服務國家之處，當決然擔任。”朱家驊一看這陣勢，立即讓陶孟和拿出一個書麵計劃麵呈最高領袖蔣介石批示。陶孟和很快把計劃弄將出來，意在把社科所搬遷到蘭州，專就經濟及文化接觸兩項進行研究，並請蔣廷黻轉呈介公審閱。老蔣看罷，認為這個計劃正是深入貫徹自己這個最高領袖指示精神的體現，當然樂觀其成，隻是不知出於何種考慮，批示要社科所遷到蘭州以西的地方去。這個批示令蔣廷黻和朱家驊大感意外，不知老蔣心中搞的什麼鬼把戲。憑當時的猜測，蔣介石可能出於政治方麵的考慮，想讓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國傳教士一樣在西北鄉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風為名，潛伏於社會各階層中，密切關注和監視對中央政府形成威脅的外在危險力量，實際上相當於中統和軍統的工作站，以搜集情報為職業的特務機構。
然而，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是一個公開的學術研究機關，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學術事業，不可能變成一個掛著羊頭賣狗肉的特情機構。既然介公已做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無力回天的情況下，為了安撫興致正濃的陶孟和，蔣廷黻、朱家驊二人想了一個對策，由蔣廷黻出麵寫信給陶孟和，說道“無以介公批了遷蘭州以西而失望。若幹工作仍可在蘭州作，隻是牌子掛於蘭州以西”[27]雲雲。
按照對這段曆史有過專門研究的台灣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光哲的推測，當時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並熱心“進軍西北”，他有自己的一個小算盤，這就是“名義上是遷，實際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莊紮根不動，憑借政府撥發的一筆經費，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馬在蘭州安營紮寨，形成事實的社科所分所。如此這般，經費既足，人馬強壯，活動範圍廣大，就自然能產出豐厚的科學研究成果，陶孟和與整個所內人員也可借此揚眉吐氣，以雪自離開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來的種種怨怒與恥辱。
潘氏的推測自有道理，但似不全麵，此次所謂的“進軍西北”，顯然是陶孟和借機擺脫傅斯年的壓力，把社會學所從李莊撤出，他本人帶領一幫難兄難弟進駐蘭州，從此與傅斯年本人和史語所徹底斷絕交往，以圖眼不見心不煩，弄個難得的清靜。按照當時朱家驊與蔣廷黻的設想，所謂蘭州以西，不過在蘭州郊外，或者在蘭州與西寧交界之城鎮罷了。當朱家驊與蔣延黻請示介公，這個“以西”到底要落實到何處時，想不到蔣介石大筆一揮，寫上了“酒泉”二字。這個酒泉是處於蘭州以西千裏之外飛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與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這塊荒無人煙的沙漠戈壁，如何自處？又會有什麼作為？如此一著，令所有熱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澆頭，全身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