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在英國倫敦大學求學時，主要研究社會學，接受的是韋伯夫婦的理論體係。因當時的韋伯與蕭伯納等共同創立費邊社，在英國從事所謂的社會改良主義運動，作為韋伯信徒的陶孟和，其思想多少也受到蕭伯納的影響。傅斯年在英國留學時，與韋伯夫婦和蕭伯納等輩曾有過接觸，但傅對二人特別是蕭伯納本人頗為輕視，或者說大為反感。
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的蕭伯納氏，自在倫敦以文學創作嶄露頭角後，號稱社會主義者，從36歲開始，到94歲嗚呼歸天，58年裏共寫了51個劇本。192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31年，蕭伯納來到深得自己好感的蘇聯訪問，高爾基寫信祝賀他的75歲壽辰，稱頌他是“勇敢的戰士”雲雲。1933年2月，蕭伯納受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會幾位大佬的邀請，盡管有不屑踏上中國領土的念頭，但最終還是於2月17日由香港到上海登陸做了短暫停留，並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林語堂等名流匆匆見了一麵。蕭氏之意“本來玩玩的”（魯迅語），但還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以不屑的神情，居高臨下地對中國及中國文化咕嚕了幾句洋話，大放了一通厥詞，謂“中國固無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國的鄉間田野”雲雲。後來中國許多各揣不可告人之目的，或稀裏糊塗，大肆迷信和吹捧蕭伯納，將其視為哲人、世界人類的大救星，並借此抬高與其有一麵之緣的中國同盟幾位大佬的身價。但也有人當時就表示對蕭氏為人為文不屑一顧，對其行為更是深惡痛絕。在這批頭腦清醒、情感激烈的勇士中，傅斯年算是靠前的一個，對蕭的行為與思想給予猛烈抨擊。其惡感之深、用情之烈，直到十幾年之後的1950年依然鬱結在心、如鯁在喉，甚覺不吐不快。這一年，由其他事件引導，傅斯年想起蕭氏的思想對中國人流毒之深，於是寫了《我對蕭伯納的看法》一文，以消除其毒素，化解心中的塊壘。文中說道：
蕭伯納“自己實在無多創造的思想，而是善於剽竊別人的思想。”他所剽竊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南按：韋伯）夫婦。蕭伯納的文字囉嗦，思想淺出，作品風行一時，一輩子賺了很大的錢。他對於抽版稅是絲毫不苟的。章士釗求見，說：‘先生在中國很出名。’他說：‘在中國出名何用？中國不曾參加國際版權協定。’這雖然帶有笑話，但我在英國讀書時（三十年了），大學學生演他的戲，版稅一道決不放鬆——盡管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蕭伯納將老，怕要死，寫了一本《返於老彭》（BACK TO METHUSELAH），還是一部大作（大約是1920年）。從此以後，剽竊得越發生吞活剝，見解越無中心，越說越無責任心。我想，假如不返於老彭，少活三十年，豈不更為完美？這實在不像人死後的說話，但這樣場合，這樣說法我卻有點摹仿他的調兒。”[14]
在傅斯年眼裏，盡管蕭伯納的思想抄襲韋伯，但韋伯夫婦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是一對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的新官僚派”，且是一位“人道主義色彩甚淡，效能的觀念甚重，而謂人道主義者為幻想家”的庸俗之輩。傅在文章中頗負意氣地指責道：“魏伯夫婦晚年大大讚賞蘇聯，以為是一個新的文明。在東方的民族中，三個人都極其佩服日本，因為中國人‘亂哄哄’，‘不會辦事’，（好個帝國主義的看法）！魏伯遊中國後，說中國人是劣等民族，蕭伯納遊日本，路過上海幾有不屑上岸的樣子。”最後，傅斯年對蕭伯納做出的總體結論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竊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戲劇上，是一人演說；在藝術上，是寫報紙文字。”[15]總之，在傅斯年眼裏，蕭伯納是一個極其糟糕，一無是處的騙子、妄人加街頭小混混式的丘八。
此文一出，得到了一批中國自由知識分子讚譽和追捧，抗戰期間任《中央日報》主筆，後為台灣東吳大學教授的程滄波評論說：“《我看蕭伯納》大概是孟真最後一篇文章，這一篇短短的文章結束了孟真30年的文字生涯。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壓台戲。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說：他不是學戲劇，他也不是學文藝批評，但是，像蕭伯納這樣一個題目，不是一個專家寫得好的，這樣一個複雜、迷亂、幻景的題材與人物，不是具有豐富的中西學識、超特的智慧，是沒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個蕭伯納，一刀劈下去了。蕭伯納經他這一劈，由神奇化為腐朽，把蕭翁一生的魔術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夠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