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在英國倫敦大學求學時,主要研究社會學,接受的是韋伯夫婦的理論體係。因當時的韋伯與蕭伯納等共同創立費邊社,在英國從事所謂的社會改良主義運動,作為韋伯信徒的陶孟和,其思想多少也受到蕭伯納的影響。傅斯年在英國留學時,與韋伯夫婦和蕭伯納等輩曾有過接觸,但傅對二人特別是蕭伯納本人頗為輕視,或者說大為反感。
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的蕭伯納氏,自在倫敦以文學創作嶄露頭角後,號稱社會主義者,從36歲開始,到94歲嗚呼歸天,58年裏共寫了51個劇本。192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31年,蕭伯納來到深得自己好感的蘇聯訪問,高爾基寫信祝賀他的75歲壽辰,稱頌他是“勇敢的戰士”雲雲。1933年2月,蕭伯納受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會幾位大佬的邀請,盡管有不屑踏上中國領土的念頭,但最終還是於2月17日由香港到上海登陸做了短暫停留,並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林語堂等名流匆匆見了一麵。蕭氏之意“本來玩玩的”(魯迅語),但還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以不屑的神情,居高臨下地對中國及中國文化咕嚕了幾句洋話,大放了一通厥詞,謂“中國固無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國的鄉間田野”雲雲。後來中國許多各揣不可告人之目的,或稀裏糊塗,大肆迷信和吹捧蕭伯納,將其視為哲人、世界人類的大救星,並借此抬高與其有一麵之緣的中國同盟幾位大佬的身價。但也有人當時就表示對蕭氏為人為文不屑一顧,對其行為更是深惡痛絕。在這批頭腦清醒、情感激烈的勇士中,傅斯年算是靠前的一個,對蕭的行為與思想給予猛烈抨擊。其惡感之深、用情之烈,直到十幾年之後的1950年依然鬱結在心、如鯁在喉,甚覺不吐不快。這一年,由其他事件引導,傅斯年想起蕭氏的思想對中國人流毒之深,於是寫了《我對蕭伯納的看法》一文,以消除其毒素,化解心中的塊壘。文中說道:
蕭伯納“自己實在無多創造的思想,而是善於剽竊別人的思想。”他所剽竊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南按:韋伯)夫婦。蕭伯納的文字囉嗦,思想淺出,作品風行一時,一輩子賺了很大的錢。他對於抽版稅是絲毫不苟的。章士釗求見,說:‘先生在中國很出名。’他說:‘在中國出名何用?中國不曾參加國際版權協定。’這雖然帶有笑話,但我在英國讀書時(三十年了),大學學生演他的戲,版稅一道決不放鬆——盡管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蕭伯納將老,怕要死,寫了一本《返於老彭》(BACK TO METHUSELAH),還是一部大作(大約是1920年)。從此以後,剽竊得越發生吞活剝,見解越無中心,越說越無責任心。我想,假如不返於老彭,少活三十年,豈不更為完美?這實在不像人死後的說話,但這樣場合,這樣說法我卻有點摹仿他的調兒。”[14]
在傅斯年眼裏,盡管蕭伯納的思想抄襲韋伯,但韋伯夫婦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是一對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的新官僚派”,且是一位“人道主義色彩甚淡,效能的觀念甚重,而謂人道主義者為幻想家”的庸俗之輩。傅在文章中頗負意氣地指責道:“魏伯夫婦晚年大大讚賞蘇聯,以為是一個新的文明。在東方的民族中,三個人都極其佩服日本,因為中國人‘亂哄哄’,‘不會辦事’,(好個帝國主義的看法)!魏伯遊中國後,說中國人是劣等民族,蕭伯納遊日本,路過上海幾有不屑上岸的樣子。”最後,傅斯年對蕭伯納做出的總體結論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竊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戲劇上,是一人演說;在藝術上,是寫報紙文字。”[15]總之,在傅斯年眼裏,蕭伯納是一個極其糟糕,一無是處的騙子、妄人加街頭小混混式的丘八。
此文一出,得到了一批中國自由知識分子讚譽和追捧,抗戰期間任《中央日報》主筆,後為台灣東吳大學教授的程滄波評論說:“《我看蕭伯納》大概是孟真最後一篇文章,這一篇短短的文章結束了孟真30年的文字生涯。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壓台戲。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說:他不是學戲劇,他也不是學文藝批評,但是,像蕭伯納這樣一個題目,不是一個專家寫得好的,這樣一個複雜、迷亂、幻景的題材與人物,不是具有豐富的中西學識、超特的智慧,是沒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個蕭伯納,一刀劈下去了。蕭伯納經他這一劈,由神奇化為腐朽,把蕭翁一生的魔術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夠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