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老友毛子水也評價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個字,將永為文學批評史上重要的文獻,是要‘知人論世’者所不可不讀的。……孟真先生以蕭伯納‘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滿蕭伯納,對極了!”程與毛氏所言,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但有一點似不可懷疑,即傅文一出,蕭伯納製造的神話和迷信被戳穿、打破,許多喝過蕭氏製造的迷魂湯,一直沉溺在蕭氏神話迷夢中的國人逐漸清醒,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神情越發變得清晰、明智,蕭伯納的影響也成了蜥蜴的殘夢——恐龍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
與傅斯年的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馳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韋伯夫婦“社會調查”的思想並照章行動,對蘇聯的一切人事大加讚賞。1924年1月24日,蘇俄領袖列寧去世,已從英國回到國內的陶孟和於2月26日,聯合李大釗、馬敘倫、鬱達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要求政府與蘇聯恢複邦交。函中特別指出“蘇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製,……其顯揚民治,實吾良友”雲雲。由於對蘇聯革命的讚成與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逐漸滑向另類,並對中共的思想與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與之相反,他對中共與蘇聯皆無好感,公開表示反對。除了反共,傅同樣反蘇,“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17]。
在傅氏的眼裏,共與蘇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繩上拴著的兩隻螞蚱。對這兩隻山林草莽中連蹦加跳的螞蚱,他心生嫉惡,欲加以鏟除滅之而後快。[18]按傅斯年的說法,中共緊隨蘇聯其後,學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製,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19]因而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認為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一片荒漠等。
陶孟和早年曾對蔣介石本人和國民政府寄予厚望,並與蔣本人有過接觸。按金嶽霖晚年的說法,“從他的家庭著想,他是可以當蔣介石朝的大官的,可是他沒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為他住的地方真是講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沒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錯了”。又說:“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舊民主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會民主,但是也沒有這方麵的活動。”[20]
金嶽霖說的當是老實話,陶孟和不是一個刻意追求做黨國大員的人,如果刻意要做,憑其與黃郛、錢昌照、沈怡的姻親關係,應該大有希望。抗戰期間,陶以無黨派人員和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出任國民政府參政會參議員,開始涉足政界。但隨著對國民黨及蔣家王朝認識的逐漸加深,他由失望漸漸產生反感。後來隨著主持多項農村經濟與社會狀況調查,以及整個社會政治向心力轉移,陶改變了自由知識分子的精英姿態,“左傾思想日益強烈”。在李莊時期,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已呈不可遏止的糜爛狀態,陶孟和引用原清華大學校長、時任農林部部長周貽春的話對手下的同事說:“國民政府已經爛到核心了(Rotten to Core),就是說不可救藥了。”[21]麵對這個“不可救藥”的政府,有一些所謂社會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趨炎附勢,竭力維護這個“核心”。為此,陶孟和以嘲諷的口氣舉例說:“這種人見到政治高層人物,屁股坐在椅子邊邊上,不管對方說什麼,他隻公雞啄米似的不住點頭,哈喲哈喲地連連稱是,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惡。”可見這個時候的陶孟和,除了保持自己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大節,對國民黨政府以及“核心”確是深惡痛絕,對蔣介石本人也不抱大的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