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老友毛子水也評價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個字，將永為文學批評史上重要的文獻，是要‘知人論世’者所不可不讀的。……孟真先生以蕭伯納‘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滿蕭伯納，對極了！”程與毛氏所言，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但有一點似不可懷疑，即傅文一出，蕭伯納製造的神話和迷信被戳穿、打破，許多喝過蕭氏製造的迷魂湯，一直沉溺在蕭氏神話迷夢中的國人逐漸清醒，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神情越發變得清晰、明智，蕭伯納的影響也成了蜥蜴的殘夢——恐龍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
與傅斯年的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馳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韋伯夫婦“社會調查”的思想並照章行動，對蘇聯的一切人事大加讚賞。1924年1月24日，蘇俄領袖列寧去世，已從英國回到國內的陶孟和於2月26日，聯合李大釗、馬敘倫、鬱達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要求政府與蘇聯恢複邦交。函中特別指出“蘇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製，……其顯揚民治，實吾良友”雲雲。由於對蘇聯革命的讚成與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逐漸滑向另類，並對中共的思想與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與之相反，他對中共與蘇聯皆無好感，公開表示反對。除了反共，傅同樣反蘇，“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17]。
在傅氏的眼裏，共與蘇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繩上拴著的兩隻螞蚱。對這兩隻山林草莽中連蹦加跳的螞蚱，他心生嫉惡，欲加以鏟除滅之而後快。[18]按傅斯年的說法，中共緊隨蘇聯其後，學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製，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19]因而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認為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一片荒漠等。
陶孟和早年曾對蔣介石本人和國民政府寄予厚望，並與蔣本人有過接觸。按金嶽霖晚年的說法，“從他的家庭著想，他是可以當蔣介石朝的大官的，可是他沒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為他住的地方真是講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沒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錯了”。又說：“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舊民主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會民主，但是也沒有這方麵的活動。”[20]
金嶽霖說的當是老實話，陶孟和不是一個刻意追求做黨國大員的人，如果刻意要做，憑其與黃郛、錢昌照、沈怡的姻親關係，應該大有希望。抗戰期間，陶以無黨派人員和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出任國民政府參政會參議員，開始涉足政界。但隨著對國民黨及蔣家王朝認識的逐漸加深，他由失望漸漸產生反感。後來隨著主持多項農村經濟與社會狀況調查，以及整個社會政治向心力轉移，陶改變了自由知識分子的精英姿態，“左傾思想日益強烈”。在李莊時期，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已呈不可遏止的糜爛狀態，陶孟和引用原清華大學校長、時任農林部部長周貽春的話對手下的同事說：“國民政府已經爛到核心了（Rotten to Core），就是說不可救藥了。”[21]麵對這個“不可救藥”的政府，有一些所謂社會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趨炎附勢，竭力維護這個“核心”。為此，陶孟和以嘲諷的口氣舉例說：“這種人見到政治高層人物，屁股坐在椅子邊邊上，不管對方說什麼，他隻公雞啄米似的不住點頭，哈喲哈喲地連連稱是，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惡。”可見這個時候的陶孟和，除了保持自己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大節，對國民黨政府以及“核心”確是深惡痛絕，對蔣介石本人也不抱大的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