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事實證明，李約瑟的預言說對了一半，20年後的中國大陸盡管有了原子彈和氫彈，以及足以鎮壓一切敵對勢力的堅硬坦克和裝甲兵器，但離“科學國家”還有一大段距離，更談不到“主要”和進入世界發達國家的主流。而國民黨控製的台灣孤島，其科學的發展同樣緩慢得令人感到窒息。1962年2月24日，當台灣“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欲選舉新一屆院士時，李濟在演講中曾對台灣的科學前景持以“不敢樂觀”，且有些悲觀的論調。盡管主持會議的胡適大不以為然，未過幾分鍾便倒地不起，但仍然無法改變殘酷的現實，中國海峽兩岸在抗戰勝利的半個世紀之後，仍然沒有成為一個世界公認的、規範的“科學國家”。倒是後一點被李約瑟有幸言中，中國人民不但沒有屈從日本侵略者的誘降和血腥屠殺，最終以民族的堅強與韌性，於腥風血雨中取得了抗戰勝利。
6月13日，李約瑟來到位於李莊鎮張家祠內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進行訪問，同時做李莊之行的告別演講。演講之前，一個意外插曲的出現，給眾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便是陶孟和與傅斯年兩個冤家對頭擯棄前嫌，握手言和。
由決裂到言和
盡管陶孟和是傅斯年的師輩人物，傅卻一直不把陶當長輩看待，除了前麵早已敘述的陶孟和所率領的隊伍，並非是梁山晁蓋、宋江那幫兄弟的嫡係，也不是二龍山入夥的魯智深、楊誌、武鬆等強勢集團，而隻是如少華山入夥的史進、朱武等輩，雖踏進梁山大門，卻一直未能取得各門各派武林高手敬慕。更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領的這支滿身“土包子”色彩的隊伍，多少年來一直未有大的改觀，歐風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頗有風刮不透、水潑不進的頑石狀加外來單幹戶的味道。在藏龍臥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這支隊伍也隻能是謹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居於花和尚魯智深、黑旋風李逵、矮腳虎王英，甚至一丈青扈三娘，或蒸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孫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與此相反的是，作為最早入夥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種先到為主，占山為王的霸氣、驕氣與傲氣“三氣”疊加之態勢。正如時任《中央日報》主筆的程滄波所說：“我與孟真接觸頻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時，當時南京成賢街的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蔡先生常常住在裏麵，我常去盤桓，和楊杏佛陪著蔡先生吃飯的機會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飯的，在飯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壺紹興酒，大概是六兩。蔡先生一個人獨酌，我們陪他吃飯。蔡先生酒吃完，接著吃幾塊烤麵包。孟真也常去吃飯，當時孟真見著人，總是昂起了頭，有時仰天噓幾口氣，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12]
程氏隻看到對方鼻孔朝天、對天噓氣的霸王神態，可能還沒領教傅斯年狂話連篇、目空一切的衝天豪氣。據傅斯年自己坦白交代，國民黨北伐成功之後，傅氏與幾個同學在蔡元培家中吃飯，神情亢奮中，蔡元培與幾人均喝了不少的酒，傅斯年乘著酒興，以梁山好漢的做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們國家整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彝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爾其以外，都要‘郡縣之’……”此番張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微醺的蔡元培大為不快，蔡當場“聲色俱厲”地嗬斥道：“這除非你做大將！”[13]一句話如冷水潑頭，傅斯年大駭，轉頭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麵色，頓時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氣。——這個典故很形象地透出傅斯年性格中固有的囂張與跋扈本色。
試想，傅氏膽敢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放肆一把，作為一個原北大教務長、現在與自己同在一級別的研究所所長、國民政府參政員如陶孟和者，傅斯年又如何放在眼裏？
陶孟和為人生性老實平和，盡可能避免與人爭勝和交惡，但在許多事情上有自己的算盤，一旦算盤打得過多，難免令同行看輕。除此之外，陶、傅交惡，更深層的症結還在於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觀等諸方麵，或如後來中國大陸宣傳部門宣稱的“意識形態”不同與分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