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與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經曆了世間滄桑、離亂生死的陶孟和，沒有專門寫下懷念愛妻的文字，這倒不是說已與愛妻在生死兩茫茫中相忘於江湖，而是內心的苦楚與孤寂，非文字所能表述於萬一，因而選擇了沉默而獨自麵對苦難。據時在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巫寶三回憶：“李莊雖是一個文化區，但究與西南聯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濟是一理工醫大學，無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輩友好在此不多，經常來晤談者，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濟、董作賓等數人而已。同時陶老的夫人當時健康欠佳，後去蘭州休養，在抗戰後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時間住在李莊，生活孤寂可知。但處境雖然如此，他對扶植研究事業的熱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頭戴大草帽，身著灰短褲，徒步往返於鎮上與門官田的情景，猶曆曆在目。”[5]
當李約瑟到來時，剛剛57歲的陶孟和已是頭發花白，身軀佝僂，沉默寡言且有幾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李氏與陶孟和及大大小小的研究人員做了交談，索取了部分資料，對各位人員的精神風貌和研究成果給予了充分理解和肯定，並在日記中寫下“由此可見，即使在困難時期，川西的生物學、社會學的研究也很豐富”[6]等讚語。此次訪問，最令李約瑟感興趣的是社會科學研究所費時幾年、集中精力進行的抗戰期間中國經濟損失的研究工作。
在此之前，陶孟和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國各方麵的損失估計，以及戰後巴黎和會各方代表談判情形有過詳細了解和研究。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極富政治戰略眼光地向國民政府提出，“戰時經濟狀況及其損失應作為一個重大課題及早調查研究，以作為抗戰勝利後和會談判的依據”。[7]在這一學術戰略思想指導下，自1939年在昆明開始，陶孟和就集中精力組織人力調查研究淪陷區工廠及其他經濟文化機構遷移情況。
來李莊後，整個研究所的工作由原來的經濟、法律、社會學等諸領域，轉到了經濟學，並確定了以戰時經濟研究為主的總方針，開始了由調查問題、揭示問題，並協助政府解決問題這一重大政治經濟事宜的轉化。
在此期間，陶氏與研究所同人以“抗戰損失研究和估計”為題展開調查，著手編纂抗戰以來經濟大事記，出版了對淪陷區經濟調查報告及經濟概覽。也就在這一時期，受翁文灝主持的國民政府經濟部委托，社會學所專題研究了戰時物價變動情況；同時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委托，調查研究並完成了《1937—1940年中國抗戰損失估計》等科學性論證報告。這項極具社會和科學意義的調查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讚譽，一時為各方所重視。
令陶孟和為之扼腕的是，他與同事輾轉幾萬裏，含辛茹苦，耗時八年，以國際通用的科學計算方法調查研究出的報告，因戰後國共兩黨與日本政府的複雜關係，這批關乎國家民族複興大業的重要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廢紙，被當局棄之麻袋不再理會。最後的結局是：中國人民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打贏了，但國共雙方分別代表自己的政權，主動放棄了對日本政府的戰爭索賠，中國在戰爭中折合當時美元計算數額高達1000億元以上的各種經濟損失，全部付之東流，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賠償。此舉可謂悲涼、窩囊、“二駕轅”到了頂峰，徒令後世子孫悲憤交加、扼腕長歎。
辭別了陶孟和與社會學所一幫埋頭苦整，但並未預料到自己八年心血日後被國共雙方的當權者視為臭狗屎裝入麻袋扔入垃圾堆的可憐的研究人員，李約瑟走下山來，欲拜訪他心儀已久的梁思成。由於梁啟超巨大的光芒和社會影響力，可能當時介紹的人沒有提到也許更能令李約瑟心馳神往的一代才女加美人林徽因，否則以他好奇和愛美的性情，不會不在寫給夫人的信中加以提及——而事實上，他當時隻提到了“偉大的政治家和學者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
在上壩月亮田農舍的梁思成得到消息，盡管對李約瑟其人未曾相識，亦不了解底細，但想到一個外國人，不遠萬裏來到中國，並來到中國西南偏僻閉塞的李莊，這是一種什麼精神？由於階級和曆史的局限，此時的梁思成還沒有像延安的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所想到的“這就是國際共產主義精神”。但既然對方號稱為了中英文化交流而來，起碼也算國際友人合作的精神。因了這種精神，作為東道主的梁思成自然要盡其所能地招待一番。隻是此時梁家包括整個營造學社一貧如洗，平時吃飯都成問題，哪裏還有特殊的條件設宴招待？半年前，當費正清與陶孟和一道從重慶來到李莊時，這位來自美國的文化官員，親眼目睹了知識分子貧困的生活條件。費氏看了梁家與營造學社的窘迫狀況，曾勸梁思成賣掉身上的一支自來水筆和手表等物，以換取急需的食物維持生計。對於學者們如此艱難的生活狀況，費正清曾感慨地說道：“依我設想，如果美國人處在此種境遇，也許早就拋棄書本，另謀門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這個曾經接受過高度訓練的中國知識界，一麵接受了原始純樸的農民生活，一麵繼續致力於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學者所承擔的社會職責，已根深蒂固地滲透在社會結構和對個人前途的期望之中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