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害怕曆史。
曆史本來是一麵鏡子，不但不應該害怕而應該以之為鑒。中國五千年曆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奮鬥史，其中有相當厚重的曆史礦藏，內含豐富的曆史經驗，是一部飽蘸中華民族鮮血寫下的教科書。實踐證實，凡善於吸取曆史教訓的國家必然興長，不善於吸取曆史教訓的就容易喪失江山。秦始皇從害怡曆史到消滅曆史，企圖以燒毀史書、坑殺仕人、壓製不同意見來回避曆史，結果走向了曆史的反麵。
據考古學者報道，陝西鹹陽附近有五十厘米厚的灰層斷岩發現，可見秦始皇焚書坑儒確為史實。
其三，不施仁義。
綜觀中國曆史，桀紂為什麼被天？秦隋何以短命？就是因為暴虐不施仁義，以致失了人心。根本原因是忽略了“得人心者得天下”這句千古顛撲不破的真理。
第二，李斯是一代傑出的宰相。
李斯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人物，由於他個性的兩麵性，導致了他功過相抵，毀譽參半的結局。李斯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但最後卻墮落成了一個可憐的小人，最終被趙高害死。
李斯曾以著名的《諫逐客書》打動了秦始皇的心，也改變了他的命運。秦始皇終於重用了李斯，並成為了他的左右臂。
李斯以他政治家的洞察力，協助秦始皇駕禦時局，攻破六國，實現了中國的大一統，在曆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他力諫秦始皇反對分封諸侯，創立郡縣製，實施新官製，加強中央集權，為鞏固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立下了大功。他力奏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為中國文化的統一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足見李斯政治遠見之傑出。
李斯又是一個小人，他妒嫉和陷害才過於他的法家傑才韓非，反映了他的虛偽和狹隘。他倡議焚書坑儒，褻瀆和摧殘了中華文化，反映了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壓製不同政見的醜惡。他屈從和參與了趙高及秦始皇的小兒子胡亥的陰謀政變，篡奪了政權，把一個經過曆代艱辛建立起來的秦朝毀於一旦。
本書反映了他個性的兩重性，並突出表現了一令人性問題，即當私利不抬頭的時候，他可以是一個躊躇滿誌的政治家；但當私利占了上風之時，他又可以一落千丈，成為一個卑鄙的小人。李斯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本來憑他的雄才大略和豐功偉績，他堪以名垂千古，但他參與了陰謀勾當，又足以遺臭萬年，說明政治家和陰謀小人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轉化的根本原因在於私利占了上風。所以，在國家興亡、民族存亡之際，一定要警惕這種人的急速轉化。
李斯的兩重性導致了他的功過相抵，正如司馬遷所評價的，假如他不是因為晚年失節，那麼他完全可與周公、召公相比肩。然而中華民族從來是最重氣節的，豈容變節的小人？
這就是李斯，這就是曆史，無情的曆史。
第三，呂不韋既是一代傑相，又是一個典型的亂世英雄。
呂不韋原本是個商人，因為發現了一件奇貨——秦國在趙國的人質（名異人）而突發奇想，不願再當商人，想在權力上玩一把。
於是傾盡家產躋身政壇，擁立了兩代秦王，終於當上了宰相、仲父而權傾朝野，相當於無冕之王。如果不是因為遇上了秦始皇贏政，那麼他完全可以進一步稱王稱帝而雄霸天下。
呂不韋的性格是雙重的，他既是一位胸襟坦蕩的政治家，同時又是一個陰險詭譎的陰謀家。他既廣施仁義又心懷不軌，所以他既擁立了秦莊襄王（子楚）及秦始皇，又對秦孝文王（安國君）尤其對莊襄王的死有重大嫌疑，史載：“國人皆疑之。”
呂不韋既聰明又愚蠢，他不善於隱晦而鋒芒過露。他用《呂氏春秋》“增減一字者，賞千金”進行民意測驗，以顯示他的勢力，而恰恰這一顯示，使年輕的秦王感到了他的咄咄逼人而決心除掉他。
所以，呂不韋的死是悲劇性的。
呂不韋又是一個很講義氣、很重仁道的人，所以他死後，竟有幾千人在秦始皇的高壓下，不顧生命危險，千裏迢迢趕到蜀地去開追悼會，並把他的棺木扶運到他的封地安葬。
本書集中表現呂不韋傾盡家產擁立兩代秦王的非常之舉，以及掌實權後的出色的經國之才，突出了這位既是一代傑相又是一個亂世英雄的秦代奇人的非凡才華。
第四，趙高是一個陰謀頗覆者。
趙高是本書的反麵人物，也是重要人物。他是一個陰謀顛覆者，趙國的複仇者。他的謀略陰險而狠毒，可以說就是趙國安置在秦始皇身邊的一顆定時炸彈。他長期隱忍，長期深伏不露，直到秦始皇病重才開始顯山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