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老夫聊發少年狂
密州，山東古郡，民風淳樸，與景色華麗美女如雲的蘇杭相比，自是另一番風味。自密州始，蘇軾矯情的本性不改，自吹的習慣沒變，酸溜的文風如一，無聊的處世態度依舊，但他也算是在努力改變了。
在密州，因為是一把手，加上密州的和尚與妓女比杭州少了許多，蘇軾總算是有時間去做一些地方官應該做的正事。詩詞的風格也一變在杭州時的綺糜情色悶騷，有了一絲豪放和清新的意味，透露了一點真誠，盡管這種風格的詩文數量很少。
更重要的是，看到王安石罷政，他覺得自己似乎有了點希望，對政治的興趣也比在杭州時強了些。加上密州的人也窮點，蘇軾不好意思像在杭州那樣瘋玩了。
無論是對朋友還是對朝廷，他都一再聲明自己是想弟弟了，如果到山東工作，兄弟倆就可以經常見麵喝酒了。
可稍微考察一下他請調的時間，就會看出點玄機。
當時恰是王安石因身體原因而首次罷相，新宰相韓絳上任。蘇軾恰當其時的向上級提出調動，實際上是給朝廷提個醒：當年製科考試的高才生還在杭州蹲著呢，不要把我給忘了，仁宗皇帝可說過我是當宰相的料！
不過要求提得當然比較委婉，哪能直接說想進京當官呢？就繞了個彎子，提出要到山東去工作，好見見老弟，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有人情味的借口。
為了更直白地提醒新政府，蘇軾不惜再掄大掌，寫了一封《賀韓丞相再入啟》，說韓絳當宰相的消息“傳聞四海，歡喜一辭”，全國人民歡欣鼓舞萬馬奔騰。然後保守的蘇軾說了這麼一句話：“竊以君臣之間，古今異道。”接著他卻又繼續反對變法，說朝廷的工作應該是“任人而不任法”，就是強調人的作用大於法的作用。隻有強調人的作用，才會讓官員們“責重而憂深”，才會努力工作。
那麼現在的皇帝應該如何工作？蘇軾建議應該“一切不問，而聽其所為”，這樣就會“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
這種工作方法，仍然是老一套的翻版，真是既省心又省事。
蘇軾把韓絳寫成一個文武雙全的英雄，“忠誠在天，德望冠世”，“挺然而純粹精”，“頹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舍，出入四方之險夷”。說韓絳上台以後，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樣胡搞一氣。
再下來就要拉私人關係了，說自己“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對韓絳非常有感情，現在見到韓絳當宰相，真是喜歡得涕淚橫流，無法可想。
可惜的是，韓絳一力繼承王安石衣缽，變法並沒有受到絲毫影響。蘇軾因為其愚蠢的政治觀點而隻能繼續在地方上混。
一看討好韓絳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蘇軾心裏就有點不爽，要發牢騷了。在按例呈上的《密州謝上表》中，說，我明知自己不稱職，但工作還算努力。離開京城已經好幾年了，也得不到提拔，我被搞得是“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偽”。現在我請調密州，就是想和弟弟離得近一點，想不到朝廷“以為人無賢愚，皆有可用”，立即答應了我的請求，我對此非常感謝！我一定要努力工作，“使民之安臣”，也就算我在報國了。
在《密州到任謝執政啟》中，牢騷更是直接，說密州這個地方，“帶山負海”，名字雖好聽，卻不怎麼好玩。而我呢，“多病無功”，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大用了。朝廷正勵精圖治，“方以求賢為急”，“宜得敏銳兼人之器”。像我這種“天與愚忠，家傳樸學”之人，常“議論止於汙俗，交遊謂之陳人”，一點本事沒有，不被朝廷開除就已是萬幸了。現在朝廷大度，讓我在一個小地方做事，我“荷恩至深”，真不知如何報答！隻能“鐫磨朽鈍”，使勁幹活，“雖無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
這些無邊酸話，根本就是不能腳踏實地在地方工作而又極度自以為是的滿腹牢騷的典型表現。他一邊向朝廷抱怨自己不得大用，一邊又寫信給朋友說自己早就不想當官了。在《與楊濟甫》中說：我在杭州工作結束以後，“官滿本欲還鄉”，歸隱田園，僅僅是因為“舍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所以請調密州，“私願甚便之”。現在看來，回去掃墓又要推遲幾年了，隻能在此“瞻望墳墓，懷想親舊”，想來“不覺潸然”。
酸歸酸，活還是要幹一點的，密州太守，軍政一把抓，一州生民之所依托，總不能天天坐在那裏發酸吧。
為了表明自己勤於政事，蘇軾還沒到密州，就根據一路上聽到的傳聞，寫了《論河北京東盜賊狀》，順便打擊變法成果。
說最近河北與京東一帶“蝗旱相仍，盜賊漸熾”，農村的情況讓人憂慮，所以我要講幾句，說不定對治國有幫助。
蘇軾說山東“常係社稷安危”，不能不重視，接著大賣曆史知識，說曆朝皇上都是如何重視河北山東的。然後聳人聽聞的對神宗說：皇上你自上台以來，天災不斷，“公私匱乏，民不堪命”，“蓄積之家，例皆困乏”，無論窮人富人，日子都很難過，結果弄得強盜遍地，到處都是打砸搶。
這簡直就是在指責王安石當政數年無功皆過。但蘇軾寫文章很強，他沒提王安石一個字，甚至不提變法一個字。
那麼，如何才能解決這個嚴峻的問題呢？他沒有什麼見解，更談不上提出什麼有效的措施，最多賣賣好心腸子，說隻要心腸好一點，“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幸廢刑，不以災傷撓法”，這樣一來，天下必然就太平無事！
這種治國理想，簡直比幼兒園小孩過家家還要天真可愛。
為了讓自己在密州任上幹得輕鬆一點，他向朝廷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給密州減稅。這一條最省心省事，假如各州都提出這個建議，國家的財政還靠誰來保障？
第二，減免密州的鹽稅，讓老百姓靠煮海賣鹽為生。說這樣一來，老百姓“人非木石，寧不感動”，就不會做強盜了。蘇軾還從理論上證明，如果減免小商販的鹽稅，國家說不定還能從大商販身上多收點稅，因為小商販有利可圖了，就會從大商販那裏多批發貨物，大商販的交易量上去了，國家的稅收當然就增加了。這種經濟理論真是強悍！
第三，強力捕盜，開展嚴打工作。這樣使“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社會治安就會好起來。蘇軾不懂發展生產才是硬道理，隻知“以盜賊為急”，在密州期間也曾親自磨刀帶人進山追捕盜賊。確實難為他了。
為了使自己關心政治的印象在朝廷上得到強化，蘇軾在短時間內再寫《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當時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正在推行手實法，為的是進一步完善家庭財產登記製度，並據此評定戶等，好依法收取免役錢。惜乎此法在推行過程中擾民太甚，搞得民怨沸騰，效果非常不好。
蘇家和呂惠卿是徹頭徹尾的對頭。蘇轍在三司工作期間，就是被呂惠卿欺負走的。因此，蘇軾隻要一有機會，就會對呂惠卿竭盡攻擊之能事。
這一篇《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就是直接針對呂惠卿而來的。
蘇軾先對韓絳說密州這個地方“過客稀少”，真是可以長期待下去的地方。就是窮了點，蝗蟲也多了點，老百姓的日子不好過。再加上“方田均稅之患”，政府想按照土地來平均稅賦，走路的人都知道這不是好政策。然後感歎道：“稅之不均也久矣！”老百姓也認了，沒有什麼怨言，反正怎麼搞都是不公平的，又何必再改來改去的呢？
這就是一個有遠大政治抱負的官員的政治態度!
下麵就提到了手實之法，立法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訐耳”，就是鼓勵老百姓互相揭發，並用很長的篇幅證明根本無法給百姓定出正確的戶等，“決不能知其數”，隻能做到大致差不多。
蘇軾還故作愛民姿態，說他在杭州工作期間，每當“執筆斷犯鹽者，未嚐不流涕也”。現在到山東一帶，因為政府不搞鹽專賣，囚犯也就不是太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
注意，這是蘇軾說漏嘴了，他剛剛還攻擊過山東民不聊生老百姓流離失所，現在卻為了攻擊在江浙一帶實行的鹽法，轉頭又說山東的老百姓生活安定。真不知該信他哪一句！
蘇軾最後陰陰地對韓絳說：“軾不敢論事久矣。”
為什麼不敢論事呢？因為王安石在位！
接著再拍韓絳：“公深有拯救斯民，為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我才敢“複發其狂言”，大吹一通，“可則行之，否則置之”。他還故作神秘地對韓絳說，希望不要把他的這篇文章告訴別人，免得自己“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就是怕變法派搞他一下，“幹冒威重，不勝戰慄”。
其實他明知上呈宰相的論疏是要登在邸報上作為內部文件在全國傳閱的，說這種話純是內心陰暗的表現。
可是王安石再執政，親廢手實法，蘇軾卻沒有一句表示。
隻拍韓絳一人還是不夠的，畢竟韓絳是王安石一手推薦上來的，不容易把蘇軾看在眼裏。為此，蘇軾連寫兩書呈給先朝元老文彥博。文彥博正以守司空兼侍中判大名府，例兼北京留守，威望還在。
注意，此間蘇軾沒有寫一書寄與前宰相韓琦，當年韓琦上書論青苗法而被朝廷處理，已致仕在家，在政治上徹底沒戲了，反正韓琦也快要死了，蘇軾不必再去討好韓琦。
在《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中，說山東人窮，又喜歡打架，很難管理，我到密州以後，加大打擊力度，高額懸賞捉盜，現在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用竟勸，盜亦斂跡”。
原來解決社會治安問題是如此容易，比寫文章還容易。
蘇軾說文彥博“以天下為度”，如能出麵向朝廷推薦這一做法，效果肯定很好。而現在的士大夫們，特別是王安石手下的那些變法分子，“好輕議舊法”，都是不懂事的人。這些人經常亂改法律，有時甚至前後矛盾。蘇軾很憤怒地問道：“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製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
這樣也就明白他為什麼獨把此信寫給文彥博而不通過正常途徑向朝廷提建議了，原來背後講了人家壞話，擔心受到變法派的打擊。
蘇軾說：我“愚蠢無狀”，負“孤危之跡”，現在講了這些壞話，明公千萬不要對別人說，“猶幸明公密之”，不然我就完蛋了。
這是蘇軾明確把自己擺在文彥博門下走狗的地位了，偷偷寫了一封信講政府壞話，而又求人不要泄密，其滿肚皮的小心思，深值回味。
不久，蘇軾又寫了《上文侍中論榷鹽書》。先是不顧一切地猛捧文彥博，說“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就算被貶在外，也是一言九鼎之人，所以我想再跟你說說掏心窩子的話。
此信的目的是要反對老朋友章惇提出的在河北與山東一帶推行政府鹽專賣政策。說現在私鹽太多，如果強製推行鹽專賣，後果“正與淮南、兩浙無異”。犯法的人太多，幾乎無法阻止。這樣考慮下來，千萬不能在此地推行鹽專賣。
蘇軾還嚇唬人說，“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脾氣都很暴躁，壞蛋比例很高，真要強力推行鹽專賣，後果不堪設想，“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請明公一定要向朝廷爭辯，但不要提是我說的。
他確實很辛苦，也讓人同情，費了很大力氣接連給朝廷大員去信剖談國政，卻沒有收到一點回音。
蘇軾嘴頭上反對變法，瞧不起掙錢的人，事實上他非常清楚錢是好東西。做了一把手，更知道錢好。問題是，王安石在變法中“減定公使錢”，大幅裁減公款吃喝招待費用，蘇軾手裏能支配的票子不多了。
公使錢不但包括酒水飲食和小姐費用，還可以包括買禮物送人的費用，這是一個刺激讀書人當官的重要誘因，也是北宋官場貪汙腐化惡俗成風的主要動力之一。公使錢的減少，直接導致官員日子過得不爽，玩起來就不能酒醉夢酣淋漓盡致。
對此，蘇軾非常有意見，他早就宣布過，我們士大夫遠離家鄉出來當官，“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一方麵是為了國家做點事情，但玩得也要開心，“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當官人家“若凋敝太甚，廚傳蕭然”，就會國將不國，“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朝廷沒有理蘇軾，公使錢的數量大為減少。加之蘇軾到密州後，地窮且少風雅，請客的人不多，密州不再是“酒食地獄”，他反而覺得不習慣了，嘴裏沒味道，當然就要發牢騷。
在《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中，蘇軾很酸地說“眼看時事幾番新”，卻與我毫不相關，我也不想做什麼事情，“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雷鳴撼四鄰”。他似乎是忘記了是自己請調來密州的，卻來反問是誰把他勸來這個破地方的，“何人勸我此間來”，這裏一點也不好玩，沒有歌聽也沒有酒喝，樂器上結滿了蜘蛛網，酒壇子上也落滿了灰塵，蝗蟲倒是不少。雖然工作沒有什麼意思，“為郡鮮歡君莫歎”，可總比那些在京城忙來忙去的變法派們日子過得爽吧，“猶勝塵土走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