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嘴裏仍有酒氣，拿眼斜了王閏之幾下，覺得沒有外麵的歌妓解風情懂藝術，很不高興地放了一句話：我“政雖無術，心則在民”，說著腳步一歪，出了門，又弄了幾個狐朋狗友去西湖玩了。
幾個人一道，坐在“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看著湖麵上船來舟往的，美女自然也不少，蘇軾的詩性又要發作了。恰當此時，“湖心有一彩舟漸近亭前”，船裏“靚妝數人”，打扮得都很漂亮，“中有一人尤麗”，“年且三十餘，風韻嫻雅，綽有風度”，彈著古箏，像是個音樂家。
蘇軾受不了了，也不考慮什麼修養了，拿自己那兩隻有文采的帥眼色迷迷地直盯著人家看，“競目送之”。
旁邊一人就問蘇軾：想不到蘇大人如此好色啊，不怕影響你在大眾情人心目中的純情形象麼？
蘇軾白了那人一眼：你講的這是什麼話，我一個大文豪，詩人，藝術家，多看幾眼漂亮女人，這是風流瀟灑，是藝術行為，最多也就是文人無行，怎麼能算得上好色呢？
正說著，船已前去，漸漸沒了影子，“曲未終，翩然而逝”。
蘇軾咂吧了幾下嘴，覺得餘味不盡，異常可惜，於是“戲作長短句”以記這一豔遇，此即《江神子·鳳凰山下雨初晴》：
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
一朵芙蕖，開過尚盈盈。
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
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
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
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清。
看著眼前的數座秀聳青峰，蘇軾不禁惆悵無比，對湖長歎，“欲待曲終尋問取”，可惜美人已經攜箏乘船走遠了。
蘇軾心情鬱悶，神經不穩定，也直接導致兩個官妓的職業生涯受到了影響。
《澠水訪談錄》記載，蘇軾通判杭州時，“嚐權領州事”，有一個官妓老了，不想再做這種為公仆服務的工作了，於是申請退休，“以年老乞出籍從良”。
蘇軾看了申請以後，大筆一揮：“九尾靈狐，從良任便。”
又有一個官妓，名叫周生，“色藝為一州之最”，聽說這件事後，也想申請從良，好找一個合適的男人結婚生孩子過正常人的生活。蘇軾知道這個周生長得漂亮，滅火效果好，也不罵人家是“九尾靈狐”了，隻把大筆一揮，判道：“慕周南之化，其意雖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意思是說，申請從良，這個想法是好的，值得肯定，不過嗎，這個工作總得有人來做，所以不許！
美女周生隻好含羞忍淚，回去做自己的本職工作了。不知她有沒有機會親自為蘇大老爺全麵服務一次，也許蘇大老爺會高抬貴手放她一馬。
最近這段時間可是忙壞了，又是泡妞又是寫詩又是作畫又是狂笑，更要命的是，他是名人，捧臭腳的人太多，酒局自然也太多，“部使者知公頗有才望”，都想和他“朝夕聚首”。蘇軾才氣高名聲響頭頂的光環也粗，惜乎酒量不行，“不勝杯酌”，結果“疲於應接”。正所謂西湖小酒天天醉，喝傷了身體喝壞了胃，蘇軾很不客氣地把杭州任所稱為“酒食地獄”。
不行！總是這樣喝酒泡妞也不行，還得到廟裏去接點子仙氣來休養身子骨，這樣他又想到了和尚。
蘇軾喜歡和尚，又確實喜歡女人，實在是魚與熊掌，都舍不得放開，真的很為難。架不住蘇軾才氣大，聰明，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帶著女人去調戲和尚。
說有一個大通禪師，“操行高潔”，對外人要求嚴格，有潔癖，“人非齋沐，不敢登堂”。隻有蘇軾偏不理會這一套，“一日挾妙妓謁之”。大通禪師非常生氣，斥責蘇軾：你雖然文人無行，我這裏是佛家淨地，你不要瞎搞行不行。
蘇軾一見大通生氣，對懷裏的妙妓笑著說：沒有事，我才氣大，會寫詩詞，馬上把他搞定。說著甩手就寫了一闋《南柯子》，勸大通禪師“山僧莫皺眉”，“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讓妙妓唱給嚴肅的大通禪師聽來消火。
大通禪師被蘇軾搞得實在沒有什麼法子，恨不能放狗把他咬死算了，又怕破了佛家嗔戒，隻好任他在廟裏胡搞瞎折騰，“盤桓終日而罷”。
但蘇軾是不允許和尚真的喜歡女人的，不然犯他的忌諱。
杭州靈隱寺有個和尚叫了然，其實對世情不能了然，竟然暗戀營妓李秀奴。兩人“往來日久，衣缽殆盡”，結果秀奴要跟他絕交。了然為情所困，眼淚亂淌，一天喝醉了酒又去找秀奴，秀奴不理他。了然借酒生事，竟然用少林拳一拳將秀奴打死了。
蘇軾審問，偶然看到了然的胳膊上有刺青，原來是兩句詩：“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
蘇軾看罷大笑，“舉筆判詞，押僧赴市處斬”。蘇軾才高，判詞也寫得才氣縱橫，語氣是刻薄了點，但對於罪犯，也不必同情。判詞是一闋《踏莎行》：
這個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空持戒。
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
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
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回到家後，蘇軾眉眼亂飛地把這件事講給王閏之聽，想不到又被王閏之搶白了一頓，說你也是一個有名的文人，怎麼能這樣幸災樂禍呢。和尚縱不好，他也是一條人命。秀奴就算有錯，也是一個花齡女孩。你這個嬉皮笑臉的態度，表麵上看著瀟灑，想來卻讓人寒心。
蘇軾低頭一想，好像自己確實有點不是東西，人文素養連老婆都比不上。
但他是不能容忍老婆批評的，表情冷漠地對王閏之說：你不要以為我天天在外麵泡妞，我那都是在跟同誌們談正事呢。說著吹了吹大胡子，氣哼哼地回書房練毛筆字去了。
蘇軾的正事，也是很風雅的。
在杭州任通判，本應該是一個容易得罪上司的職位。通判的任務就是和知府操事，並向朝廷打小報告，對地方領導起到監督和製約作用，所以當時的地方領導對通判都很煩心。有一個姓錢的愛吃螃蟹的知州就明確要求朝廷把自己派到一個“有蟹無通判”的地方去任職。
蘇軾則不然，他不講工作原則，加之態度和藹，有修養，並不會為了國家小事而影響了個人大事。在杭州任通判期間，盡管頂頭上司換了好幾個，可蘇軾和他們相處得都很好，一個也沒有得罪過。
蘇軾在杭州遇到的第一任太守是沈立。
沈立為了歡迎蘇軾的到來，帶著蘇軾到吉祥寺去看牡丹花。花不是白看的，蘇軾寫了一篇《牡丹記敘》。先來一通奉承再說，“今公自耆老重德”，“家書二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而我“又愚蠢迂闊”，但越是這樣，我的文章寫得越好看，而那些“托於椎陋以眩世者”，寫出來的東西“又豈足信哉”？
後來蘇軾知揚州，揚州也有花會，場麵也很宏大。蘇軾卻大筆一揮，指舉辦花會是“揚州大害”，不辦花會，“雖殺風景，免造業也”。
現在蘇軾卻非常聰明地沒有說杭州花會一個字的壞話。
同誌們遊玩之餘，總是要擺幾桌，弄點吃的喝的玩的。
有一次，大家在喝酒的時候，要行令，正好有兩個笨蛋發酸，其中一個說：“孟嚐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
另一個酸人說：“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
蘇軾早就想好了一句：“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
南宋俞文豹在《吹劍錄》中記下這個故事以後，加了一句：蘇軾的這句話，“蓋為荊公發也”。牛僧孺是唐朝的一個宰相，在這裏借指王安石。
蘇軾這個人也聰明，一般他要講什麼是不會直接說的，隻會正話反說，陰話涼說，醜話好說，讓人隻可意會，不可言傳，抓不住他的把柄。
不過蘇軾是白擔心了，王安石在政期間，沒有搞過一場文字獄。
除了喝酒泡妞玩西湖，蘇軾還時不時地跑遠點，去看海潮，或者經常出差。
有一次，到湖州考察堤壩工程，得到知湖州的孫覺的接待，這個孫覺剛從京城貶下來。蘇軾喝了幾杯酒，就寫《贈莘老七絕》勸孫覺說：我和你都離群很久了，早已是“耳冷心灰百不聞”，現在我們約好，都不許談政事，誰敢犯規，罰一大杯酒。
這個不聞政事的酸人其實是不怕被罰酒的，他每寫詩作文，基本都要借各種機會嘲笑新法和那些推行新法的人物。數年以來已形成了慣例。這是蘇軾行文陰陽怪氣的直接原因。
對於朝廷正在推行的農田水利法，蘇軾一肚皮不高興。現在被迫來考察湖州堤壩情況，他說：“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就是寧願閑坐著看河水向東流淌也不願開工建堤壩。
蘇軾是不會閑坐著的，他還要請孫覺“暫借官奴遣吹笛，明朝新月到三更”，要玩一個通宵才爽，還說他明早就要走了，並不是因為想老婆孩子了，“去年臘日訪孤山，曾借僧窗半日閑。不為思歸對妻子，道人有約徑須還”，原來是想和尚了。
沈立離任後，蘇軾並沒有被扶正，接任杭州太守的是陳襄，也是一反對新法的蠢貨。
在這年的送杭州士人進京考試的歡送會上，蘇軾替太守陳襄寫了一篇《送杭州進士詩敘》，坦白地指出：我們文人參加考試，為的就是升官。誰說考試不是為了求得官職，那是虛偽的。
蘇軾又很講氣節，他對年紀輕輕的考生們說：如果同學們隻想升官而不講原則，隻看現在的政治風氣而改變自己的誌向，“視時上下而變其學”，就不是好同學了，是要批評的。
蘇軾非常委婉地教育這些考生：不要進京以後就跟著王安石的後麵跑，要看清方向站好隊，否則就是不講原則。然後又要求考生們要聽陳太守的話，做一個堅持原則勇於保守的迂腐的好同誌。
也不能說蘇軾在杭州就徹底地萎靡，在《行香子·過七裏灘》中，蘇軾就嘲笑了那種不思進取釣取空名的為官態度：
一葉舟輕，雙槳鴻驚。
水天清，影湛波平。
魚翻藻鑒，鷺點煙汀。
過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畫，曲曲如屏。
算當年，空老嚴陵。
君臣一夢，今古虛名。
但遠山長，雲山亂，曉山青。
這是他到富陽桐廬一帶遊玩時所作的一詞，上片寫所見景色，清新自然，是蘇軾文筆的特點，別人學不來的。
看下片，蘇軾筆鋒一轉，算算當年嚴子陵，幫著劉秀打天下，功成名就之後，卻隱居富春江上，“君臣一夢，今古虛名”。
不知道蘇軾所汲汲追求的，又是什麼樣的一種“實名”呢。
他在通判杭州期間找不出一件像樣的政績來。陳襄來杭州以後，把杭州城裏的六口老井挨個掏了一次，出水多了點，蘇軾跟上寫了一篇《錢塘六井記》。結果不得了了，硬是被蘇粉們吹成一件大事，表明蘇軾有心“因法以便民”。
蘇軾會做宣傳，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就這麼一件掏幾口井的事，竟被他吹成了一項利國利民的大工程，說六口老井修好以後，正好遇上大旱，“自江淮至浙右”，所有水井都枯竭了，水比酒還貴。隻因我們有了這六口井，有喝的有洗的，老百姓都“誦佛以祝公”，衷心感謝陳太守。
然後蘇軾就發感慨了，說“餘以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天下大旱是不常有的，我們往往因為不常有的事情而忽略了喝水這樣緊急的事情，“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
蘇軾見微知著，從掏水井也看出了治國的大道理。可惜的是，他卻一個勁地反對王安石變法，他根本不知道，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其實也是要用不常有的手段來應對敵國入侵這種緊急的大事。
老是拍身邊這些被貶下來的同誌們的馬屁是遠遠不夠的，於是蘇軾開始更上一層樓，某天閑得無聊，寫了篇《仁宗皇帝禦飛白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