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計蘇軾是想“把盞一脫金縷衣”吧。
當年王詵招集好友聚眾淫亂，裏麵說不定就有蘇軾這位文壇巨大的才子。
這兩位藝術家的關係實在是太好了，好到狗屎塗不上牆的地步。當時流行互相送女人，這樣做對於兩位藝術家來說太俗氣，於是開始互送男人。
令人尊敬的高俅高先生，本是“東坡先生小史”，後被“東坡以屬王晉卿”，從蘇軾的手裏轉到了王詵手裏。可能是高俅受過蘇軾的藝術熏陶吧，小家夥實在是太可愛了，人見人愛花見花開，母狗見了都要翹尾巴。王詵不敢獨享如此寶物，又轉手把高俅當做重要的禮物送給了趙佶，大名鼎鼎的高俅高太尉就此隆重登場，為北宋的滅亡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蘇軾在開封所謂的“聲聞益遠”，大概也就是在這方麵比較有成就吧。
人總有發悶的時候，蘇軾覺得要找個話頭說說了。
剛好，要過年了，無論多少，家家都得準備點年貨，皇家也不例外。其中一個大項目就是要買燈籠，準備在元宵節用。用大把燈籠把皇宮裝扮得光輝燦爛，才顯得皇家富貴。
於是“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隻”。這算是團體采購，量大從優，降了點價格，皇家就討了點便宜。
蘇軾終於找到為民請命的機會了。因為是皇家的事情，在這件事上講幾句話，影響肯定是相當大的，所以，蘇軾一狠心，寫了篇《諫買浙燈狀》。
照例，在文章開頭，忍不住先自吹了幾句，說我經常替皇上你“深思治亂”，希望能給你“指陳得失”，並且真的希望同誌們都能像我一樣對皇上“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現在我就要對皇上講幾句真話，“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
蘇軾心腸好，一想起貧苦百姓心裏就難過，邊寫邊淌眼淚，說我聽人傳說皇宮下令減價購買浙燈四千餘盞的時候，“驚愕不信，谘嗟累日”，好幾天都飯吃得不香妞泡得不爽澡洗得也不幹淨。
為什麼我如此難過呢？因為那些“賣燈之民”，“例非豪戶”，他們“舉債出息”，就想在此時掙一點賣燈錢，以為“衣食之計”。皇上你作為百姓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讓百姓多掙點錢，可是皇上你卻“宣令減價買燈”，燈民就吃虧了。老百姓不知道底細，都以為皇上你為了這些“耳目不急之玩”，從老百姓口中奪食。這件事雖小，但卻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請皇上收回前命。
這話說得不錯，很中聽，其實也就是賣賣便宜擺擺好心腸。當時買燈，完全可以從大商戶那裏批發，而不是一隻一隻地從地攤上買，普通老百姓能吃多少虧？
再說了，皇家不買燈，老百姓手裏的燈賣不掉，貨堆在手裏，豈不是更完蛋？
神宗還是很給蘇軾麵子，連夜下令停止降價買燈，“即詔罷之”。
蘇軾一看，自己說話還挺管用，馬上受不了了，“驚喜過望，以至感泣”，收拾書桌，磨墨潤筆，精神飽滿的寫下《上神宗皇帝言事書》，“凡七千餘言”，引經據典，排比比喻反問設問，用盡了所有文學手法，猛談曆史教訓，借以“極論時政”。
蘇軾囉唆起來，很有司馬光的風格，先是極口奉承神宗，說是“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然後拐彎抹角的說了半天，終於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臣之所欲獻者，三言而已，曰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這和司馬光曾經一再向皇上提出的“曰仁、曰明、曰武”六字方針真是天殘地缺，絕配。兩人年齡不同，但在迂腐程度方麵完全不相上下。
蘇軾攻擊王安石為變法而設置的改革機構製置三司條例司說：自“祖宗以來”，一直是由三司管理國家財政，可是皇上你卻“創製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任由他們胡搞一氣，一心想著如何創造財富，他對此非常不理解：“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對文人來說，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蘇軾貶低王安石手下的那些改革者們，批他們忙來忙去的忙了近一年了，可是“富國之效，茫如捕風”，隻知道從國庫往外掏錢，賣幾千個度牒而已，“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
他當然不知道，任何事情都不是容易一蹴而就的，王安石變法後來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國富民強兵盛，這當然都是蘇軾所不願看見的。還好，《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東京繁榮景象勝過無數保守派無恥誣蔑。
蘇軾的見解是很奇怪的，他說：“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隻要民風淳厚，國家窮一點也沒有事。不然，就算是“雖強且富”，也難以持久。這真是一種奇怪理論，可見儒家提倡的所謂“恭讓”品性是如何深入蘇軾的骨髓。他根本不知道，如果做不到“強且富”，那是要被人家打得滿地找牙的，最後也是要亡國滅種的。
我們的曆史，已一再扇了蘇軾的耳光。
根據他的奇怪見解，蘇軾勸神宗“當崇道德而厚風俗，不當急功利而貪富強”。應該“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
所謂“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其實就是萬全養豬大法，讓老百姓吃飽了什麼都不想，是愚民政策的高級代表。他所追求的“民德歸厚”這一至高目標，在外敵的鐵蹄踐踏之下，不知將要從何“厚”起？
蘇軾囉唆了很多，基本都是這個調調。把正在推行的青苗農田水利等法全踩了一遍。扯著嗓子為那些豪商大賈們喊冤叫屈，說他們現在被變法搞得“皆疑而不敢動”。
對於王安石變法中貸款於民的青苗法，蘇軾也反對，理由極其無知，說什麼“青苗放錢，自昔有禁”，現在“始立成法”，雖說不許強行貸款，可誰又能保證在數世之後，沒有大批暴君汙吏出世，用青苗法來欺負老百姓呢？皇上你“能保之與”？
蘇軾繼續攻擊青苗法：想請青苗錢的人家，多是窮光蛋，“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這種人家，要是逼著他們還錢，就會“繼之以逃亡”；可不逼他們還錢，就得讓鄰人替他還錢，“均及鄰保”。不管怎麼搞，都會亂成一團糟。
蘇軾並且指責青苗法“不許抑配，亦是空文”。
如果每一條法令都被指責為“空文”，那最好還是什麼都不要幹了，不如大家一起回家洗洗屁股睡覺，然後等著餓死拉倒。
蘇軾還用想象中最嚴重的後果來嚇唬神宗：如果有一天，後世寫史說，“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
他也反對整頓農業提高農田生產水平的農田水利法，理由更是牽強，空言什麼“人心或搖，甚非善政”，“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針對在汴河兩岸試種水稻一事，蘇軾把自己當成農業專家，斷言“汴水獨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
可是當他眼睜睜地看著汴水兩岸長出了黃澄澄的稻米來時，卻一個字也沒有反悔過。這種人真是讓人鄙視。
蘇軾心腸好，擔心地方官員會借興建農田水利之機，“指人舊業以為官陂”，由此產生大量糾紛訴訟，“必倍今日”，這樣當官的日子過得就不爽了。
他非常糊塗地問道：“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他當然也要反對改革政府用工製度的免役法。以前政府用工，都是強行攤派到各家各戶，普通百姓的負擔相當嚴重，因為有錢有勢的人家是可以免活的。王安石針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改革，不再強行攤派，而是按人頭收取費用然後由政府雇工幹活。這一做法現在仍通行世界，是利國利民的大好舉措。但蘇軾不管這些，他的理由也是莫須有的，說，“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就好比“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蘇軾相信，鄉戶出力做差役，是應該的，是天生的。
蘇軾繼續說：差役這個事，雖然也有可能“以他物充代”，但那是不正常的，“終非天下所可常行”。現在行免役法，“數郡雇役”，又要向天下推廣，這肯定是為害天下的惡法。
為此他堅持要重行差役法，主要是考慮到他自己的利益不能受到損害，“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為的就是“亦欲取樂”，當官做老爺享受百姓的伺候，蘇軾認為這都是“人之至情也”。如果把當官的和有錢的人家逼得太苦了，“凋敝太甚，廚傳蕭然”，同誌們的日常生活一點都不熱鬧，“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蘇哥哥隻考慮自己的“人之至情”，就不願想想老百姓的生活苦不苦，這種政治思想簡直自私到亂石穿空驚濤拍岸的地步。
應該指出，在王安石提出免役法之前，蘇軾其實是主張改革差役法的，現在卻於“轉手之間兩論立焉”，怎能不讓人恥笑？
更有意思的是，司馬光廢罷免役法時，他卻又跳出來跟司馬光大吵大鬧加以反對，力勸司馬光，“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並一口氣提出了免役法的五大好處，簡直要把免役法說成一朵花。
真是讓人痛惜，此前他為什麼就不能對王安石變法說一句公道話呢？難道他的頭腦被門夾過嗎？被水淹過嗎？被天上的雷電閃擊過嗎？
如果有人以為蘇軾這是知錯就改回頭是岸，是快要成佛的表現，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在司馬光死後，他仍然繼續無端攻擊王安石，汙蔑所有變法項目，絕無一句公正之言，其中重點就是青苗法和免役法。
他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所有議論看起來非常雜亂，但其堅實的中心思想從未改變過：一是想省事省心，啥事不做就完成治理國家的大業，所謂“清靜無為”；二是亮開嗓子為富商大戶請命，堅持要讓富人的日子過得開心一點。普通百姓的利益從來不在蘇軾的考慮範圍之內。
那麼蘇軾對細民百姓又是什麼態度呢？在《策別厚貨財》中他說得很清楚：老百姓，不能讓他們太有錢，這些人所需要的“不過十金之資”，夠“衣食之費”，能養活老婆孩子就行了。一旦老百姓“稍稍蓄聚”，手裏有了兩個錢，“衣食既足”，那麼“心意之欲”就會越來越多，就想掙更多的錢，去吃喝嫖賭，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這樣越有錢就越貪，“未可知其所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