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武器
新聞觀察
作者：甘沁鑫
“社會學家之所以總是讓人有點生厭，那是因為他迫使人們意識到了人們寧願不知道的問題。”布爾迪厄就是這樣一個“不安分”的知識分子。1996年，他在法國的巴黎一台做了《關於電視》和《記者場與電視》兩個電視講座，試圖為電視解魅。稍後，講座內容被印成一本小冊子《關於電視》出版。該書引起了法國學界、新聞業界長達數月的爭論。這本書包含了兩個主題，電視的商業化流弊和新聞場對其他文化生產場的侵蝕。通過收視率這一壓力，經濟在向電視施加影響，而通過電視對新聞場的影響，經濟又向報紙、包括最“純粹的”報紙，向漸漸地被電視問題所控製的記者施加影響。同樣，借助整個新聞場的作用，經濟又以自己的影響控製著所有的文化生產場。
布爾迪厄在書中所指出的一些電視現象，比如電視新聞的同質化、電視不利於自由交流等，固然是恰當的。但是他的另外一些論斷，比如，如今在編輯部、出版社等地方，普遍都有一種“收視率心理”；人們處處想著經濟效益；新聞業是惶惶不安的人、貪得無厭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無恥屈服的人最多的行業之一等等，似乎否定過度了。法國全國新聞記者聯合會1966年修訂了《法國新聞記者道德信條》，再加上西方新聞媒體從業人員爭取內部新聞自由的鬥爭、新聞專業主義的傳統，以及二戰後對媒體社會責任的重視、受眾控製對法國新聞界的影響等等，新聞界的情形應該沒有布爾迪厄所說的那麼嚴重。當然，這也隻是我的推測，缺乏實證數據的支持。退一步講，布爾迪厄在書中把法國新聞界描繪得這麼糟糕，也許隻是他演講中的一種修辭，是為電視去魅的一種策略。
當然，布爾迪厄對於電視商業化流弊的反思是相當深刻的。但在書中他沒有開出可操作的藥方，隻是說道：“人們能夠並且應該以民主的名義與收視率作鬥爭。”台灣新聞學者李瞻先生分析台灣出現的電視危機後，提出了他的解決辦法——建立公共電視製度，讓媒體真正做到民有、民治、民享，並且列出了相關條件及具體步驟。這個思路值得我們借鑒。法國20世紀70年代以後逐步形成了公營和民營並行的廣播電視體製，公營電視雖然存在，形式上有些像英國的BBC，但政府對其的控製比英國大得多。
經過布爾迪厄的發展，場域理論成為一個具有相當普適性的元理論和研究範式。許多中國學者對西方語境下產生的場域理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本土化建構。我以為，在運用場域理論分析新聞場幹擾其他文化生產場自主性的時候，不妨更多一些寬容與理解。在中國人總體受教育水平有待提高的大環境下，在宣傳模式和商業化對媒體形成雙重挑戰的小環境中，有更多的電視知識分子走進演播間，有更多的報紙版麵上出現暢銷書的排行榜，這對於國人片麵強調經濟增長造成的心靈物化，或多或少會有一些補益。
此外，布爾迪厄在書中描述的法國新聞界存在的亂象，在中國也大量存在，比如追求強有力的煽動性和情緒效果，將社會生活轉化為逸聞趣事和流言蜚語等。這些問題有待新聞界同仁共同解決。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