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893年諾貝爾60歲以後，他的病情日趨嚴重。1894年給裏德貝克寫信說：“我的病況幾乎比以前更壞，風濕性病魔隔幾天就來侵襲我心髒的肌肉或那地方附近。我覺得隨時可見死神張開兩臂歡迎我。”1896年2月的信中說：“自從你走後，我的心髒常受病魔光顧，還遭受世間惡魔的痛苦。兩個傻乎乎的專家診斷了我的病痛，一個說是痛風性風濕病，另一個說是風濕性痛風病。這些晦澀的行話根本解釋不了我的心髒所受的重擊像馬踢的這一事實，而我身邊的馬並不可惡。”
1896年，諾貝爾在他一生最後一年中仍然在瑞典、法國和意大利之間奔波。這一年春天，他的心情似乎特別好，因為有幾件事令他很開心。第一件事是他在1893年從瑞典聘用了一位他很滿意的工程師索爾曼當他的助手。第二件事是他在1894年回到瑞典投巨資買下了博福爾斯公司，從而使他的報國之情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第三件事則是他比較妥善地處理了同索菲婭的關係。所以，這年夏初，他再次途經巴黎回到聖雷莫時，心情一直都比較舒暢。
1896年8月，諾貝爾的大哥羅伯特不幸死於心髒病，這一噩耗打破了諾貝爾平靜的心靈，他在趕回瑞典參加羅伯特的葬禮之後，順道赴巴黎治病，並在巴黎住了數月。他在逝世前兩個月在巴黎寫信說：“你知道我來巴黎是為了請一位著名的心髒病專家治病，他和我的醫生都說我的大動脈進一步硬化，不能再像往常那樣苦幹了。這並不是說我得整天閑著不幹事。隻是要盡可能避免緊張疲勞的旅行。”第二天他給助手索爾曼的信中說：“我為了心髒病要在巴黎留住幾天，一直要到醫生們商定最好的治療方法。他們開的處方是內服硝化甘油，這好像命運和我開玩笑。他們為避免嚇壞藥劑師和公眾，把它叫做特寧克酊。”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1896年11月21日回聖雷莫之前，竭力以輕鬆的語氣給貝莎寫了一封信，回答她對他身體狀況的詢問：
感覺良好嗎？--不，很不幸，感覺不太好，甚至還常常找醫生看病，這不僅僅和我的習慣相反，而且與我的原則相悖。說得形象化一些，我這個人沒有心；而生理上，卻有一顆心，也能覺察到。
但我有這麼一顆心已經夠了，我不願經受更多的苦難。我高興地看到，和平運動正在不斷發展。這是由於群眾有了文化，尤其應當歸功於那些和偏見、無知作鬥爭的人們。您在其中享有崇高的地位，這些使您不愧您那些崇高的稱號。致以衷心的問候。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
從巴黎回到聖雷莫後，從諾貝爾的信判斷，他那時的病情似乎好了些。有幾封信提到安德烈飛行到北極的事，表明他對瑞典的研究事業仍熱心不衰。
1895年2月，斯德哥爾摩專利局某部門主任--一位著名的發明家--在瑞典科學院做了一次報告，提出了一個乘飛船到北極探險的計劃。過去有許多探險者葬身於冰天雪地之中，沒有一個人達到他們的目標--提供有關北極圈的科學數據，填補地圖上的空白。
這個發明家叫薩洛蒙·奧古斯特·安德烈，他既是工程師，又是冒險家，而且還是一個精幹的組織者。他在青年時代就已越過大西洋，到過美國費城，學習了當時有關航空學的全部理論。他製造過一些氣球，在上麵裝配了牽引繩、導向繩和風帆，使之成為可操縱的飛船。他的飛行試驗在美國和歐洲都引起了轟動。科學院的成員傾聽了他的計劃，但對這項計劃是否切實可行仍有懷疑。報界以嘲諷的口吻評論這項計劃。不過，安德烈的計劃卻引起了一個人的興趣，那就是諾貝爾。他是在專利局結識安德烈的，他們在那兒討論了各種各樣的科學問題，盡管在每個問題上他們幾乎都持不同看法，可他們之間仍然保持著友好的感情。諾貝爾信任這位傑出的瑞典人，聽過講座後更加敬重他。安德烈周密地考慮了考察中會碰到的每一個困難--地理、技術、體力和氣象方麵的困難--挑選了三個優秀的學者和技師作為同伴。他需要12萬瑞典克朗來裝備和發射飛船，配置考察設備。諾貝爾完全可以提供全部經費，但他覺得如果公眾能參加捐款，就會加深這次考察的意義，起到相互推動的作用。因此，他捐獻了2萬克朗，同時建議安德烈向社會呼籲捐助。可是，新聞界對此仍然態度冷漠。於是，諾貝爾表示願意承擔一半的費用，並叫安德烈啟奏國王奧斯卡帶頭捐助。他擔保，如果國王答應資助一筆，剩餘的金額立刻就會有人來捐獻。結果國王同意了，諾貝爾的建議果然奏效。